騎行非洲的攝影師
讀 非 洲
有位中國青年騎行在非洲，常去一般人不便去、不敢去的地方，拍出了許多反映非洲的生活的珍貴照片。他的名字叫杜風彥。
在非洲，一個中國小伙騎著自行車，車上掛滿了各種物件。旁邊，一些非洲小孩歡快的跟著跑。這是在拍電影嗎？不是。這是本文的主人公杜風彥騎行在非洲。
和杜風彥是今年4月在廣州中非經貿文化周上認識的。經貿文化周的活動之一是攝影展，杜風彥和他的搭檔齊林是受邀參展的非洲攝影領域的高手。聚在一起聊天時，發現他是個有獨特的生活經歷和感悟的奇人。於是暗暗「盯」住了他。5月的最後一天，約好到他所在的北京物資學院交談。
杜風彥出生於山東曹縣，擁有五個孩子的家庭在經濟上不寬裕，他從小就養成了能吃苦的習慣。中學時，他曾在建築工地幹活、拾廢品。上大學時，只有第一年的費用是家裡提供的，然後就自力更生，他曾在圖書館和考古隊做志願者，後來在學校外面的網路科技公司做網站建設和維護的工作。畢業後，歷史專業的他投身IT業卻和程序代碼和設計打起了交道。不過，學歷史有助於他日後對攝影人文因素的理解，玩高科技不僅有助於提高他的攝影能力，並且在窮游中也發揮了作用。他告訴我，他曾用幫當地人修電腦換取吃住。
早期的闖蕩閱歷讓他的心變得挺野。他喜歡騎自行車，享受騎行的自由。2007年就開始了騎行生涯。他騎車去過北京、內蒙古，四川、西藏、青島、杭州等地，這為海外騎行拉開了序幕。後來，他到北京工作，在一家公司做技術總監。工作一段後，他覺得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2011年辭去工作後，他決定騎自行車環遊世界。
2012年9月，杜風彥在非洲開始了長達一年多時間的騎行，他先後到了埃及、蘇丹、衣索比亞、吉布地、索馬利亞、肯亞、烏干達、盧安達、坦尚尼亞、馬拉維、尚比亞、納米比亞、南非13個國家。他走進當地人的生活並和他們交朋友，用相機捕捉生活的中每一個細節。這次騎行，不僅圓了他的童年夢，也幫他確定了人生的方向。杜風彥的海外騎行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中央電視台、北京衛視、中國日報、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等媒體先後報道，法國、印度、南非等國際媒體也相繼報道；他被媒體譽為「非洲大陸騎行者」、「非洲講述者」，因為會武功，所以又被稱做「功夫小子」。
▲杜風彥騎行在盧安達，放學後的孩子們跟著車子奔跑
騎行非洲歸來，他到北京物資學院繼續教育學院當老師，培養影視藝術類的職教學生。當老師後，他挺盡責，不僅自己給學生上攝影課，還外請社會各界人士和學生們座談，開闊他們的視野。這次相見，他趁機「揩油」，讓我和學生座談。學生提問很踴躍，問的都是如何克服不愛學習或是不習慣和他人打交道等發展和完善自我的問題。學生們挺坦誠，這樣的學生，適合跟著杜老師學習。
當老師後，杜風彥不像以前那麼自由了。但他沒放棄海外攝影，特別對非洲念念不忘。他認為，當時的拍攝時間太短，沒來得及深入。他要繼續拍下去，於是他把所有寒暑假都放在了拍攝非洲上。2015年底，他與齊林商定長期合作來拍攝非洲。齊林原在國企工作，在肯亞呆過四年多，熟悉非洲。他在美國學過攝影課，攝影理念與杜風彥一拍即合。為了拍攝，齊林把工作辭了。他們給兩人組合取個名字，叫「杜齊眼」，專拍非洲紀實影像。2016年初，兩人重走非洲，拍攝「尼羅河肖像」紀實攝影項目。這次拍攝，他們事先做了功課，明確了主題——探索資源和人之間的關係。他們選定了幾個拍攝點，其中包括埃及的石灰礦和蘇丹的金礦。
埃及的石灰石礦區在開羅以南一百多公里的明亞。礦區綿延幾十公里，原來的一座座小山被一點點切割成幾十米深的盆地。路邊全是小礦區，礦區開採的石灰石被運到埃及各地用於製藥、水泥和建築業。工人都來自附近村莊，有很多童工。有些礦區24小時工作，礦區存在著很多安全隱患，電線亂扯亂拉，切割機很鋒利，礦工隨時有觸電和被切傷的危險，醫院又離得很遠，不少工人患上了塵肺病，雖然有NGO在幫助工人討回自己應得的權益，但目前還很難實現。礦區還存在污染問題，有些礦區開採之後成了垃圾填埋場，採礦中有太多礦工們辛酸的故事。蘇丹人淘金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了，他們是非洲淘金的老大哥。蘇丹人淘金遍布整個非洲，蘇丹的淘金業仍然是傳統工藝，造成了大量的環境污染、水污染、資源浪費等。淘金的過程中，很多工人的健康受到很大威脅，目前在蘇丹做苦工的多是南蘇丹人，背後有很多故事。他們克服困難，深入常人很難到達的一線拍照，用照片展示上述事實。
2016年6月，他們開啟了第二個項目。前往非洲第二大貧民窟基貝拉拍攝，拍攝記錄拳王、貧民窟電影導演和街頭流浪兒童的故事。
基貝拉曾是內羅畢市郊的森林。殖民地時期，英國人疏於對肯亞首都內羅畢的規劃。1920年，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努比亞士兵退伍後被分配到基貝拉居住。在英國殖民政府默許下，該定居點不斷擴大。這時的努比亞人，已經失去先前的部落特徵，沒有權利主張「土著保護區」中的土地了。1963年肯亞獨立後，政府頒布新規，基貝拉成為非法定居點。但是生活在那裡的人並沒搬離。獨立後的非洲，人口快速增長，大量集中在城市，內羅畢更是爆炸性增長。在內羅畢找工作的鄉下人在市區內住不起，就集中到這裡，努比亞人借勢建了不少簡陋的房子，向他們出租。租戶們都是窮人，而基貝拉房租不貴，所以，住的人越來越多，形成了肯亞最大的貧民窟。
▲早晨，在「基地」的流浪兒童，大部分還在抱團沉睡，mosis和patrick剛剛醒來
兩人的第一個拍攝目標是從貧民窟走出的拳王Mike，他們想以此記錄貧民窟青年人勵志的故事。Mike的父親原來是一名官職不低的軍人，因為捲入政變，全家受牽連，搬到了貧民窟。小時候，Mike曾在公交車（Matatu)上賣票。15 歲時，為了保護自己和家人，開始打拳，之後參軍，在部隊繼續拳擊生涯。後來出於無奈，退出軍隊，回到了貧民窟。為了謀生，他重新到 公交車上賣票，同時堅持練拳。開健身房的荷蘭人安卓發現了 Mike 的特長，為他提供了在健身房工作的機會。於是，他成了職業拳手。打贏一場，得一百美金獎金，那是他半年的生活費用。贏不了拳賽，就沒飯吃。Mike 能吃苦，刻苦的訓練換來了不俗的戰績，25 場拳賽他贏了22 場，成了肯亞名副其實的拳王。現在，Mike已經離開拳台，經齊林介紹，在一家中資公司上班了。
Mike是本地的英雄，是很多年輕人和孩子的偶像。基貝拉條件惡劣，很多孩子沒錢上學，有的是孤兒，如果沒人引導，他們的未來堪憂。Mike成立了一個組織，教孩子拳擊。他想通過拳擊，教孩子們自衛技巧，讓他們學會自律，改變他們的命運。有二三十個孩子跟著Mike在周末訓練。通過Mike，他們結識了貧民窟導演。通過導演，他們又認識了貧民窟的流浪兒童。他們覺得，這些孩子是社會的一部分，而且往往被忽視，於是又開始拍這些孩子。這一拍攝項目更困難。事先有人勸告他們太危險，甚至派人保護他們。可是，一經交往，他們發現，事情並不像人們說的那麼可怕。他們每天一早就到孩子們那裡，和孩子們在一起跟蹤拍攝。直到晚上，才回到自己的住處。流浪兒童一般都集體行動，他們接觸的這幫孩子大約12人，這些流浪的孩子大都有不幸的遭遇：遭遇家暴、街頭暴力、被強姦、有吸毒，甚至有得艾滋病的。杜風彥告訴我，以前沒有人像他們這樣，這麼長時間地和孩子們在一起。孩子們以馬路邊的草坪為基地，晚上在這裡睡覺，白天在垃圾場附近活動。杜風彥跟蹤拍攝了大約一個月。開始的時候，他們會撒謊，後來，他們成了無話不說的朋友，孩子們們搶著講自己的故事。這些孩子靠街頭乞討謀生，常從垃圾堆里找食物吃，找能換錢的廢品，有時靠掃垃圾、送東西等活掙點小錢。他們當中，90%的孩子都吸膠水。吸膠水會上癮，上癮後很難戒掉，餓了或冷了的時候更容易吸膠水。
他們的基地附近有個政府辦的康復中心，但孩子們不願意去。民間組織也有向他們伸出援手的，但其中有五分鐘熱血的，也有不兌現承諾的。有個孩子，叫Boffine，他曾見過不少志願者。有位來自香港的志願者答應把他接走，這孩子問杜風彥，認不認識這個香港人。不久後，這孩子中毒住院，不治身亡。杜風彥痛心地說：辦不到的事情，不要過多的承諾，不要讓他們失望。
孩子們很懂事。和杜風彥處久了，看出來杜風彥也不富裕，他們就不向他要錢，甚至提出，杜風彥為他們提供的早餐和午餐不要吃得太好，吃飽就行。杜風彥感慨地說：這幫孩子是自己見到的最有情義、俠義和道義的一幫人。他們生命力頑強，樂觀，心態好，經常幫助他人，不要求回報。他們有自己的樂趣、自己的夢想。他們會在垃圾堆找到紙和筆，沒事的時候，聚在一起，畫畫，寫字，畫些高興的事，講講自己的故事。他們都非常希望能回學校讀書。杜風彥問孩子們有什麼夢想，他們有人說想做機械工、有人想當公交車司機，有人希望有一天能救助街頭的流浪兒童。
杜齊眼持續關注過往拍攝的地方。2017年初，他們再返蘇丹，記錄偏遠地區的中國工地，繼續拍攝反映蘇丹淘金的故事。2017年7月，杜齊眼再次走進基貝拉貧民窟，拍攝反映貧民窟年輕人的故事。蘇珊·桑塔格在《論攝影》一書中指出，「照片不只是存在的事物的證明，而且是一個人眼中所見到的事物的證明，不只是對世界的記錄，而且是對世界的評價」。杜風彥在非洲的拍攝，符合這一理念。這樣的人文攝影，比出於獵奇拍攝非洲，境界高出好大一截。
我問攝影師曾璜，「如何從專業的角度理解杜風彥拍攝非洲的意義和價值？」他回答，「自攝影術發明100多年來，中國都被發達國家觀看的對象出現在攝影中，改革開放後，中國人有條件去觀看世界了。這是中國攝影文化的重要轉折點。」的確，用中國的眼光看世界，看非洲，這增加了人們觀察世界、理解世界的視角。
▲贏得比賽後的拳王Mike
杜齊眼拍攝非洲的故事仍在繼續，期待著他們能拍出更多好作品，祝他們順利。
文 | 錢鎮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
編輯 | 裴安迪
圖片提供｜杜風彥 齊林
製作 | 黃碩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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