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峰：杯觥之間——宋代的酒桌與政治
編者按
酒是個古老而奇妙的飲品，可佐餐可助興可澆愁可壯膽，獨酌群歡皆宜，歷代詩人留下的與酒相關的名詩佳句數不勝數。然自古而來，酒桌也常常不是單純的聚飲，所謂「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端看場合。酒桌一旦與政治掛鉤，便有各種故事發生，令人欷歔，桌上較量或許不輸戰場。陳峰此文，專撿宋代往事聊一聊。
杯觥之間
· 宋代的酒桌與政治 ·
文 | 陳峰
（《讀書》2018年7期新刊）
宋代以前，「酒池肉林」「鴻門宴」「青梅煮酒論英雄」及「曲江流飲」之類的酒場故事，都與政治存在關聯，或揭露沉湎誤國之禍，或描寫暗藏殺機之心，或表達指點江山之意，或彰顯仕宦交遊之趣。不過就政治話題而言，這些酒桌上的往事，都遠不及宋朝那樣豐富多樣。
宋太祖趙匡胤像（藏故宮南薰殿，來源：nlc.cn）
發生在乾德元年（九六三）的「杯酒釋兵權」，是宋太祖親自導演並主演的一場戲，配角乃禁軍將帥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張令鐸等幾位曾經直接參与了「陳橋兵變」的趙匡胤的結義兄弟，場地在開封城中的皇宮內殿，主題為御宴上的君臣聚飲交談，宗旨則是收兵權。據宋代史籍《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當年七月的一天傍晚，宋太祖專門在宮中設宴，邀請石守信等人入席。當彼此酒酣耳熱與動情之際，趙匡胤屏退身邊左右，先是感謝他們昔日襄助兵變之功，再感嘆當天子的艱難，然後表明對兵權旁落的擔心。諸將這才明白參加的是一場「鴻門宴」，想到以往開國君王常常殺戮功臣的先例，都恐懼涕泣，乞求指條生路。趙匡胤遂說：人生如白駒過隙，所圖的「富貴」二字，不過是多積金錢，優遊享樂，使子孫免遭貧乏。你們何不解去兵權，出守大藩，置買上好田宅，為子孫立長久基業，多養歌兒舞女，天天飲酒作樂，以終天年。我再與各位聯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知道這是一場政治交易後，石守信帶頭拜謝，接受了開出的條件。翌日，諸功臣將帥都主動請辭軍職，解甲歸田。外人當然不明白這樣的弔詭結果，原是在酒桌上達成的利益交換。其實，宋太祖是有備而來，石守信等人卻是毫無防範，所以在把酒言歡中被擒個正著，唯有俯首聽命。
家喻戶曉的故事「杯酒釋兵權」（網路圖）
與「杯酒釋兵權」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後苑之宴」，過程就簡化了不少。開寶二年（九六九）十月，宋太祖在後苑設宴，邀王彥超、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贇及楊廷璋等一批老資格的節度使赴會。依舊是酒酣之際，趙匡胤對諸位說：你們都是朝廷宿臣，操勞重鎮已久，非優待養賢之意。王彥超表示願卸去節鉞，但武行德等人卻不甘心，紛紛訴說自己的功勞。趙匡胤不再耐心勸說，乾脆答覆道：這皆屬前代的事，何足掛齒。次日，便將他們一律打發到虛職。這場酒席中的變故，發生在宋廷根基鞏固之時，更不用說這些人又屬前朝遺臣，故宋太祖的態度堅決果斷。豐盛的酒席不過是一種過場而已，背後隱含的是斧鉞相加，赴宴者只得俯首就擒。
（明）陳邦瞻編《宋史紀事本末》（中華書局，2015）
宋人王鞏的《聞見近錄》還有一段戲劇化的描述：宋太祖即位後，過去結拜的「十兄弟」為藩鎮，頗為跋扈。某日，趙匡胤召喚他們一同騎馬出遊。當游至一處林中，趙匡胤下馬請眾人聚飲，隨後借著酒氣說：此處無人，你們誰想當皇帝的話，可乘機殺我。眾節度使聽罷，全驚恐叩首。宋太祖這才乘機敲打，告誡要謹守臣節，不得繼續跋扈，最終「飲盡醉而歸」。
影印本《甲申雜技 聞見近錄》（古逸叢書三編之八，中華書局，1985；來源：孔夫子舊書網）
與以上「鴻門宴」中的密室政治相比，宋太祖給將帥、地方實力派擺設的酒席，更多的還是一種政治待遇，以此籠絡他們，穩固自己的統治。至於邀集親近大臣赴宴，除了以示恩寵外，通常也包含商議國事的用意。
小範圍的酒宴，還是宋朝帝王觀察臣僚的特殊場合，一些人的前程也由此受到影響。如邠州節度使劉重進奉命入朝，趙匡胤在曲宴上與其交談後，對左右說：觀劉重進舉止無異常人，前朝用為將帥，何足擔當大任？隨之將其罷為閑職。至道元年（九九五）四月間，宋太宗向丞相呂蒙正徵求提拔參知政事呂端為相的意見，呂蒙正認為呂端為人糊塗。呂蒙正獨居相位卻發此非議，反而引起了宋太宗的猜疑，便回答道：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於是，在某天的後苑宴會上，宋太宗仔細觀察後，作《釣魚詩》一首示意呂端，其中有「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之句，暗喻自己是求賢的周文王，而呂端則是垂釣的姜子牙。時隔數日，呂端升任宰相，而呂蒙正則罷相出局。據說王安石在當知制誥時，一次參加宮中的賞花釣魚宴，宦官為每位官員提供了放有釣餌的金碟，王安石竟將餌料吃完。次日，宋仁宗對宰輔說，王安石為人有詐，誤食釣餌一粒就應停止，他反倒全部吃盡，這不符合人情。因此，宋仁宗對王安石產生了反感，始終未予重用。
「歷代史料筆記叢刊」（中華書局，1984）
宋人筆記《玉壺清話》記載了宋太宗朝的一件逸聞：樞密副使趙昌言與鹽鐵副使陳象輿、董儼和知制誥胡旦為同年進士，皆一時青年才俊，加上趙昌言舊日的同僚梁顥，五人過從甚密，氣味相投。於是，他們經常晚間在趙昌言任職的樞密院內聚會，縱情飲酒，弈棋投壺，幾無虛日。他們常常夜半才醉歸，碰到巡夜的吏卒攔馬詢問，梁顥竟在馬上揮鞭責打，並口出狂言：「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開封城一時傳出「陳三更，董半夜」的民謠。大概此事傳得沸沸揚揚，有礙朝廷形象，趙昌言因此遭到貶官處分。以後，他復出為參知政事時，宋太宗對他笑道：半夜之會，不要有了。趙昌言當即叩首謝罪。出自百年後的這一記載，意在調侃過往的一段士林佳話，卻過濾了背後的隱情。
表面上看，「半夜之會」不過是幾個酒友聚會，以及過分貪杯引發的風波，但其實與朋黨政治糾葛有關。這場風波的主角趙昌言，與胡旦、董儼系太平興國三年（九七八）同榜進士，胡旦是狀元，趙昌言為省元，三人有同年之誼。自唐朝科舉選官制度興盛以來，同年關係就是官場中的重要資源，互為奧援，黨同伐異，成為常見現象。進士出身的陳象輿與董儼為最高財政機構三司同僚，又彼此嗜酒，自然進入了趙昌言的圈子。梁顥為雍熙二年（九八五）的狀元，曾是趙昌言的下屬，兩人也為故交。如此一來，以身居樞密副使高位的趙昌言為首，在朝中形成了一個關係密切的派系集團。但宋太宗是個既剛愎自用而又猜忌心重的皇帝，唯恐自己被架空，不僅經常撤換宰執大臣，也厭惡官僚們拉幫結派。趙昌言一伙人懂得規矩，因此便以飲酒為名聚會，密商朝政紛爭之事。
《續資治通鑒長編》（全20冊，中華書局，2004）
《續資治通鑒長編》則記載，端拱元年（九八八）初，一位叫翟馬周的布衣來到登聞鼓院擊鼓，呈文抨擊宰相李昉失職，結果李昉罷相。不久，開國元勛趙普復出為相，追究此事的主謀為胡旦，趙昌言則暗中相助，便奏請皇帝將趙昌言等五人一律貶官。於是有了不同於《玉壺清話》的另一個也許更真實的版本。
在宋代，類似與喝酒相關的政治鬥爭話題還有許多。典型的例子如：宋仁宗明道二年（一○三三），在朝廷為已故太后舉行的一場禮儀活動期間，宰相張士遜抽空跑到樞密使楊崇勛家喝酒。一個宰相，一個樞密使，分別是文武之首，賓主只顧推杯換盞，竟將大事拋到腦後，直喝到中午還沒散去。百官等他們不到，御史中丞范諷即刻就彈劾兩人有失體統。於是，張士遜、楊崇勛都遭到罷官外放處分。這兩位被貶固然由此事而起，不過實在也與政治角力有一定的關聯。張士遜和楊崇勛屬昔日劉太后垂簾聽政時期重用的人，而張士遜又與另一位宰相呂夷簡一直存在競爭關係，常常是輪流當政，故張士遜在宋仁宗親政後便與楊崇勛結成同盟，以鞏固自己的權位。這次能因喝酒引發如此大的風波，大概張、楊聚會於酒桌的日子不在少數，也終於給政敵提供了口實，使得幕後的呂夷簡有機會重登相位。宋哲宗即位初，翰林學士王觀根據親身經歷，以御宴為內容寫了首《清平樂》詞：「黃金殿里，燭影雙龍戲。觀得官家真箇醉，進酒猶呼萬歲。折旋舞徹伊州，君恩與整搔頭。一夜御前宣住，六宮多少人愁。」結果被對手抓住，指責褻瀆神宗皇帝，隨即遭到罷職處罰。
南宋高宗年間，代理中書舍人程敦厚任職多年，多次希望轉正，權臣秦檜本已打算答應，但後來卻態度逆轉。史稱：韓世忠、張俊的幾個小妾受封郡夫人，主掌詔書的程敦厚都刻意奉承，文辭「極其稱美」。秦檜獲悉程敦厚屢次參加將帥家酒宴，明白他們關係熱絡，遂大為不快，尋機報復。某日，程敦厚參加韓府家宴，酒後竟將酒器懷揣回家。秦檜聽到後，立即指使御史彈劾，揭露其「丑德穢行」，隨之將程某貶為知縣。根據秦檜當權期間肆意迫害異類的情況來看，捏造罪名司空見慣，此事顯然與猜忌結交將帥有關，或許亦屬冤案，不過因喝酒惹火燒身的結局，倒是確切無誤。
宋朝官場上的酒席，名目林林總總，各種朝廷正式的大宴、皇家的小型曲宴之類不說，各級衙門裡這方面的活動也同樣不少。這些公務聚會既是官員交際的重要方式，也反映著傳統人情社會的一面，本身也屬古代政治的一部分，所以例由公帑支付。范仲淹曾說：國家設置公使錢，就是因為士大夫出入往來，有鞍馬勞頓之苦，所以各地以此招待酒食，以顯示「養賢之禮」。
當年，官場迎來送往，定期聚會，都少不了設宴擺酒。幾杯下來，便見性見情，或引為知己，或漸行漸遠，甚至成為冤家。如性格豪爽的寇準，以好飲聞名天下，身邊總有許多追隨者。
明刻本《夢溪筆談》（來源：artron.net）
據《夢溪筆談》記載，寇準經常設宴待客，又每每以柘枝舞助興，當時人遂稱他為「柘枝癲」。柘枝舞是隋唐時從西域傳入的健舞，白居易《柘枝妓》詩中有「連擊三聲畫鼓催」的描寫。寇準喜愛柘枝舞，大概與他的剛直性情有關。幾經政界大起大落，他也未改本性，酒桌就成為與同道傾訴、聯絡之所。
北宋中葉有個名相杜衍，曾兩度出任永興軍（今陝西省西安市）長官。他在第一次任期內頗為清儉，故宴請下屬、賓客比較簡單，也不要官妓陪侍。到再次任職時，杜衍的態度發生轉變，酒席甚至搞到半夜，歌姬自然也少不了，他還乘著酒興親自歌舞。當地父老看到後，認為他經過歷練，學會變通，可以升至高位。以後，杜衍果然先後做到了樞密使和宰相。
王安石（左） vs 司馬光（右）
在宋人眼裡，王安石性格剛強甚至不近人情，他的這一特性在酒宴中同樣有所表露。如王安石與司馬光同在群牧司任判官期間，一次正逢衙署院內牡丹盛開，群牧使包拯便召集下屬飲酒賞花。司馬光素來不喜飲酒，但在上司的相勸下也勉強喝了幾口，而王安石自始至終滴酒未沾，就連以作風強硬著稱的「包公 」也無可奈何。司馬光事後評說道：我由此知道王安石剛直不屈。司馬光在酒桌上的觀察，大概也為日後與政敵王安石爭鬥提供了經驗。
「歷代史料筆記叢刊」（中華書局，1984）
宋人《萍洲可談》還有條更有趣的記載：晏殊在樞密使任上，曾宴請歐陽修等人，當時對夏戰爭正當激烈，歐陽修在席間遂賦詩暗諷，由此兩人結為冤家。後來，晏殊曾指著人品欠佳的唐代韓愈畫像對坐客說：此人相貌很像歐陽修，哪知歐陽修不是韓愈的後裔，我重歐陽修文章，但不重其為人。歐陽修也經常對人說：晏公小詞最佳，詩次之，文章又次於詩，其為人又次於文章。可謂互相攻訐，難怪當世人對此評說是「文人相輕」，殊不知竟是在酒場上所引起。
不過，衙門這類活動太多，有時也成為一種負擔。像寇準不僅自己好酒，還要求陪同者多喝。據說，他罷相到永興軍做長官後，在酒宴上不論官品高低，只問酒量大小，以此排出座次。有個下屬經常陪酒，苦不堪言，即使生病也不能擺脫，最後下屬的妻子只得當庭喊冤，才得以倖免。杭州作為東南的都會，駐紮了兩浙路的很多重要機構，故官員的應酬很多，其中杭州通判一職的負擔就相當繁重。蘇軾在杭州通判任內，本已應接不暇，又因他久負盛名，於是各處官員朝夕聚會都請他，令他「不勝杯酌」，疲於應接，當時人便稱杭州通判為「酒食地獄」。「酒食地獄」一詞當然有些誇張，不過卻說出了官場酒風過盛的實情。
宋代官僚士大夫年老退休後，不少人仍保持聚飲的習慣，甚至有好事者專門張羅諸老聚會。如宋太宗朝的宰相李昉卸任後，仿照唐代白居易的「九老會」，與宋琪等九位老臣聚會飲樂。宋仁宗朝，宰相杜衍賦閑後，與四位退休的耆舊有「五老會」，飲酒作詩，「吟醉相歡」。宋神宗年間，是宋朝的極盛時代，士林中的耆老聚會更為盛行。據《邵氏聞見錄》記載，元豐五年（一○八二），元老重臣文彥博以太尉身份出任西京留守，也就是掛名養閑，他因羨慕白樂天的「九老會」，遂發起「耆英會」，邀集定居洛陽的「公卿大夫年德高者」參加。北京留守王拱辰聞聽後，寫信表示願與會。司馬光年紀尚未過七十，但文彥博素來推崇其為人，力邀他入會。遵照當地尚年齒不尚官爵的風俗，排列順序為：七十九歲的故相富弼，七十七歲的文彥博、前司封郎中席汝言，七十六歲的前朝議大夫王尚恭，七十五歲的前太常少卿趙丙、前秘書監劉幾、防禦使馮行己，七十二歲的前天章閣待制楚建中、前朝議大夫王慎言，七十一歲的王拱辰，七十歲的前太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加上司馬光，總共十三人。文彥博還在寺廟「資勝院」中築了間屋，取名「耆英堂」，命畫家為各位繪像，懸掛其間。於是，文彥博作為發起人率領諸老，攜歌妓樂人到富弼府邸，開始第一次聚會，接著依次進行。史稱「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次聚會，都會引來眾人圍觀。文彥博還提議發起了「同甲會」，組織同齡人聚首宴飲。之後，司馬光也與幾位老友舉辦「真率會」，並事先約定：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有蔬菜不限。有一位增加了酒菜數量，被認為違約，便加罰一次。
（宋）吳曾撰《能改齋漫錄》（清刻本，來源：artron.net）
宋朝以「耆英會」為代表的退休官僚聚會，酒席上承載的更多是對往事的追憶，尤其是曾經身居高位者，在高談闊論中大概免不了提及政治話題，過往的縱橫捭闔乃至於驚心動魄，都付之一笑。因自古有尊老養賢的傳統，故這類活動都得到朝野的認可，往往成為一時的佳話。有得意就有失落，一些失意的官僚相聚，不過是借酒澆愁，排遣煩惱。《能改齋漫錄》記載，前面提到過的范諷後來遭貶，回到故鄉濟南，常與親朋故友聚飲。某日，一位退休官員在府邸請他喝酒，范諷乘興之餘在牆壁上題詩道：「園林再到身猶健，官職全拋夢乍醒。惟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改舊時青。」字裡行間，透出的是失去權勢後的無奈。
南宋時，商飛卿到金陵總領軍馬錢糧，眼看各路宴飲頻繁，花費動以萬計，於是提倡節儉，就此省去了不少開支。但這主要還是因為戰時財政緊張的緣故，而他這樣的官員也實在太少。事實上，宋朝優容官僚，對官場酒宴一貫縱容，甚至對因酒誤事也時常持寬容態度。《後山談叢》稱：一次，某朝官入宮後「醉飽失容」，受到御史彈劾。宰相韓琦要求處罰，宋英宗卻表示：寧肯以其他事情問罪，也不願因此懲處。今天，仔細品味這些往事，多少有助於加深對傳統官場政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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