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友梅：40年來中國社會學的成長發展

當代中國社會學是改革開放的時代產物。經過40年的建設和發展,中國社會學在人才培養、學科構建和學術反思等方面有了長足進步,但它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構建任務還很艱巨。習近平總書記在「5·17」重要講話中提出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要「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的期待與要求,這激勵著中國社會學人與時俱進、志存高遠、勇擔新的歷史使命。

社會學重建與時代擔當

改革開放催生的市場轉型為中國社會生活變化帶來了重要契機,隨之引發的中國社會的結構性變遷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國經濟、政治、社會之間的獨特關係,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社會學界關注的重點。中國社會學學科重建於20世紀80年代初,之後不斷有重要研究成果發表。比如,費孝通關於「小城鎮,大問題」和「小商品,大市場」的調研報告與論斷、陸學藝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和鄭杭生的《社會運行論及其在中國的表現》,等等。這些研究成果呈現出來的共同特徵是理論聯繫實際,既注重人文關懷,又兼顧資政啟民,無不反映出當代中國社會學鮮明的自身價值、當代中國社會學人的時代擔當和「主體性格」。

社會結構轉型研究是中國社會學40年來成果頗為豐碩的重要領域之一,其討論涵蓋了傳統發展社會學和現代化理論的主要範疇,並充滿了交流對話。比如,通過對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轉型過程的比較分析,有學者提出,這些國家的轉型中有現代化的內容,但轉型並不僅僅是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包含了發展,但也決不僅僅是發展;轉型國家的轉型過程之所以可以為發展提出新議題,是因為這些國家與西方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相比,無論是在起始點還是現實的結構性制約條件,以及由此形成的發展邏輯上,都有著明顯的獨特性。有學者基於中國具體經驗研究提出,社會發展是一種有方向性的社會變遷,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社會發展是通過社會結構轉型和經濟體制轉軌的方式實現的;社會變遷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以及價值觀都極具東方鄉土文化特徵;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主要是市場體制的轉型,還不是完整意義上的社會轉型;社會轉型的主體是社會結構,是指一種總體的和全面的結構狀態過渡,而不僅僅是某些單項發展指標的實現;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逐步拓展到政治和社會生活各個領域,逐步帶動了中國社會系統性特徵的變化。由此可見,中國社會學人既有國際視野,但又不囿於西方既定的理論與方法;既重視從中國實踐問題出發,但又堅持在國際比較分析中把握中國社會轉型和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動力機制和基本邏輯。

中國社會學在40年的成長中,不僅開闢出諸多富有洞見的研究議題,還通過國內外同行間的學術對話,拓展了本土理論發展的開放取向;不僅加深了自身對中國社會轉型複雜性的洞察與理解,還通過多專業方向的交流合作,提升了取長補短、相互借鑒的學習境界;不僅重視從反思和創新中謀求學術發展,還通過不同方式的「重新補一補課」,進一步認識了社會學理論的傳統與脈絡,從中國社會生活實際中發現真問題,在對「與世界聯繫中的中國」的深入分析中提出新範式的「文化自覺」,進而不斷延伸自身話語的「解釋鏈」。

研究者自我反省意識不斷增強

中國的社會轉型過程既不是西方現代化在中國社會土壤上的翻版實踐,也不是對中國傳統社會的全盤否定和逆轉。世界上並不存在一個最佳的社會轉型模式,也不存在現成的社會轉型模板。從一個側面看,現實中的中國社會同時並存著傳統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後工業社會的運作邏輯,並在不同地區有著時空錯落的並存樣態。20世紀末以來,中國的社會組織方式、社會分工模式、社會運行機制以及社會管理體制發生了重要變化,但其開放性的經濟與連續性的政體始終保持和諧共存。中國社會在40年里遇到了發達國家幾百年工業化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但我們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有幾百年時間來解決這些問題。

中國社會發生了怎樣的系統性變化?研究者們從不同的維度作出了積極回應:中國社會轉型的基本特徵是在堅持基本政治制度不變的情況下,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是「另一隻看不見的手」影響著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潛在地推動著新舊兩種體制的轉換;從社會轉型整體性與長期性相統一的特性上看,中國社會轉型是一個涉及諸多領域的階段式變遷過程,其中社會轉型各相關要素之間雖不同步但互相關聯;判斷中國社會轉型的標準,必須是社會生活在整體上發生了質的變化,而中國社會轉型最終將帶來生活世界的系統變遷。

中國社會轉型正呈現出階段性之間、領域性之間和多文化之間複雜交錯的新特徵,而我們在認識中國社會轉型的獨特性時,往往會忽視這個新特徵的實際影響。然而,未來已來,人類社會將很快會面臨人工智慧的重要挑戰,量子計算和人工智慧結合在一起對人類社會分工邏輯的挑戰可能會更嚴峻,而我們現有的知識系統已經難以涵蓋目前的生活世界。這樣的變化走向使我們的想像力、敏銳性和洞察力正遭遇從未有過的窘迫性和無力感,因此,我們自我反省的意識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強烈和真摯,也正因此,我們開始自覺反思對自身生活於其中的這個社會是否有了真正了解。

構建中國學術話語任務依然艱巨

中國的社會轉型是一個總體性現象,同時又與全球現代性危機及價值多元化緊密關聯。這種現實需要中國社會學構建出一套能夠直面「變動中的當代」的新知識體系,而這項工作首先取決於我們能否對當今中國進行深刻的「文化自覺」,以及能否跳出傳統思維框架和方法論的窠臼,能否對中國社會轉型治理的複雜性作出有效的綜合研判。習近平總書記在「5·17」重要講話中深刻指出:「只有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需要不斷在實踐和理論上進行探索、用發展著的理論指導發展著的實踐」。由此,我們愈加感到時代召喚的急切性和時不我待的緊迫感。下面的三點初步思考,供學界同仁批評交流,以促進共識。

一是中國社會學亟須形成可共享的學術問題,以催生具有原創性的分析理論。當前,我們在試圖深入分析和理解當今中國社會轉型實踐時,不免會感到缺少一套適合且有效的概念工具,因為不少學者掌握的解釋框架基本還是西方的,而西方的推論邏輯即使在其原生的國度里今天也遭遇了失效的問題。由於源自本土實踐的分析框架尚未形成,中國社會學研究者尚難以針對西方學者的偏見或錯誤給出及時且有力的回應,也影響著中國社會學學科的健康發展,因此我們需要形成和錘鍊以中國邏輯來講世界能聽得懂的中國故事的話語能力。

二是中國社會學的學科專業方向亟須進一步完善,以促成其整體性的學術能力。從總體上看,中國社會學的學科設計尚缺乏相對獨立性,不同研究取向之間也缺乏堅實的相關性,學術問題之間的隔離現象比較嚴重,優質學術資源與學術期刊的相對不足無法較好地支持年輕學人的學術專註與投入,而現有學術成果的考評制度又不足以有效推動學者對問題的思考與知識的沉澱。因此,社會學研究在回應時代需要和解析現實問題時,時常難以形成整體性的學術能力。而無論在宏觀上還是在微觀上,體制和機制的改革創新,對於中國社會學的新發展和新作為都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

三是中國社會學亟須增強參與多學科合作的意識,以提升開闢新領域的綜合能力。面對一個複雜且不確定的世界,首先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如何開放各門社會科學,以便使它們能夠對自身的偏狹性所遇到的合理反對作出充分而貼切的回應。在1945年以後的歐美國家,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出現的學術爭論都對「兩種文化」的區分提出了質疑,自然科學發現了非均衡系統中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逆性,認識到牛頓經典物理學的局限;「文化研究」也從根本上破除了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這兩個超級領域之間的組織分界。社會學家意識到,對歷史、經濟問題的研究以及對社會學方法的運用都不是某一學科的專利和特權,而應成為所有社會科學家共同的義務。在這樣的認識下,德國洪堡大學設置了歷史人類學,美國創立了研究生院並提供跨學科的選修課制度。19世紀的社會科學研究主要集中在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和美國,我們至今仍在閱讀的絕大多數經典論著都是那時在這些國家寫就的。我們可以從這些旨在促進多學科合作的學術創新實踐中獲得靈感,來推進思考中國社會學發展的重要問題。

(作者系中國社會學會會長、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何迪雅 排版編輯：何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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