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的獨特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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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王陽明在貴陽文明書院講學，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說。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是以「心即理」為理論前提的，他把「知行合一」與「心即理」之說聯繫起來，「知行合一」也就是他所謂的「致良知」，「良知」是知，「致」是行。

具體而言，他的「知行合一」思想在三個方面的論證具有自身獨特價值。

「知行之體本來如是」，即知與行本來就是一個整體。王陽明強調，知行合一「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為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

在他看來，將知行作為一個整體並不是為了達到一時目的而任意瞎說的，而是知行本來就是一個整體，「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行如何分得開？」他舉例說，「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稱他知孝知悌」，一個人只有已經孝敬父母、敬愛兄長，才稱得上真正知道孝與悌的含義。

也就是說，知必須通過行才能知，行必須通過知才能行。知而不行，其實不算真正知。

王陽明還把「知行本體」與「心之本體」聯繫起來：「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既然「知行本體」就是「心之本體」，那也就是「自然會知」「不假外求」的良知。

也就是說，「知」是「良知」的自我體認，「行」是「良知」的落實。

「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即知就是行、行就是知。在強調知與行就是一個整體的基礎上，王陽明進一步指出知就是行、行就是知。

他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辨的工夫，則學問思辨亦便是行矣。」

這是強調知指導行、行實踐知，知是行的開始、行是知的結果。這裡提到的「學問思辨行」，就是《中庸》提出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王陽明用一個「做」字把前四者都納入「行」的範疇。

他的理由是，行離不開知，因為「若行而不能明覺精察，便是冥行」；同樣，知也離不開行，因為「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

這就是「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知行是一事之兩面，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覺悟理解的方面叫做知，切實用力的方面叫做行，兩者是不能分開的。

「知行之合一併進」，即知與行相互促進、相輔相成。在朱熹、陳淳等人的著述中，偶有提及「知行常相須」，後來也有一些學者對此加以發揮。但是他們所說的「相須」「並進」還是把知與行作為兩個主體。

王陽明的「知行之合一併進」論則把知與行作為一個主體，並明確指出：「知行之合一併進而不可以分為兩節事矣。」其理論根源就是他強調的「心理合一」。在「心理合一」理論指導下，他認為「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

王陽明還援用一些為生活實踐所證明了的經驗常識來論證他「知行之合一併進」的作用。如「路歧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也就是強調不論走坎坷的道路，還是射箭、寫字，都必須親身經歷才能有切實體會。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是基於對朱熹「知先行後」說的批判而提出來的。朱熹的「知先行後」說揭示了知與行這兩個階段，卻有割裂二者之嫌。他的「知行合一」思想彌補了朱熹「知先行後」這一缺陷，強調了二者的統一與聯繫，這為後世知行觀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有益啟迪。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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