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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讀 張 岱
作者|杜永勝 編輯|剪風
1644年，甲申年。三百年後，一個人寫了一篇意味深長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
這一年，對大明來說，山河崩裂，天翻地覆；對滿人而言，金殿已踞，躊躇滿志；對李自成則是先喜後悲，倉惶莫名。
北京城頭的旗幟，一日三換，熱鬧至極，凄切到頂。
當煤山上的那棵歪脖子樹見證並親歷了一個王朝終結的時候，張岱在幹什麼，我無從知道。或許，他還在「新雨過，收葉上荷珠煮酒。」還在觀「萬山載雪，明月薄之，月不能光，雪皆呆白。」的美景。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個月，也可以兩個月後吧，他的脖子會努力地伸長，頭會使勁地張望，張望北方的鐵騎踏踏，路人惶惶，張望南國的風聲鶴唳，走馬二王。
從此刻，從紹興起，張岱的餘生就開始了永不停歇的張望。哪怕在熟睡中，也用夢來張望。張望故園，張望故人，張望自己的前世和今生。
1644年，張岱48歲。這一年，他從鮮花著錦，烈火烹油的鼎峰跌落，從一個聲色犬馬「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的膏粱子弟變成了「粗羹淡飯飽則休，破衲鶉衣暖則休，頹垣敗屋安則休，薄酒村醉則休，空囊赤手省則休，惡人橫逆避則休」的垂垂老翁，既在避世流浪中見證了這個時代的壯烈和猥瑣，決絕和苟且，又在夢裡與故園，與故去，與故族日夜糾纏，著史安身，品文潤心。
張岱著史，源於崇禎上位，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被掃，他同多數文人士大夫一樣，感於朝政一新，氣象煥然，遂有心寫一部明史。事實上，他雖縱情聲色，但熱血未減，每讀節義之士之事迹，就「為之頰赤耳熱，眥裂髮指」，故從1618年開始，搜羅歷代先賢，良臣等事迹，經十年成書。1628年始，著手編篡，於1664年完成《石匱書》，計兩百五十萬字，1657年，張岱應時任浙江提督學政谷應泰之邀，有機會接觸崇禎朝邸報，計六年完成《石匱書後集》。
《陶庵夢憶》、《西湖夢尋》則是張岱明亡後，在顛沛流離，「國破家亡，無所歸止」的困境中，對前塵往事的追憶。《琅嬛文集》是各類序言，隨文的收錄。
多年來，張岱對我而言，猶如霧裡看花，總是無法走近，更是不敢觸摸那段令人「如羈人寒起，戰粟無措，如病夫酸嚏，淚汗交流」的歷史。但同樣，對於張岱所處的時代，那個集傲骨熱血，背叛屈膝的混沌時代，我無法放棄追尋的腳步和暗夜的思索。
即使跨越時空，即使亂麻一團，我還是努力的在張望。
張望那段不堪回首，那段熱血澎湃，那段時代下的輕靈悠遠，酸澀凝重的文字和文人。
一個朝代的終結對普通百姓而言，就是惶惶被動，或刀斧臨身，家破人亡，或麻木四野，苟全性命。但對一直自居為聖賢之徒，發聲於廟堂，振臂於野望的文人，該是如何在節氣和富貴，在殉國和投誠之間選擇、取捨呢？
讀張岱，初看他對為何不殉國的理由是「石匱書未成，不能死」，竟想笑。不敢，不舍，何故找理由？但隨著年歲的增長和對他越來越深入地閱讀，我才知道，要死很艱難，活著更不易。為避兵賊，為逃辟征，惶惶僅帶一仆一子，輾轉避禍於山野寺廟間，除了書稿，「四十那年所積，亦一日盡失」，「披髮入山，駴駴為野人」，只有「破床碎幾，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這樣的生存環境，與他甲申年前的繁華糜麗，「甲申之後，悠悠忽忽，既不能覓死，又不能聊生，白髮婆娑，猶視息人世。」形成了極大的反差。但就是這樣，張岱用他的堅持為故國立傳，為家族立言，反思過往。且在暮年，他說一生「忠孝兩虧，仰愧俯怍，聚鐵如山，鑄一大錯」。
一個鄉試屢敗，遠離廟堂的文人，一個富家子弟，能有樸素的漢家情懷，能從揚州瘦馬的風流陣里走入深山，且「布衣疏食，常至斷炊」，「終能心平氣和看待過去，置之度外，平靜觀察史事」，能有對明朝「譬猶蟲木，獻忠啄之，自成殊之，實群盜鑽穴之」的清醒客觀認識。能用自己的文字重塑內心的堅守，夢想，能把對鄉愁，故園的追憶如泣如訴的留給後人，就夠了。特別是我們再看待同時代的文豪大家之言之行的時候，張岱的所謂逃避，所謂懦弱反倒值得為他慶幸，給他一掬尊重和認同。
我們熟知的錢謙益、龔鼎孽、吳梅村，明晚江左三大家，在朝聲望著顯，在野文氣昂溢。張岱與他們相比，可謂螢火之光豈敢與皓月爭輝。但在大廈將傾，身體和心靈都不得不選擇的時候，錢謙益欲死「水太涼」，不想剃髮奈何「頭皮癢」，龔鼎孽則「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乎？」。吳梅村則是想殉國，父母阻。其實沒什麼，作為文人，麵皮薄，身子弱，又恥於顛簸流離。何況有人想千金買馬骨，你的哪怕朽骨不止二兩，也會賣個三五兩的。問題是這些人的無恥是讀書少的人所不能想像的。福王立，錢謙益趕緊帶著柳如是赴南京尋求機會，史書上說，柳如是「冠插雉羽，戎服騎入國門，如昭君出塞狀，都人咸笑之」。為巴結阮大鋮，錢又是讓柳如是敬酒再三，見還不到位，自己趕緊「移席近阮」，旁人則「聞者絕倒」。這其實也沒什麼，也許老錢想通過曲線救國來實現報國之志。但是還有，當多鐸兵鋒所指的時候，錢謙益用他的如椽之筆寫道「投誠歸命，保全億萬生靈，此仁人志士之所為，為大丈夫可以自決矣。」
再能說什麼呢？
這個時候的張岱也不甘心山河變色，也圖謀為報國救亡。可惜人家錢謙益是禮部侍郎，自己是布衣一個。沒辦法就用東海布衣的身份上書魯王，提出自己的見解。並稱「賊臣馬士英者，鬼為藍面，肉是腰刀」，且帶兵追捕之。可他不知道，這個被他恨之入骨的馬士英，被俘之後死不投降清朝，被凌遲處死。
當張岱的好友祁佳彪，一介普通士子，面對故國變色，散盡田產，投湖殉國的時候，他就怎麼不找找水太涼，妾又不讓死的客觀條件呢？
歷史啊，叫人怎麼說呢？
1664年，柳如是懸樑自盡。
「百尺章台撩亂飛，重重簾幕弄春暉。憐他漂泊奈他飛。淡日滾殘花影下，軟風輕送玉樓西。天涯心事少人知。」
17年前（1647年），仰慕柳如是的陳子龍，起兵反清被俘，投水自盡，那時的她可否知道這首為她而作的詞。史載，1647年，錢謙益被主子下獄，柳如是扶病隨行，上書陳情，誓願代死。
就在這一年，張岱倉皇出走，離開老家紹興開始了他的苦修生活，寫作，做夢。他說，是投湖自盡的祁佳彪託夢讓他趕緊避禍逃亡。「宗老此時不埋名屏跡，出山何為焉？」。
陳子龍殉國，弟子夏完醇同年被捕就義。給母訣別「寒食盂蘭，一杯清酒，一盞寒燈，不至作若敖之鬼，則吾願畢矣。」
張岱遠遁，好友託夢而送，此後歲月，他為好友的壯烈汗顏，為自己的軟弱而羞慚。以致於老境之年，「遙思往事，憶即書之，持向佛前，一一懺悔。」夏完醇老母知悉兒子的遺書否，我們不得而知。但柳如是懸樑的瞬間，其所託非人的念頭，是否會有剎那？
懺悔的還有吳梅村。
「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他苟活於世，過得極苦。甚至在遺言里要求死後穿僧衣下葬，且「勿起祠堂，勿乞銘」。
我相信吳梅村的懺悔是真實真誠的，事實上僅出仕四年就返鄉不出。同時代有一位叫李流芳的文人，可能當時李名氣太小，致使吳這樣的大家或未知其人，或不屑一顧，要不吳的命運可能就會發生改變吧。魏忠賢生祠遍地的時候，有人勸李流芳去拜魏的生祠，李流芳說「拜，一時之事，不拜，千古之事」。
一時，千古，多少的人不會算這道簡單的數學題？
明，這是個令人困惑的王朝。一方面有著君王死社稷的血性，一方面有著流氓式的痞性。一方面有著「農工商皆可言之，惟生員不許進言」的祖訓，顛覆了士大夫與君王共治天下的格局，文人為入仕就得放棄自我，甚至人格分裂，一方面又充斥著放浪形骸，聲色之好的潮流。李漁也說明中葉後有「厭正而趨奇，嗜淫而惡愨」的心理和行為的趨勢。
或許只有在這個背景下，對張岱的解讀才更為立體而真實。前半生的他，率性而為，活得多姿多彩，「士女憑欄轟笑，聲光凌亂，耳目不能自主」的熱鬧放蕩，「膏膩堆積如玉脂珀屑，紫螯巨如拳，小腳油油且肉出」的饕餮之欲，「服大紅錦狐嵌箭衣，昭君套，乘款段馬」的富家恣意，甚至觀其步行，可知腳大腳小的品揚州瘦馬之法，他都熟稔無比，名妓王月生的小腳「如出水紅菱」，他為此念念不忘。當然，組建戲班，自己扮相，創鬥雞社鬥雞等等，都是張岱日常的生活俗事。正因為這樣的過往，他在以後逃難奔走的艱難歲月里，才會反覆追憶，追憶繁華，慨嘆變故。可以說張岱的夢裡，故園的錦繡如同他當時的心境，都是愜意而充實的。反之，對於國破之後的見聞，心境不堪，風物荒蕪。逃亡三年後回到曾經「閉門成市」，高朋滿座的「快園」，已是荒蕪一片。膾炙人口的《湖心亭看雪》，文字極簡，意境極遠。但多年後重來西湖，「一帶湖庄，僅存瓦礫。則是余夢中所有者，反為西湖所無——余之夢西湖也，如家園眷屬，夢所固有，其夢也真。」在張岱的文章里，這樣的反差比比皆是，先有極熱鬧，必有極冷戚。先有極完美，必有極破敗。
國已不在，家園百不存一，此時心又能如何？只能「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事實上，張岱的嘆息不僅僅是對自己命運無常的感慨。明亡後，他遊歷四方「所過州縣，一城之中但茅屋數間，余皆蓬蒿荊棘，見之墜淚」，在無法改變什麼的無奈中，任身軀蒼老，心境寒涼，他依舊堅持著完成《石匱書》，用自己的執著想找出一個王朝的興衰脈絡，給後人以啟示，給自己以交代。這也是支撐他活著的自己給自己的最大理由。閑暇時光，最大的幸福，就是與三五少年訴說前塵往事，慨嘆世事無常罷了。此外，在內心把自己始終融入不進這個王朝的時候，他最嚮往的就是陶淵明的東籬南山。人，總得給自己的軀體，靈魂一個安放的所在。所以，他把陶淵明《桃花源記》的所在地命名為「琅嬛」，夢想在這個地方有草庵一間，可置書齋，「前臨大沼，秋水明瑟，深柳讀書。」此後，各類序文，雜記歸於《琅嬛文集》。
一個人，一群人，一族人的命運在王朝的更替中顯得蒼白無力，但似乎一個人，一群人，一族人在一個王朝的背上有意無意打下的烙印，其影響比王朝本身的更迭更遠，更能帶給後人以思索和探究。
我在反覆閱讀張岱的時候，就無法不把他和這個王朝，這個王朝那麼多的身影聯繫起來。
明朝逐元於漠北，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治國的頂層設計中，粗暴，野蠻的風格繼承了不少。再加上開國皇帝出身底蘊的局限性，對一個相對治國穩定的，有前瞻眼光的士大夫階層缺乏基本的尊重和信任，非理性的猜忌，要麼閹割了他們獨立的思考，打折了他們挺直的人格。文人的階層極端分化，要麼為榮華富貴喪失道德底線，失去是非標準，擅長於搞黨爭，鬧內訌，或以理學道德賢達自居，或以文章蓋世傲詡，既沒有眼光不能成為政治家，又缺少治世之才，成為實幹者。要麼就入山謀時機，出世為民請命，慷慨者多，謾罵者眾，唯獨對內憂外患熟視無睹，束手無策。對此，後來的康熙都感嘆道「每因師生、同年情面，遂至掣肘，未有從直秉公立論行事者」。或許，明朝的同黨皆社，是極度缺少安全感的反應吧。這個結論使人對這個時代人性的墮落，無恥不再那麼的刺骨寒冷。
但冷是消除不了的。青史斑斑，再大的理由都無法稀釋濃濃的血腥味道。這個味道有大奸，有大忠，更有被龍捲風卷沒的生命。
我不知道當朱元璋把高啟無辜腰斬八截的時候，是否能料到他的後代自掛老樹而死，身邊只有一個老太監相陪。歷史有沒有報應我不知道，但輪迴是亘古不變的。
「浮雲隨風，飄零四野。仰天悲歌，泣數行下。」
高啟的這首詩，是不是偈語，不得而知。但崇禎帝亡後三日，在滿人許可弔唁的情況下，「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九人，余皆睥睨而過」 。
如果說這是報應的話，這對那麼多戰死的太監，殉國自殺的宮女就是極大的侮辱。再怎麼著，朝廷對那些高居廟堂官員的俸祿，待遇大過這些最底層的太監宮女吧？更何況，當皇帝死訊傳來的時候，尚有乞丐沒臉苟活，投河自盡的。乞丐有俸祿嗎？
我們說明朝的苛政，呆板，是從理性的教訓的角度而言。一個人對家國的情懷，對信仰和道德的堅守，不是一時的不公甚至是打壓所能變更的。翻遍明史，有個奇怪的現象不得不讓人深思：滿人入主中原後，揭竿而起的絕大多數是民間士子，鄉紳，是所謂朝廷沒有直接恩養的人，而那些「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重臣皇親倒沒見有什麼激烈的反抗。張岱說他的一個堂弟，自小就是紈絝子弟，其稱之為「燕客」。燕客痴迷巨石奇石，見巨資買的石壁太新無苔蘚，便又買來綠石讓門客用筆在上面畫苔蘚。結果「雨過湮沒，則又皴之如前」。就是這樣一個敗家子，在清軍長驅直入家鄉的時候，戰死沙場。且因無法保全故土桑梓，而言死後蒙羞以「鴟夷皮裹屍」。
張岱在遊歷的過程中，親眼見證了流民餓殍，堆積如山的慘景，也聽聞了很多起於鄉野的烈士不屈的抗爭，他才以家族，家人，祖先的名義，隱晦的在史書上記載了一筆。中國人，家即天下；有家就有國，有不屈的族群就有國的希望。
滿清入關的第二年，1645年，孫之獬上書「唯獨衣冠束髮之制，仍從漢人之制。此乃陛下從中國，而非中國從陛下」。這就是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剃髮令的來由。此後，服章衣冠改變，禮儀倫理猥瑣，華夏淪喪。
「平心而論，東林假仗名義，類有正人。南黨依附冰山，實多群小。」多年後張岱如此說。
我對錢謙益等人總試圖在人性的角度來詮釋他們的選擇，可以怕死，可以貪圖榮華。但對孫之獬，就是徹骨的寒冷。一個人怎麼能喪心病狂到如此程度，把一個民族的骨頭徹底打斷來報復所謂已投誠的漢臣對自己的排擠。「恐聚十六州鐵鑄不成一錯也。」最後他被混身插滿豬毛而死，死的壯烈而另類，也算得償所願吧。
一個王朝的氣度決定了一個時代多數人的氣質。比如，唐朝健康，成熟的自信，成就了大氣的邊塞詩，產生了那麼多的浪漫和動人。甚至連女人都有著「粉胸半掩凝成雪」的美麗自信。反觀明朝，狹隘，猥瑣的性格，即使是有那麼多的鐵骨錚錚，但無法讓人有沸騰之血的衝動。
所以，張岱與他的時代，應該就是在瑣碎的堅守里給予了我們一份沉重，一份反思，一份看似愜意文字里的落寞和無奈吧。
不管如何，張岱對故國，故園的思念就在散碎的小品文里，在夢中的琅嬛世界裡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以及一聲長長的嘆息。
張岱既享盡繁華，又閱盡蒼涼。時光走失，物非人更非，或許只有雪天才能白水不動青山肥。
記得多年前看過馮驥才的一個短篇小說。一個高大女人和一個矮男人的故事。兩個人的婚姻似乎很平淡，感情似乎很一般。女人去世後，男人每到下雨的晚上，就會打著傘到街上。雨中，他的手臂前傾，傘總是打得老高老高，而雨就在他的身後沙沙的響……
作者簡介
杜永勝，甘肅省武山縣教體局局長，出版散文集《走在路上》。
看累了吧，請喝茶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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