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稱是慈禧的外國情人

前幾日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錄製《品味書香》節目，介紹新出版的謝福芸旅華見聞錄。這是檔直播的節目，其間會有聽眾通過電話、微信直接與主持人小馬互動。在聊外國人筆下的近代中國這一話題時，一個聽眾竟然提到《太后與我》。小馬直言自己沒有讀過這本書，轉頭問我。這書倒撞到我的槍口——這個署名埃蒙德·特拉內·巴恪思爵士的作者，英文名Jonathan Edmund Backhouse，我在《尋找·蘇慧廉》里就寫到他，並將他譯為巴克斯。

巴克斯在《太后與我》中自稱是慈禧的外國情人，但後來被人揭開了面紗。幾年前我曾寫有一文，詳述這個「中國通」的斑斕往事。

沈迦 2018年6月24日

愛說南朝狂客，把破帽年年拈出

——從《慈禧外紀》聊開去

在孔夫子舊書網上看見《慈禧外紀》（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being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imes of Tzu? Hsi; Compiled from state papers andthe private diary of the comptroller of her household ）的英文初版本，此書並不稀見，但今叫賣的這本不僅是精裝毛邊，而且封二還貼張喬納森·埃德蒙·巴克斯爵士（Sir Jonathan Edmund Backhouse）的藏書票，喬納森是該書作者之一巴克斯（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1873-1944）的父親，於是即要下了。據賣家介紹，此書來自南京某大學一老師家。

Jonathan Edmund Backhouse的藏書票

《慈禧外紀》為一個世紀前的暢銷書，1910年由倫敦威廉· 海涅曼（William Heinemann）公司出版。一年後清室覆亡，這本於適當時候出版的書一時洛陽紙貴。據說，頭一年半時間就重刷八次，同時還被翻譯成好幾種外國文字。民國三年（1914）中華書局即推出漢譯本，翻譯者為陳冷汰、陳詒先。《慈禧外紀》的書名就是那時定下的。後來又有多個漢譯本，多沿襲這個書名。其實，按字面譯，可稱《慈禧統治下的中國》。

該書的第一作者為John Otway Percy Bland，漢名濮蘭德（1863-1945），英國人。1883年來華，曾任職中國海關，做過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的私人秘書。1896年轉任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秘書長，併兼任《泰晤士報》駐上海記者。除《慈禧外紀》外，濮蘭德還著有《李鴻章》（Li Hong-zhang，1917），也甚有名。

巴克斯是該書的第二作者，不過在我的這篇文章里，他要成為「男一號」。

年輕時的巴克斯

巴克斯是英國人，出身於基督教貴格會（Quaker）家庭。至十九世紀，這個家族已在英國貿易界嶄露頭角。巴克斯的父親喬納森·埃德蒙·巴克斯（1849-1918）是個銀行家，擁有自己的家族銀行，1901年獲頒從男爵（Baronet ）頭銜。商而優則仕，他後來活躍於自由統一黨，並獲選太平紳士（JP）。巴克斯有四個弟弟一個妹妹，其中三弟羅傑（Roger Roland Charles Backhouse，1878-1939）官至海軍上將，並於1938年成為英國海軍軍務大臣。

含著金鑰匙出生的巴克斯十九歲進入牛津大學莫頓學院（Merton College）。他在牛津的學習生涯有個良好的開端，曾獲得過獎學金，並被發現具有語言天賦。不過，後來的檔案材料表明，他在牛津不僅沒有獲得學位，並涉嫌一些騙取錢財的醜聞。這個來自貴族家庭的紈絝子弟，生活奢靡，出手闊綽，在大學時就欠下高達二萬三千英鎊的債務。這件事對這個有名望並持守保守基督教價值觀的家族而言是個醜聞，雖富有但自奉甚儉的父親為他清償了債務後即通知他，不要再指望獲得通常的遺產。

很可能是因為這件事，巴克斯離開了對他甚為不滿的父親，前往遙遠的中國。時為光緒二十四年（1898），中國極為動蕩的時代。他在上海找到赫德，希望憑自己的語言天賦，能在海關謀份差事。他的中文是在赴華前去劍橋大學突擊學會的，只用了三個月。他的老師是卓越的漢學家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

後來是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62-1920）發現了巴克斯。在一份材料中，他這樣介紹巴克斯：「一個貴格教徒家庭的紳士，父親是當年的銀行家，下院議員，達令敦皮斯家和其它貴格教徒家的親戚。……巴克斯是一個有特殊天賦才能的人。除其它語言外，他會說、會看、會寫現代希臘語和俄語，還認識三千個漢字。因為他見多識廣，我很喜歡他。」

巴克斯後來就擔任莫理循的助理。莫理循雖是「中國通」，但並不識漢語，以前只能依賴李鴻章的英文秘書畢德格（Willian N. Pethick）來譯述一些中國的官方消息，而李鴻章又十分樂意利用他巧妙地對《泰晤士報》施加影響。現在有了巴克斯，莫理循可謂如虎添翼，巴克斯也由此在北京站穩了腳跟。巴克斯的語言天賦及學術才能應是不容置疑的，1901年還被任命為京師大學堂法律及文學教授。不過，今人對他這一段與北大有關的經歷幾無所知。

巴克斯後來聲名大振，其實就是緣起於與濮蘭德合作的這本《慈禧外紀》。與濮蘭德的合作也來自偶然，1899年，他被一條瘋狗咬傷，於是到上海治療。濮蘭德當時在上海，他受莫里循之託照顧他。就這樣，兩個後來的合作者因他這一意外受傷相識了。到了1908年，光緒與慈禧富有戲劇性的死亡及隨後令人激動的政治猜測，讓西方世界充滿了期待，也給了兩人決定合作的契機。他們的分工是這樣的：巴克斯作為一個自稱認識很多達官貴人、對宮闈內幕極為了解的學者，負責提供奏摺、日記、宮廷檔案等文獻資料，並將它們翻譯成英文；濮蘭德作為一個能妙筆生花的記者與作家，則潤色這些材料並組織全書。歷史學家與文學家的合作，預示這本書不論是在文獻價值，還是在情節敘事上都會勝人一籌。

該書最富學術價值，後來也招致最多疑問的是第十七章所收錄的《景善日記》譯文。巴克斯說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時，他意外「發現」了這部日記。他親自將日記翻譯成英文，並納入書中。（這部日記的原稿巴克斯一直沒有公布，後來又說賣掉了。現在國內見到的中文版本是根據英文轉譯回來的。）《景善日記》因詳細記錄義和團時期慈禧、榮祿等高層對西人的態度，公開發表後，學界極其關注並聚訟紛紜，當然巴克斯至死都否認這是他的偽造。

隨後兩人又再度合作，於1914年推出《清室外紀》（Annals &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字面翻譯應是《北京宮廷編年史與回憶錄》），因這兩部大作，巴克斯作為「中國通」、「漢學家」的聲名如日中天。

《慈禧外紀》與《清廷外紀》

倫敦皇家學院聘請他為漢學教授，他不屑就任，他的目標是當時歐洲漢學的皇冠——牛津大學漢學教授。筆者前幾年在撰寫牛津第三任漢學教授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傳記時，曾閱讀不少文獻，當時蘇慧廉的最有力競爭者就是巴克斯。許是為了加大競爭的砝碼，巴克斯還於1913-1914年分兩次給牛津大學捐贈中文古籍、名家手稿及書畫，其中包括六卷《永樂大典》。這兩批捐贈（儘管後來有不少被證明是贗品）使牛津的中文藏書一下子增加了近四倍，並使得該校擁有了歐洲最好的中文館藏。2009年春，筆者到訪牛津時，曾去博德林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中文善本書庫參觀，寫著「巴克斯特藏」字樣的書架有十幾排，約佔牛津中文善本的半壁江山。

牛津大學博德林圖書館

1920年最後決定漢學教授人選時，許是牛津方已聽聞些巴克斯涉嫌造假的醜聞，漢學教授一職終於與他擦肩而過。但牛津對這個慷慨捐贈者還是充滿感激的，博德林圖書館主樓里有塊記載歷代捐贈者大名的大理石碑，其中第二行倒數第二個名字就是——埃德蒙·巴克斯從男爵。

載有巴克斯芳名的功德碑

真正把巴克斯一把推下神壇的是牛津的歷史學教授羅珀（Hugh Trevor-Roper，1914-2003）。羅珀1976年出版了《隱藏的一生：埃蒙德·巴克斯爵士之謎》（A Hidden Life: The Enigma of Sir Edmund Backhouse，美國版改名為Hermit of Peking, The Hidden Life of Sir Edmund Backhouse ）一書。在這本書里，他以紮實的史學功底及大量的文獻論證巴克斯——一個偽造者、一個欺詐者、一個不折不扣的騙子、一個狂郁綜合病症的患者——如何和他的同夥為了維持他們在北京的生計，偽造並販賣中國文學「名著」，其中就包括宮廷檔案和日記，他們正是以此為基礎編寫了關於清廷的那些書。該書在西方一時讓學界側目，並由此把巴克斯及其著述掃入歷史的垃圾堆。此書1986年便有漢譯本（《北京的隱士》，齊魯書社，為「義和團資料叢編」之一），有興趣的讀者可找來一探究竟。

美國版Hermit of Peking封面

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羅珀

去年，一本署名埃蒙德·特拉內·巴恪思爵士的《太后與我》再一次甚囂塵上，由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該書聲稱「牛津大學圖書館塵封六十八載手稿首次出版，英國爵士回憶與慈禧六年情史」（腰封語），此巴恪思即是本文的主人公巴克斯。之所以稱他為爵士，是因為作為喬納森·巴克斯從男爵的長子，他在父親去世後按例承襲了這個爵位。不過，他除了得到爵位，什麼財產也沒分到。富甲一方的喬納森1918年去世，在留下的遺囑里，巴克斯沮喪地發現其中沒有任何原諒他的明確跡象。為了修復父子關係，巴克斯定有過努力，寒齋這本有喬納森藏書票的書也許就是個旁證：巴克斯贈書給父親，為了證明自己已不是當年的浪蕩子？

《太后與我》是巴克斯晚年回憶錄《滿族人的衰落》（Decadence Mandchoue: The China Memoirs of Sir 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漢譯本中英文書名被有意簡寫為DM）的漢譯本，在這本又一次標榜絕非虛構的作品裡，巴克斯回憶他眼中的慈禧及兩人「親密接觸」的往事。他自稱「外國的榮祿」，從1902年到1908年慈禧去世，一直是慈禧的情人。「在李蓮英『媚葯』的刺激與支持下，他令這個顯然經驗豐富選擇又多的女子享受到了肉體的滿足。」1902年，巴克斯二十九歲，慈禧六十八歲。

晚年巴克斯

這部長達1393頁手稿的回憶錄，巴克斯寫於垂暮之年。當時受一位瑞士籍醫生賀普利（Reinhard Hoeppli）的鼓勵與資助，他用六個月的時間快速完成。 巴克斯1944年去世後，手稿自然到了賀普利手中，但一直到1973年賀普利去世，這部手稿因充滿了淫穢的情節，在西方一直無法按常規方式出版。1973年夏，手稿由賀普利的朋友轉到時在牛津任教的羅珀教授手中。賀普利臨終前決定讓手稿與巴克斯此前捐贈的圖書一起存放牛津圖書館，他認為這可圓巴克斯的心愿。但事與願違，羅珀就是因為讀到這本荒唐的回憶錄，才想起去追逐巴克斯的一生，並最終將他釘在恥辱柱上。

世事難料，不論賀普利，還是巴克斯，都沒有想到的是，最終給這本「傷風敗俗之作」公開出版機會，並張開雙臂歡迎它的竟然又是中國。2011年4月，香港一家成立不久的名叫Earnshaw的圖書公司，推出了該書的英文版。 幾個月後，中國大陸即有漢譯本，並大賣一時。其實，早在三十多年前，羅珀就斷言，這是巴克斯的又一本欺世之作，他甚至建議書名應叫《巴克斯幻想的性生活》。

2012年8月17日參觀上海書展，意外邂逅《太后與我》一書的譯者見面會。出席活動的除譯者王笑歌外，還有自稱該書英文版權人的晏格文（Graham Earnshaw）。看到老晏的英文全名，我一時恍然，原來那家香港出版公司的名字就是他的姓。後來確認，他就是該公司的CEO。晏格文做過路透社駐中國代表，是一個深諳中國市場與需求的老外。開場白，能講中文的老晏說：「這是一本有意義的書，是一個常駐在中國的、中文比較好的英國人寫的。他說很多大話，我也說很多大話，有趣的是，我的大話與他的大話一樣，很多都是真的。」

當時我在台下，聞此啞然。腦子裡倒想起劉克莊的一句詞：「常恨世人新意少，愛說南朝狂客，把破帽年年拈出。」

還是回頭再說幾句與藏書票有關的話吧：它以家族紋章為主圖案，最上面的那行拉丁文「Confido In Deo」意為「我信上帝」。右下角一行小字「C. Helard，1903」表明設計者與時間。C. Helard即歐洲鼎鼎大名的藏書票設計家海諾德小姐（Miss C.Helard，全名Mary Ellen Blanche Crookes ，1870-1935），她的丈夫就是當時歐洲紋章學的專家福克戴維斯（Arthur Charles Fox-Davies，1871-1928）。據說海諾德小姐一生僅設計了百餘枚藏書票，但名聲卓著。其作品集《海諾德藏書票萃編》（The Bookplates of Miss C. Helard and Other Related Matters）去年剛由英國藏書票協會結集出版。該作品集限量印製四百五十部，主要贈送協會會員及各大圖書館。我常去的UBC大學圖書館善本書庫亦藏有一套，借出翻開，為巴克斯之父喬納森從男爵設計的這枚赫然在列，編號是H071a。

大名鼎鼎的藏書票設計家Miss C. Helard

二〇一三年十月廿六日初稿於溫哥華，聖誕節前一日改定

（原刊《藏書》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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