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淮軍和湘軍相信大家都知道，他們打敗了洪秀全的太平軍，殲滅了北方的捻軍，支撐著岌岌可危的大清長達數十年之久，在國內戰場堪稱「勁旅」。可到了對外作戰中，兩者之間的差距立馬就凸顯出來了。

清末對外作戰中，清朝取得了兩次重大的軍事勝利：一是左宗棠率領以劉錦堂部兩萬老湘軍為主力收復新疆，為祖國收復了1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二是湘軍王德榜率領的老湘軍二十一營在鎮南關配合馮子材取得的大捷，打敗了法國侵略者。

可這兩次對外作戰，皆不見淮軍的影子，如果真要說有的話，那就是1875年淮軍劉銘傳部帶著幾萬人在陝西大吃大喝，就是不肯入甘肅和新疆作戰，以及1884年淮軍潘鼎新部在面對法國兵時驚慌失措，倉皇而逃。

那麼問題來了，同樣是內戰中的「勁旅」，可為何到了對外作戰時，差距會如此之大呢？下面我們就簡單來分析下。

一來是在將才的選用上

在這方面，湘軍（至少是高級將領）在道德和能力上有著更為嚴格的要求。湘軍初創時，曾國藩就曾提出四條：「帶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

道義和忠義，始終都是湘軍選拔將領時永不放棄的兩個要求，他們的將領主要靠儒家傳統道德來教育和約束自己。湘軍的主要將領幾乎全部都是儒生，比如羅澤南、王鑫等是理學家，彭玉麟是個學者，胡林翼則是進士出身。這些人有種理想主義，有為理想赴湯蹈火的決心，這樣的將領才能適應戰爭的特殊需求。

我們再來看淮軍將領，完全就不是那麼回事兒了。

淮軍將領中讀書人不多，主要將領中，也就只有潘鼎新是個舉人，另外如程學啟是太平軍的降將，劉銘傳是鹽販子出身，張樹聲、張樹珊以及周盛波、周盛傳兄弟則基本上都是地痞一類的人物，靠辦團練起家的。吳長慶出身行伍，曾做過中下級軍官。他們這些人出身比較低微，沒有什麼道德和理想，重利不重德。

所以在國內戰場上尚能依靠火力掩飾一下，可一旦面對強悍的外敵時，沒有忠義血性的本性就暴露出來了。1884年中法戰爭時，張樹聲、潘鼎新怕死不肯作戰被革去督、撫職務；中日甲午戰爭中，葉志超千里大潰逃等等。這些人豪無道德和忠義血性可言。

二來是在士兵的選用上

湘軍選兵必須是親自招募，絕不假手他人，而且選擇標準極為嚴格，要求技藝嫻熟，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夫土氣者為上，油頭滑面，有市井氣者，有衙門氣者，一概不收。曾國藩曾一再強調「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濟，不求速效，練一收一人之益，練一月收一月之效」。在這樣的嚴格選拔、訓練、管理之下，湘軍的士兵素質普遍都比較高。而且他們來自一個地方，互相比較了解，也比較團結。

而淮軍基本上就是個大雜燴了。在士兵招募方面兼收並蓄，士兵的來源參差不齊，張樹聲、劉銘傳、周盛波、潘鼎新、吳長慶這些人中，有的是來自流氓集團，有的是來自團練，而戰鬥力好的程學啟部就是由太平天國的降軍所組成的。

李鴻章受西方的影響比較深，武器裝備基本都是以洋槍為主，打內戰時，這點要比湘軍好不少，可一旦要和敵人肉搏時，淮軍戰鬥力意志薄弱的缺點就顯露無疑了。

三來是在戰鬥意志的形成上

湘軍重視的是道德和個人操守，追求的是儒家保家衛國的境界，砥礪品格，信奉實幹。而淮軍多是廉恥之心而唯利是圖的小人，李鴻章明知這些人的真實面目，卻還仍舊委以重任，其直接後果就是吏風日下，士兵素質、鬥志和士氣都遠不如同時期的湘軍。寫《太平天國親歷記》的英國人林利對淮軍直接就是不屑一顧，可在西線見到湘軍時卻高叫「他們的勇敢是清軍中前所未見的」。

湘軍擁有勇猛的戰鬥風格和堅強的戰鬥意志，在對外作戰中，這種精神力量要遠比幾件西洋火器好使得多，「吃得苦，霸得蠻，捨得死」的湘軍精神，在對外作戰中表現得是淋漓盡致。

淮軍也頗有些悍將，這些人當年在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時都是一把好手，可他們面對的是烏合之眾，一旦遇到同樣也擁有西洋火器的正規軍時，他們就一敗塗地了。在甲午戰爭中，唯一敢跟日軍肉搏的就是湘軍，牛庄戰役慘烈戰敗，也是湘軍最後一縷夕陽。

一支軍隊，就算你武器裝備再牛氣、再先進，可沒有敢於亮劍精神的話，始終不能作為國家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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