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與自學 | 周振鶴：問策與對策

原標題：讀書與自學 | 周振鶴：問策與對策

編者按

明清時期科舉考試考三場，前兩場內容迭經變化，但文體都要求採用八股文，第三場則始終未變——策問五道，題問經史、時務、政治，以此糾前兩場考試虛學之偏，測試考生的實學水平。策對得好，對於獲得好的官職也相當關鍵。許多教授如何對策的書就隨之應運而生，甚至有不少成了當時的超級暢銷書。

問策與對策

文 | 周振鶴

（原載《讀書》1993年3期）

「問策」是我的杜撰，為了與「對策」相應，其正式名稱應是「策問」。策問是一種考試方法，就是考官測驗應考人處理具體事務的能力——或者說是「覘士子之經濟」。應考人答出自己的處理辦法，就叫對策，也可以叫做策對，意思是一樣的。所以策問就是問策——詢「問策」略。

問策起源很早，起初只是一種諮詢，或者說請教。漢代的賈誼和董仲舒是對策最出色的範例。賈誼提出「眾建諸侯少其力」的辦法，削弱諸侯王的割據勢力，幫了皇帝很大的忙，後來吳楚七國之亂之所以很快被平定，就跟事先採納了他的建議有關。董仲舒則指出「道不變，天亦不變」的道理，使儒家學說居於諸子百家之上。不久，策問也用來作為選拔人才的一種補充辦法（漢代尚無科舉，選拔人才靠選舉——鄉舉里選）。西漢第一個布衣宰相公孫弘，就是因為對策出色而被漢武帝看中的。科舉制度興起以後，策問正式成為取士的考試手段之一。

清代科舉考生入考場圖（藏香港藝術館，來源：info.gov.hk）

最近研究八股文的大作很多，有些人或許誤以為科舉考試只是考八股一項。其實明清時期的鄉試（考舉人）和會試（考進士）都要考三場，第一場考經義，代聖賢立言，用的文體是八股文。第二場考的主要是論。第三場考的就是策。第一二場的內容迭經變化，到乾隆以後，二場廢論題，改考五經，第一場則專考四書，兩場都用八股文。只有第三場不變，依舊是策問五道，題問經史、時務、政治。設立策問一試，目的就是要糾一二場考試之偏。因為考中之後，皇帝是要給你官做的，如果只會死讀書，而沒有經國濟世之才，那就失去考試的意義了。換句話說第一二場是虛學，只是測驗讀死書（而且只限於四書五經）的能力。第三場才是實學，測驗應變的才幹。但是在實際上三場之中以第一場最為重要，能不能考中，關鍵就看八股文做得好不好。因此士子拚命鑽研八股文的作法，其他一切不顧，以至於連秦皇漢武是誰都不清楚的人也有。

不過策試也不是一點用處沒有，當著應試者的八股文水平差不多，難以定名次高下時，策對得好的人就要佔便宜了。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會試中式以後還要舉行殿試，殿試的方法就只有策問一項。考得好，所得官職也好。因此如何對好策也就是一門學問了。所以我們今天常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不是沒有來由的。

《放榜日》（絹本長卷局部，約1540年，疑為明代仇英所作，? 台北故宮博物院；來源：afe.easia.columbia.edu）

國人的脾氣是不怕多事，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你有考試之規，我有應試之法。八股文之外再加上策試也只等閑，不過多出了些生財之道而已——許多教授如何對策的書就隨之應運而生。這類書的出版早到你不能想像，竟然早到隋朝就有了。《新唐書·薛登傳》說：「煬帝始置進士等科，後生復相馳兢，赴速趨時，緝綴小文，名曰策學。」很可惜，這類「策學」的書一本也看不到了，想來當是一些策文的範本，讓人借鑒。當然，上面「出版」一詞只是借用，其時印刷術尚未發明，策學一類的書只能是手抄本。可以想見，印刷術發明以後，這類刻本更要滿天飛了。但也不是所有的策文都不值一讀。據傳為南宋楊萬里所作的策文二十五首，就頗精彩，不但為時人所重，而且被後人奉為楷模。明人遂將其裒為一集，並加上評語，顏曰《錦繡策》，供人參考。湖廣麻城有勞氏某以此勖子勞鉞，竟登進士第，感激之餘乃以之付梓。而受勞氏所託，為該書作序的南京國子監祭酒竟也說幼時受益此書不淺，無怪乎到清代康熙乾隆年間這書還有人一再重刻。

科舉考場里的醉漢（圖出自《明狀元圖考》）

策問的目的原是要考出應試者的真本事，但在應考人一方卻是怎樣千方百計發現捷徑去敷衍皇帝——任何考試從來就是一塊敲門磚。同時，策試的範圍又過於廣泛，使士子窮於應付。這就造成策學長盛不衰的局面。這門學問告訴人們如何花最少的時間去學習策對，甚至於套用現成的策文模子，以便矇混過關。所以在明代就有「策套」這種名目。楊慎在《舉業之陋》里就說：「本朝以經學取人，士子自一經之外，罕所通貫。近日稍知務博，以名苟取，而不究本原，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其碎語而通之，謂之蠡測；歷代諸史，則抄節其碎事而綴之，謂之策套。」

因為策試要考到有關經史子集的知識，所以策學也要將這些知識分門別類地告訴士子。有些講策學的書比較簡略，只是提綱挈領而已，有的則是宏篇巨制，有如百科全書。簡略型的可以乾隆間的《策略》一書為代表。這裡的「策略」並非謀略之義，而是簡略的策學的意思。這本書只有六卷，而內容以道統為首，及於經學、史學、天文、地輿甚至軍制、律令、水利、官制，無所不包，自然非簡略不可。視其史學一門，從目錄上看，囊括廿二史（從《史記》到《元史》），還要加上《資治通鑒》、朱子《綱目》等書），而實際內容卻只有五千多字，只能將每部史書及其作者作一簡單評述。就中短者僅僅一語帶過，如：「李百葯《齊書》類多遷就之詞，令狐德棻《周書》則只清談是務。」最長者司馬遷《史記》也不到二百字。這種簡略的策學書籍，提供的只是最基礎的知識，讀者自己還得臨場發揮。

（清）白紙精印《新增策學總纂大全》（來源：孔夫子舊書網）

宏篇巨制一類則以光緒間的《策府統宗》與《策學備纂》為典型。前者有六十五卷，分為十二部，即經史子集、吏戶禮兵刑工以及天文地理。後者規模更大，為卷三百七十八，分作三十二門，從目錄到內容都真正無所不包。還是以史部為例：這一門共九十四卷，光《史記》就佔了九卷，細目將近兩千條之多，舉凡《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江西江東》《大風歌》等等應有盡有。史部所收內容不但是將廿四史的資料條分縷析，以便查閱，而且將前人有關的研究成果也分部別居插入其中，以長識見。如「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條，在照錄《史記集解》所釋三十六郡後，又摘抄了清人《三餘偶筆》的不同見解。這樣既彌補了《史記》不載三十六郡名目之失，又讓人有進一步思考的餘地。前人成果中以乾嘉諸儒之作證引得最多，而於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一書尤甚。這倒也表明了編者的眼光，因為錢氏此書是極高明的第一等著作，不似其妻兄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只是尋常人語。史部以外的其他各門也有可觀之處。由於內容豐富詳贍，《策學備纂》成為光緒前期的暢銷書，至少有兩種版式至今還常在書店碰到。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錢氏潛研堂家刻本）

但是策學類的工具書部頭越大，記誦起來也越吃力。而且考試限時限刻，沒有多少工夫可供琢磨。所以在殿試前一般人往往預擬數十條策對空文，策問題發下，按照每門參入題旨，加以點綴成篇。即使遇到自己不熟悉的問題也並不可怕，有一位名叫侯鳳苞的人就寫了一篇《策學例言》，專門教人如何應付。其中所敘不僅對策試，即對今天的一般考試中的問答題似亦至理名言，故不厭煩，摘其要於下：

條對固以詳明為上，然亦鬥智不鬥力也。必博集群書而後對策，闈中有幾人乎？況所問者多至數十百條，雖極淹博，必有一二條偶而遺忘；雖甚空疏，亦有一二條偶然熟記。貴以其所知，證其所不知。……總之，所知者則鋪張而附益之，累幅不止；不知者則深諱而固匿之，一字不題。……徵實處以多為貴，欲見長也；空衍處以少為佳，恐取厭也。經史策欲其詳，貴實學也；時務策不妨略，省空談也。時務亦多述古而少談今，古可覘學，今易觸諱也。五策中擇一二題人皆孑孑，我獨有餘，儘力寫去，至千言以上，余則隨意抒寫，可滿篇幅矣。所知過半者，挨次條對，不及知者，左右支吾，易露破綻，索性揉碎全題，錯綜變化而出之。筆力好者出沒無方，凌駕有法，使閱者但覺文氣之佳，遺漏者全然不覺，是一巧法也。……對策未求有功，先求無過。實對固佳，然偶有記憶不清，致成謬誤，則所累不少。故平日流覽，先必字字著實，自量不能記者，即刪之。下筆時萬分謹慎，略有所疑者，即闕之，此死法也。更有活法，則疑者，渾之記憶不全者，舉一二以該之，人名可稱昔人，地名書名時代，俱可遷就，則趨避有方，無割愛之嫌矣。

此真可謂得盡策試之三昧矣！

八股文的誤國害人早已有人痛斥，講得痛切的甚至認為大明江山也是它葬送的。也早就有人主張改革，所以康熙二年一度廢止八股文，但不久又恢復了。策試也並非沒有毛病，乾隆時有大臣請求改革考試方法，就認為時文（即八股）徒託空言，不適於用，答策隨題敷衍，實不足以得人。但是當權者並不想取消這種桎梏讀書人聰明才智的辦法，僅在技術上稍作調整，便又將祖制繼續奉行下去。直到晚清喪權辱國吃虧挨打半個多世紀後，才不得不在戊戌維新前夕，宣布對科舉考試方法進行重大改革。因為就八股與策對而言，八股的危害更大，所以主要的改革措施就是停用八股而改試策論。可笑議而未行，而光緒新政已敗，一切又率由舊章。庚子事變幾於亡國，辛丑於是重提科舉改革，宣布自明年起改首場試中國政治史事論五篇，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三場試四書義二篇、五經義一篇。把策試的地位提高了一級，又把策試的內容更加具體化了，於是新的策學書籍馬上跟著出現。

《辛丑條約》簽訂現場（資料圖）

就在辛丑當年冬月，一部篇幅三百八十卷之巨的《萬國政治藝學叢考》已經編就，第二年春天便已出版上編《政治叢考》，其速度遠過於九十年後的今日。雖說這是因為追求經濟效益所致，但未始不反映當時人急於改革的迫切心情，這由該書的序言可見一斑：

我朝沿前明舊制，以八股取士。……雖有一二英俊之士不屑為所束縛，而功令所在不得不隨俗浮沉誦焉習焉（的確如此，即嚴復這樣吃過洋麵包的革新人物，也因未由正途出身而始終耿耿於懷）。上以是求，下即以是應，而中國人才遂以頹廢而不能自振矣。……戊戌之夏，我皇上銳意鼎新，力求郅治，特詔廢八股，改試策論，天下喁喁望治，未幾而複試八股，豪傑之士靡不沮喪。洎乎去歲畿輔變起，兩宮西狩，創鉅痛深之後，我皇太后皇上知變法之不可或緩，於十月十六日特頒明諭，永廢八股，鄉會各場一律改試中國政治史事，暨各國政治藝學策論。……此誠我中國轉弱為強之一大樞機，而薄海內外士子所當鼓舞歡欣而奮發策勵者也。

因為有這樣的背景，該書的編輯目的就凸現出來了，序言於是繼續說：

特是以向所研精八股之人，而驟欲其縱談萬機，橫議五洲，雖其中未始無博通古今之士，不難出向所學以應上求，而在鄉曲迂墟見聞未廣，使無彙集大成之書以資觀覽，何以藉通曉而便討究？同人有鑒於此，因殫數人之力，需數月之久，博採東西新譯諸書，不下數十百種，提要鉤玄，旁搜曲證，掇其菁英，去其糠粃，融會貫通，以成一書，名曰《萬國政學通考》。

在這種廣告之下，要想博取功名的人自然要掏腰包了。

這種連編者自己也稱為「急就之章」的書，當然不能期望有什麼高水平，但也不見得比近年來大行其道的各式各樣的辭典差。該書的《政治叢考》分為二十考，即：疆域、盛衰、交涉、度支、稅政、幣政、官制、民俗、禮政、刑政、學校、農政、工政、商政、礦政、兵政、船政、鐵路、電報、郵政諸考。顯見與上述的《策府統宗》一類書不同，那是偏重經史策，而這是突出時務策了（晚清的進步大約就體現在這種蝸爬牛步之中）。各考之下又再分為細目，如度支考就有英國國債、諸國國債多於中國、擬立中國文錢合益會、論中國易於富強這樣的細目。《藝學叢考》則與今日的藝術毫不相干，乃是科技叢考之義（時人把西方科技與中國古代的術藝或藝術看成一類），包括算學、身體學（即解剖學）、動物學、醫學、工學等亦二十考。

這部書最有參考價值的應該是附編部分的《萬國政治藝學最新文編》八十卷。這實際上是策論的範文，在當時是給應試的士子模仿用的，例如《論封建難復而郡縣當授常職》《糾合西人以開中國諸礦說》《推廣江海商輪議》《論西人不盡似墨子》等等，在今天卻未始不可用來了解清末的思潮動向。

光緒壬寅上海書局印《新輯各國政治藝學策論》（來源：孔夫子舊書網）

專門搜集策論文章的文集也有，小型的可以《新輯各國政治藝學策論》為例，這也是在廢八股詔頒布的翌年春就面世的。該書收集了百來篇有代表性的策論，因為是要給人作範本，所以不怕題目有所重複，不少文章都同題兩篇並列，以讓讀者有所比較，如《中西農政異同考》《日本明治維新考》及《問西人似墨近儒》等篇都是。但是在作者方面卻又盡量求其廣泛，重複的很少，似有意充分體現各種不同的風格。

較大型的則有《中外文獻策論匯海》，比上書稍晚出，為卷七十一，選文至三四千篇之多。該書序言在批評「近來坊本所刊策論種類甚繁，然多系採錄經世文編及舊刻史學政治諸書重以編輯而成，其名雖新，其文實舊」後，自稱其書「廣搜各省課作、各省新報，並譯西報之最新論說，……凡場中應出之題，此編已無題不有，無論不精。一展卷間，中外得失之故，古今利病之原，皆可恍然於胸中，即可運用於腕底。」有此種種優點，自然十分誘人。但是事實與自許有距離，有些文章其實選得並不好，譬如《交涉》類中，竟有簡單到一句話就算一篇的：在《與英為難》的標題下，就僅「克拉喀得來信雲，尼歐坡爾人民現在預備軍械，欲與英國商民為難。」這二十來字，算是策還是論？而且分類也不大講究，如《興浙會章程》不入「社會」類而入「地輿」，實在離譜。雖然如此，在「海內儒林久為八股所束縛，今欲盡棄其所學，不免手足無措」的情況下，這類書還是有其啟發作用，而且也是很行時的。

國畫《洋務運動·留美幼童》（作者 ：方瑞，2009）

廢止八股雖然有過小小轟動效應，但是這個效應一下子就煙消雲散了。真正的人才並不因停試八股而輩出，因為策試也可剿襲雷同，於庸人或許更得心應手。況且八股的毛病並不在八股本身（八股不過文體之一種罷了），而在於當權者把它作為束縛思想的工具。如果策試仍為原來目的服務，則與考八股無多大差別。以是必須改變的是整個垂死的科舉制度，而不是其枝葉末節。只要科舉不廢，就人人仍存僥倖之心，希望通過「搏一記」來獲得官位。不會去走由學校循序漸進的培養人才的道路。清政府雖早已有興辦學校的舉措，但成效甚微，要不是靠著西文教育的維持（懂西文上可充電報鐵路差使以待保舉，下亦得為買辦西崽以圖厚利），早就無人問津了。因此在要求改革變法的強大壓力下，顢頇的清廷不得不最終徹底端掉科舉制，時在光緒卅一年乙巳（一九○五），去廢八股之時不過四載。

1918年赴美留學的清華學生在上海登船（來源：《紀實》雜誌2017年2月刊）

隨著科舉制的消亡，問策和對策也成了歷史的陳跡。當著策試時行的時候，策學書籍和策文範本之類在書肆之中是琳琅滿目應有盡有，但其命運與所有的敲門磚一樣，用過了也就丟掉了，現在能看到的已經不多。這些書不但作為文化史上的一個印記值得保留，而且有些文集所選諸人多有今已湮沒不彰的人物，還有一些是無名氏的作品，這對於研究三四流甚至更一般的人的思想無疑有一定價值，雖然這些人的思想是整個社會思潮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但歷來卻是研究得太少了。更有某些少見的史料也藉此類書的採摘而得以保存，如《中外文獻策論匯海》中有一篇《江西創辦英文學塾略章》，就讓我們知道在變法維新時期，不但沿海地區多有英語學堂，連內地的江西也受波及。今人研究外文教育，總是一提就是北京、上海、廣州三地的同文館，連南京也有同文館都不大清楚，更不用說江西的英文學塾了。由是以觀，天下真無無用之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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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於「讀書文叢」精選之《隨無涯之旅》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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