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方喜：語言·文化·技術——40年文論的三次轉向

2018年註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周年、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當然也是至今依然陰魂未散的全球金融危機10周年——如果不拘囿於過度分化、細化的學科專業主義，我們會發現，上述時間節點對於反思文藝、文化理論的過去歷史，瞻望其未來發展前景，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味。下面就圍繞這些時間節點來討論文論轉型問題。

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文論已經歷「語言（學）轉向」、「文化轉向」，21世紀以來又在經歷新的「技術轉向」。今天看來，前兩次轉向總體上我們是跟著西方模式走。從西方看，1968年「紅色風暴」後，西方文論的「文化轉向」開始極速擴張，其重要歷史背景是：西方尤其法國知識分子由「街頭革命」退縮到「書齋革命」、「話語革命」，於是後現代解構主義話語大行其道。今天我們反思「文化轉向」的積極或消極意義，都不應忽視這一歷史背景。在1990年代跟著西方進行「文化轉向」的我們，是缺乏這種反思的。如果非要確定一個時間節點的話，我願意把當下新「技術轉向」開始的時間點定在2008年：這一年肇自美國的金融風暴襲擊全球，使全球經濟發展至今依然沒有擺脫低迷狀態。但理論界往往忽視了文論開始「技術轉向」的最基本的社會實踐基礎，即從2008年開始，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等新數字技術開始極速發展，並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的日常生活、物質生產方式和包括文藝在內的精神生產方式。

在回溯歷史之前，首先揭示一下「文化轉向」的「完成」也是「終結」：主導「文化轉向」的後現代解構主義大師羅蘭·巴特、米歇爾·福柯、雅克·德里達、讓·鮑德里亞、斯圖亞特·霍爾等已相繼離世。更為重要的是：大師們所追求的激進「理想」正在成為「現實」，而使之成為現實的，是當下正在進行的「技術轉向」的終極目標「人工智慧」。人工智慧已開始像人一樣「寫作」，比如微軟小冰已經可以創作被譽為文學皇冠上鑽石的詩歌，並且已經出版了一本像模像樣的詩集。在作為智能機器的小冰那裡，「人」作為肉體凡胎的「生物人」之為「主體」已被徹底解構，顛覆「主體形而上學」的解構主義大業，正在被徹底完成。現代派作家曾追求過「自動化寫作」，後現代大師巴特追求「零度寫作」並宣示「作者已死」，福柯宣示「人已死」，這在小冰「身」上已被實現。德里達所追求的徹底解脫所指的束縛成為能指的無限蔓延的寫作理想，也正在被真正實現。人在寫作中想徹底排除自身感受、感情及外界所指物的影響（束縛）是很難的，而對於智能機器人來說這根本就不是個問題。它們沒有肉身，因而也沒有感受、感情的束縛，並且不受外界所指物的影響。微軟小冰寫詩是絕對的自動化的零度寫作，是純粹的能指鏈的無限蔓延。文化研究大師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或許依然部分有效，但編碼者已不再是作為生物人的統治階級，而是物理性的智能機器。那麼，大眾抵抗性解碼所要抵抗的是誰呢？解構主義在哲學上所追求的瓦解「人類中心論」的理想正在被實現，智能機器人作為物理性的新「物種」將取代生物性的人類的「中心」地位。還沉迷在解構主義「後」字話語迷宮中的理論批評家們，宣稱一個「後人類」時代正在到來，或者說，人類作為一種物種正在被「後」掉。

而已實現激進理想的後現代解構主義大師們，總體上對現代技術並無好感，當下新技術所產生的結果，對於他們來說或許正是他們也常使用的一個詞——「反諷」。但是，不管怎麼說，無可奈何花落去，如果我們還繼續跟著後現代大師們的邏輯走，最多只是狗尾續貂，想別開生面，就要明白「人工智慧」已使大師們與我們「劃清界限」了。他們是「非人工智慧時代」的大師，我們則要做「人工智慧時代」的理論研究者。文化轉向中解構主義文化批判依然部分使用語言轉向中結構主義文本批評中的話語，但基本「範式」已變，同樣，在當下新的技術轉向中尤其在其初始階段，依然可以部分使用後現代解構主義文化批判的話語，但必須轉換基本「範式」。當下操持「後」字解構主義話語的許多關於互聯網、人工智慧等極致技術的文化批評，基本「範式」未變。因此，在理論上自覺推動基本範式的轉換，非常必要。

今天看來，世界文論的三次轉向，皆與技術尤其信息傳播技術的發展和轉型相關：（1）與「語言（學）轉向」相對應的是印刷技術，大致可以將這次轉向視作安德森所謂「印刷資本主義」時代信息傳播狀況在理論上的總結。（2）與「文化轉向」相對應的是不同於印刷技術的新的電子傳播技術，從對大眾文藝生活的影響來看，尤其是電影、廣播、電視等技術。代表文論「文化轉向」的所謂「文化研究」，其實是隨著技術的發展而發展的，阿多諾主要談的是廣播、電影等，本雅明主要談的是電影，而從麥克盧漢和伯明翰學派始，文化研究主要談電視。「電視」乃是文化研究的最主要對應物，並因此可將其基本範式稱為「電視範式」。總體來說，可將「文化轉向」及其研究成果稱為「電子資本主義」時代信息傳播狀況在理論上的總結。（3）與當下正在經歷的「技術轉向」相對應的首先是不同於「模擬信號」的「數字信號」技術（在此意義上可稱其為「數字轉向」），與此對應的技術載體是建立在二進位數字技術上的計算機和互聯網，而人工智慧當是「數字信號」技術發展的極致，「互聯網範式」尤其「人工智慧範式」已大大不同於「電視範式」，文化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必須轉換範式，而「技術轉向」所要完成的將是「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信息傳播狀況在理論上的總結。

儘管「技術」在現代歷史中始終扮演革命角色，但當下「技術」已從後台走向前台，並日漸成為革命的「中心」，同時也是全球社會生活的「中心」。貫穿印刷資本主義、電子資本主義、數字資本主義三階段的一條重要脈絡是文化信息的大眾化、民主化：現代印刷機大大提升了文化普及率，電視機對此有進一步提升，而作為「超級計算機」的互聯網在對文化大眾化提升的幅度上，是前兩者無法望其項背的。數字資本主義開始於計算機，巨型計算機微型化進而出現所謂「微機」或「個人電腦」，這是大眾化、民主化的第一步；一台台電腦通過萬維網連通起來，大眾也就連通起來了，這是更具革命性意義的第二步。互聯網的Web1.0階段，大眾通過瀏覽網頁（所謂「網上衝浪」），更便捷地獲得大量信息，信息與文化大眾化程度大幅度提升，但在此階段，大眾依然還是「消費者」，以「電視範式」為主導的文化研究範式依然適用於分析這一階段的文化現象。更具革命意義的是Web2.0階段，即社交平台的出現，大眾不僅僅只通過互聯網「消費」信息，而且也可以通過互聯網平台「生產」、「發布」、「傳播」信息。互聯網進一步的移動化、智能化則使大眾這方面的能力得到進一步提升，不同於「文化轉向」的「技術轉向」由此真正開始。

「技術轉向」的真正開始，意味著此前文化轉向中出現的種種理論範式，已越來越不適合闡釋新的社會文化現象，文藝、文化乃至整個社會研究的基本範式正在經歷新轉型：（1）在「技術」範式上，文化轉向中的主導範式是「電視範式」，「遙控器」是大眾文化反抗的利器，但這種反抗總體來說畢竟是「無聲」的並且是相互孤立的。而智能手機則使大眾的反抗由「無聲」變為「有聲」並且是互聯互通的，當大眾能把自己生產的文字、視頻、音頻等發布到社交平台上傳播時，用菲斯克的話來說，他們不僅在沉默中再生產文化產品的「意義」部分，而且在大聲喧囂中生產文化產品的「物質」部分。（2）在「主體」範式上，在電視範式下，大眾主要是「消費者」，而社交網路尤其智能手機則使大眾成為一種新的文化主體即「產消者（prosumer）」。如果說電視帶來了大眾文化「消費」的革命，那麼，智能手機等則帶來了大眾文化「生產」的革命。作為「產消者」的大眾開始參與包括文藝在內的文化信息生產、流轉的各環節、全過程，並逐步對社會文化生態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當然，更具激進性的數字技術是人工智慧，智能機器也正在成為包括文化產品在內的信息產品的「生產者」，這是對只關注「消費者」的後現代文化研究更大的挑戰。

讓我們回到中國。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文論1980年代開始「語言（學）轉向」或「向內轉」，1990年代開始「文化轉向」或「向外轉」。從中西比較看，錢中文先生認為這兩次轉向存在一種「錯位」現象：1980年代，中國文論開始語言轉向、向內轉時，西方文論已開始文化轉向、向外轉，而且總體來說，這兩次轉向我們是在慢半拍中跟著西方文論走的。從發展角度看，在改革開放之初首先向西方學習是沒有問題的，並且中國文論界也絕非只單純跟著西方模式走，還是取得了不少結合本土實踐的理論成果，總體成績也不必低估。

與前兩次轉向相比，在當下新「技術轉向」中，中國文論迎來了自主創新的重大機遇。這可以從多方面來看：（1）從文化生產、傳播技術看，在「文化轉向」涉及的電視文化的發展上，中國比西方要慢半拍；而在與新「技術轉向」相關的互聯網、智能手機等的發展上，中國與西方基本同步，中國現在是排在美國之後的第二大互聯網大國。（2）新的「技術轉向」絕不僅僅只涉及文藝、文化，而且還涉及包括物質生產在內的廣泛的社會生活領域，在這方面，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等技術及其產業化的發展，中國與西方也幾乎同步。（3）更為重要的是，到了2018年這個改革開放40周年的時間節點上，中華民族已經實現了由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兩次歷史性飛躍——我認為這正是在當下世界文論新轉向中，中國文論研究者進行自主創新、堅定理論和文化自信的底氣所在。

包括文論在內的中國社會的發展和命運，與馬克思緊密聯繫在一起：2018年是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周年；2016年由Christian Fuchs和Vincent Mosco編輯的《Marx in the 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一書引言的標題是 Marx is Back（馬克思歸來）。這也是始終並依然高舉馬克思主義的旗幟的中國文論，在世界文論新轉向中，可以堅定理論和文化自信的底氣所在。回過頭看，在「文化轉向」中，馬克思可謂是「不在場的在場者」。「在場」是說馬克思的批判精神還在，「不在場」是說所謂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或經濟主義受到普遍質疑。而在當下數字資本主義引發的第三次技術轉向中，馬克思將重新「登場」。再前追溯，第一次「語言轉向」作為所謂「向內轉」，脫離了馬克思結合社會實踐尤其是從物質生產角度討論文藝、文化問題的歷史唯物主義方向；第二次「文化轉向」，雖然是「向外轉」，但其中作為文藝、文化活動「外部」因素，總體上是不包括經濟活動尤其物質生產的，偏離歷史唯物主義的傾向並未改變。

從歷史背景看，與「文化轉向」相關的是包括電視在內的信息技術的大發展，但是，這些信息技術還主要在物質生產之外發展，由此來看，「文化轉向」中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內的所謂「文化研究」脫離物質生產，而就文化論文化的傾向，既有一定歷史合理性，但也充分體現了其歷史局限性。而當下新「技術轉向」重要的時代背景是：傳統信息技術與物質生產日趨融合。要特彆強調的是，引發文論第三次轉向的計算機、互聯網等數字技術，不僅僅只是信息傳播技術。作為互聯網Web2.0的社交平台的出現，標誌著不同於「文化轉向」的「技術轉向」的開始，而Web2.0技術又進一步使不同於「信息」的「物」融入互聯網從而形成「物聯網」，最終引發物質生產方式的新革命，出現了大眾創客「（Maker）」這種新的物質生產主體，其重要生產工具是3D印表機等。如果說智能手機使大眾掌握了「精神生產資料」而可以在虛擬的「比特」世界中生產文化符號產品的話，那麼，3D印表機則使大眾也一定程度上擁有了「物質生產資料」而可以在現實的「原子」世界中生產物質產品。當今數字技術不僅在改塑著大眾文藝、文化生活，而且也在影響著大眾的經濟生活、革命性地改造著當今物質生產方式。這正是馬克思歸來並重新登場、歷史唯物主義走向復興的重要原因所在，也是我們超越西方文化轉向中後現代解構主義範式，輕視經濟、物質生產而就文化論文化、就符號論符號等總體傾向的支點所在。

總之，如果說在「語言轉向」、「文化轉向」中，中國文論或多或少存在跟著西方邏輯走的問題，那麼，在當下新「技術轉向」中，中國文論迎來了自主創新的重大機遇。但是，誠如馬克思所揭示的，包括文藝理論在內的「觀念的上層建築」往往落後於經濟基礎的變革、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技術轉向」中的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等新技術正在按摩爾定律「指數級」增長，已經並將更深刻改變包括文藝、文化在內的人類社會生活。與這種指數級速率相比，當今包括文藝理論在內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普遍顯得滯後，比如我們文論界很多研究者至今依然操持著西方「文化轉向」中的後現代解構主義話語而樂此不疲、流連忘返，沒有意識到這些後現代「範式」對當下新的社會文化實踐已經越來越缺乏解釋力。因此，在自覺而深刻反思的基礎上，推動新的「技術轉向」和文論範式新轉型，抓住中國文論自主創新的重大機遇，就不僅僅是增強理論和文化自信的需要，更是順應時代發展新趨勢的現實需要。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研究室主任）

原標題：語言·文化·技術：40年文論的三次轉向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任編輯：黃琲 排版編輯：黃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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