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現象與重新認識美國」學術研討會綜述

近日，由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主辦的「特朗普現象與重新認識美國」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大學英傑交流中心舉行。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高校及研究機構的多名學者，圍繞特朗普現象分為三個議題展開了深入的交流討論。

專題討論（一）：

特朗普時代的國內、國際政治

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達巍 圖片來自網路

國際關係學院達巍教授以《全球化、特朗普現象與中美關係》為題首先發言。他認為，近些年來，美國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在三個層面遇到瓶頸：第一，美國地理擴張達到頂峰，同時遇到中國、印度巨型國家進入自身主導體系之中，並且在全球範圍內出現重新分工；第二，在過去數十年間科學技術沒有重大突破，依靠技術進步消解社會矛盾的希望比較小；第三，制度革新缺乏。美國目前缺乏突破瓶頸的辦法，社會制度的變革是美國民眾最可能獲得成功的途徑。特朗普的當選意味著美國人還在尋找問題的解決途徑，上一次制度層面的更新，即奧巴馬的當選並不能讓美國人滿意。達巍認為，特朗普在任內希望製造一些不可預期性，雖然會取得戰術優勢，但同時也會消耗美國的國家信譽，從長遠來看會損害美國霸權。長時期以來美國對其他國家提供安全穩定的國際環境，這是世界政治的公共產品，而特朗普上台帶來的不確定性，也令國際社會對此充滿憂慮。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王立新 圖片來自網路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王立新教授以《特朗普現象與自由國際主義的衰退》為題，選取自由國際主義興衰的角度，從外交方面剖析特朗普上台的原因及其後的舉措。自由國際主義作為美國主流的外交思想，長期主導了外交政策的制定。它可被視為自由主義原則與國際主義外交相結合的產物，因此被稱為自由國際主義。這一套思想主導了二戰後國際秩序的重建，塑造了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並在冷戰後繼續對美國外交發揮作用，在小布希時期形成新保守主義外交思想。但是在伊拉克戰爭後，自由國際主義開始盛極而衰，接連遭遇重大挫敗。自由國際主義的失效和挫敗為特朗普的上台提供了基礎，其表現有：美國相對實力的衰退，削弱了美國向海外輸出民主的能力和意願；民粹主義興起，其原因包括全球化對美國經濟的損害、移民湧入等自由國際主義的副產品，導致了美國國內自由國際主義共識的瓦解，越來越多的民眾，包括精英和大眾不認可向海外輸出民主的議程。與此同時，特朗普現象的出現，削弱了自由國際主義的基礎——美國例外論。特朗普上台後，拋棄自由國際主義，實施有原則的現實主義，表現有：在經濟上從推動自由貿易和全球化，轉向推行經濟民族主義，強調美國利益至上；在安全上強調美國自身實力的壯大，而不是集體合作，奉行傑克遜民族主義，在全球治理實行單邊主義，包括退出《巴黎協定》；對繼續扮演世界領袖角色三心二意，放棄部分領導責任，同時試圖減輕在安全領域的領導負擔，希望北約盟國、日本、韓國增加軍費開支。

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張業亮 圖片來自網路

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張業亮以《「解構行政國」：特朗普保守主義國內政策的目標》為題，從特朗普的執政理念角度闡釋特朗普現象。他認為，行政國自進步主義時代開始，總體趨勢是在擴張，而特朗普上台後一直在採取「結構行政國」的措施，大刀闊斧削減行政機構，這與曾經的白宮首席戰略顧問史蒂芬·班農有直接關係。特朗普曾用這樣的話闡述其執政理念，「要對不斷擴大的行政國急剎車」。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刁大明 圖片來自網路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刁大明副教授，以《特朗普執政以來的美國政治生態》為題，談了自身對美國目前政治文化新的認識。刁大明認為，特朗普的當選，既可被視為「因」，也可被視為「果」。如果將特朗普作為「果」來看待的話， 2016年總統選舉是溫和自由派執政周期結束的開始。如果將特朗普現象作為「因」的話，實際上可被視為圈外人不斷適應華盛頓的過程。

在隨後的專家討論階段，問題集中於王立新教授對自由國際主義的展望問題。王立新在回答中指出，之所以預測自由國際主義會東山再次，是因其與美國的政治文化、政治傳統聯繫在一起，深深植根於美國價值觀，雖然目前處於低谷時期，但絕不會從此銷聲匿跡，時機成熟還會東山再起，再度主導美國外交。刁大明認為，自由國際主義當然不會消亡，問題是下次再次主導美國外交政策時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版本，它的回歸充滿多種多樣的可能。在被聽眾問及北大西洋安全同盟的前景時，王立新認為，美國和北約之間並不僅僅是安全同盟，它們之間有更深層次的文化價值同盟關係，因此在特朗普執政下美國和其盟國之間不斷出現的摩擦與紛爭都屬正常。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劉瑜副教授在討論與提問中認為，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這類粗糙的標籤所遮蔽的問題，可能比揭示的問題更多，因此需要再細緻討論特朗普反對的是何種全球主義。劉瑜認為，與其說特朗普在反對全球主義，不如說在調試美國政策目標與國家能力之間的距離問題，從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起，美國作為一個「帝國」，面臨過度擴張問題，因此美國在特朗普領導下開始從全球收縮，實際上是一個理性的做法。

專題討論（二）：

「特朗普現象」的政治、文化與社會基礎

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劉瑜 圖片來自網路

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劉瑜副教授在《後現代化與鄉愁：特朗普現象背後的文化衝突》報告中，從美國政治文化變遷的視角，討論特朗普現象作為「果」的右翼民粹主義。她認為，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是一種西方世界的整體現象。如果將其視為美國特殊現象，就容易單從美國獨特性尋找解釋。實際上，2015年—2016年難民潮已經激起右翼勢力在歐洲的普遍興起。即便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北歐國家，同樣出現了右翼民粹主義，可見不平等的加劇不足以解釋美國民粹主義的崛起。全球化的確導致了美國大量工人的失業，但不是引起美國右翼民粹主義崛起的主因。大量的調查數據證明，美國並沒有出現反全球化浪潮，即使是共和黨內部，支持全球化的比例也是在提升的，只是提升比例沒有民主黨那麼大。過去四十年間美國貧富差距在加大，但是美國人對貧富差距的滿意度卻在縮小，就政治後果而言，看法比現實更重要，這也意味著貧富差距擴大也不能解釋。

劉瑜認為，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西方文化後現代轉型所帶來的自由和保守的文化撕裂，是特朗普現象背後右翼民粹主義崛起的根本原因。現代文化社會在向後現代文化社會轉型過程中，帶來所謂「權利的革命」，權利的主體開始從白人男性向少數族裔、女性、兒童、移民甚至動物擴散，權利的範圍不斷擴大。20世紀60年代之後，右翼相對穩定，而左翼在權利革命的刺激下劇烈變動。由於權利革命的推動，實際上左翼變得越來越極端。但是之所以右翼反而會給人更極端的感覺，並不是因為其觀點位置而是其觀點強度發生強烈變化。右翼以一種歇斯底里的態度表達一種在歷史上看比較溫和的立場，而左翼是以一種溫和的態度表達相對激進的變化。之所以右翼態度會變得更加激烈，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圍心態，在美國人口代際變化中，年輕一代對共和黨的支持率越來越低，未來不在共和黨一邊。因此共和黨人在後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越發失落、焦慮，產生出一種對美好舊時光的「鄉愁」。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趙梅 圖片來自網路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趙梅，以《由「特朗普現象」引發的對美國媒體的再思考》為題，討論了媒體在特朗普當選中所扮演的角色。她首先講述了美國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與教育家約翰·杜威在20世紀20年代的論戰。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著作《公眾輿論》，該書第一次對公眾輿論做了全景式的描述，提出了「擬態環境」概念。擬態環境並不是客觀環境的再現，而是大眾傳播媒介通過對新聞和信息的選擇和加工，經過改造以後向人們所展示的環境。而傳播媒介大多具有特定的傾向性，因而容易扭曲事實。擬態環境揭示了民主和輿論的困境，因此李普曼認為媒體應當由受過訓練的精英掌握。杜威並不同意李普曼的觀點，在1927年出版《公眾及其問題》，堅持大眾民主，強調公民參與的重要性，展現了對公眾依靠自身處理公共事務的強烈信念。在現代互聯網新媒體環境下，特朗普的當選展現了新媒體如何影響政治發展，公眾又如何藉助新技術影響2016年的選舉，右翼民眾如何利用新媒體對抗精英化左翼傳統媒體，通過互聯網傳播各類信息甚至謠言詆毀希拉里，幫助特朗普當選。趙梅認為，中國學者要避免只是緊盯傳統自由派媒體，而應當將底層右翼納入重要的信息參考來源，顧及銹帶、中西部勞工階層的聲音。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王希 圖片來自網路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王希教授以《「無選擇困境」：政黨政治與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為題，探尋特朗普競選成功背後的政黨制度性因素。王希指出，特朗普以一個自稱代表大眾利益的局外人，挑戰建制派利益，自費競選美國總統，這種現象在美國歷史上並非首次，其當選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美國獨特的選舉制度。王希創造了「無選擇困境」（no-choice dilemma）概念，來描述美國選民在最後選舉時面臨的難題：無論是希拉里和特朗普都並非自己心中合適的總統人選，但是如果不選取其中一位，則面臨自我剝奪選舉權的困境。如果說無選擇困境是偶爾出現的反常現象，它對民主的損害尚可容忍，一旦無選擇困境成為常態，並且滲透和表現在總統、國會議員、州長、州議會議員等各層選舉中，那麼選舉的民主性就會大打折扣，這在事實上剝奪了相當一部分的權利。美國政治學家列昂·愛潑斯坦（Leon Epstein）將這種弊端概括為「雙寡頭壟斷體制」，選舉票上固然可以出現兩黨以外的選舉人，但是最終通常獲勝者只在兩黨選舉人中間產生。

王希認為，民主黨與共和黨經歷了不斷重塑的歷程，通過靈活地應對變化牢牢把控美國政治，造成了選舉僵化和政黨工具化，使得政黨的活動圍繞成功贏得選舉展開。當政治競爭變成放大的工具理性和實踐之後，民主政治應有的道德和思想便會蕩然無存。這種政黨工具化為特朗普進入選舉政治提供了入口，他加入共和黨，通過違反政治正確吸引大批民眾，從而贏得選舉。

在學者討論環節，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朱文莉教授就右翼媒體問題提出看法，認為很難找出一個為右翼民粹代言的媒體，特朗普的推特是一個無奈的選擇。刁大明就「無選擇困境」提出質疑，認為在州一級層面是有實例證明可以突破兩黨制的。劉瑜認為，政黨兩極化的程度遠大於社會兩極化的程度，共和黨之所以堅持反對墮胎問題的立場，和該問題涉及基督教觀念中的生命觀有關，妥協彈性很小，因此很難做出像移民、同性戀問題上的讓步；選舉團制度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可以保護小州利益，否則選舉戰場就集中在紐約、加州這些人口密集區，偏遠地區選民的訴求就會被忽視；如果按照美國的長線歷史來看，美國出現今天的極化政治很正常，與內戰、重建到俄克拉荷馬城大爆炸相比並沒有那麼嚴重，美國在用改革預防革命，以調節矛盾。

專題討論（三）：特朗普解析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朱文莉 圖片來自網路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朱文莉教授，以《特朗普式「富豪民粹」》為題，通過使用「富豪民粹」概念去理解特朗普現象為美國帶來的政治變化。朱文莉指出，特朗普本人並不是一個有固定立場的傳統政客。保守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關於墮胎、槍支、同性婚姻三大問題的分歧，特朗普通常也迴避，或者回答前後不一致，因此用傳統的左右無法定義特朗普。同時也很難用民粹去概括他的政治主張，因為白人的下層經濟水平是高於少數族裔底層，就平均數而言，特朗普支持者的經濟水平是高於希拉里。朱文莉認為，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伴隨著經濟全球化，收入分配極不平衡，富豪民粹興起蔓延，在全球範圍內，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出現一個特殊現象：億萬富豪成為底層民眾的代表，例如泰國的英拉，義大利的貝盧斯科尼，以及現在美國的特朗普。這類富豪擁有一些特徵：身居房地產、採礦、電信等壟斷行業，這種壟斷實際上是一種權力壟斷，遊走在權力邊緣，需要和權力發生聯繫，他們是認可經濟全球化，也熟悉規則並善於扭曲規則為己所用，特朗普非常敢於使用歧視手段達到其政治目的。雖然特朗普在全球化中獲益，但他並非一個真正的全球化支持者。朱文莉認為，當前世界處於重大的國際秩序變革時代，而這種轉折主要是由特朗普戲劇性當選促成的。特朗普的出現是堪比美國內戰前的種族問題一樣對美國帶來空前的挑戰，而目前仍有解決的可能，解決途徑就是以真民粹取代假民粹。美國歷史上有真正的民粹，其合理成分被建制派吸收，事實上推動了美國的政治革新，增添了美國的活力，並促進了美國社會的進步，比如前段時間美國出現主張控槍的學生，他們代表真正的社會底層，提供尋找答案的可能。

美國吉布森律師事務所張毅律師，以《獨特但不可複製的特朗普》為題，從特朗普個人特質出發，講解特朗普對美國政治文化的破壞，僅僅是一個極為特殊的現象。張毅談及自己之所以重回美國研究領域，是基於對特朗普頑劣品性的憤怒。特朗普決策雜亂無章，沒有頭緒，信口開河，張嘴罵人。張毅認為特朗普就像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孩子，否則說話就會前後相一致，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想說謊話都比較困難。特朗普個人是一個惡霸，以對自己有利與否決定新聞消息真假。作為一個商人，特朗普自私自利，並以商人思維決定國際外交事務，以可見的利益來判斷美國與其他國家的交往，甚至不惜踐踏規則，撕毀協議。特朗普在國內尚有許多限制，而在國際事務中限制就少多了，因此造成了目前特朗普不講規則，我行我素的行事作風。對於未來的展望，張毅認為特朗普是不可複製的，本身出現這樣品性的人就是非常難見，而這樣的人當選總統幾乎是不可能。2020年特朗普也不會連任，原因包括：一、人口結構變化，白人比例在下降；二、教育程度提高，大學教育繼續普及；三、婦女參政率繼續提高，婦女在2016年選舉中支持希拉里的比例是高於特朗普的。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牛可 圖片來自網路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牛可副教授，以《從諾伊施塔德看特朗普》為題，通過總統權的稜鏡，去審視特朗普的執政。牛可援引雷切爾·諾伊施塔德（Rachel Newystad）所著的《總統權：從富蘭克林·羅斯福到卡特的政治》（Presidential Power : The Politics of Leadership from FDR to Carter），觀察和分析特朗普對於白宮政治的運作。總統權並非是一個給定的權力，而是需要去努力並精巧運作的權力。牛可以古巴導彈危機為例，肯尼迪的總統權在其中施展是面臨困難重重的處境。而尼克松對於白宮政治的嵌入也是很成問題，無法駕馭華盛頓精英，實際上在華盛頓也是被孤立的。特朗普作為政治史上的奇葩，很難熟練運作總統權，缺乏說服的能力，缺少和幕僚溝通的技巧，不能在短時間內擺脫業餘者的水平，因此很難實現其政治議程。此外，牛可談到了美國精英品質問題，為何會出現特朗普這樣的劣質總統？美國政壇在20世紀50年代出現眾多優質政治精英，而到20世紀70年代之後，精英的品質迅速下滑。在此之前，美國政府和政治家總體而言能夠得到社會大眾的尊重和信任，而之後從總統到國會的信譽不斷下降，政治家品質也在整體下落。

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博士研究生趙夢陽，分享了自己對美國右翼的觀察。她認為右翼擁有一個非常複雜的光譜，從主流保守派、福音派、新納粹、三K黨、新邦聯主義者等，互相之間也有分歧；在地域分布上也非常廣泛，不僅住在鄉村，也有大量住在城市，擁有良好教育。她認為美國極左翼和極右翼對於民眾的吸引力都在提升，在高校裡面對兩黨制的質疑越來越多。在極右翼群體支持者中，不僅有底層白人，也有為數眾多的東西海岸城市白人，即便是在高校裡面也存在大量極右翼學生和團體。

在學者討論期間，王立新教授認為富豪民粹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富豪民粹是否是富豪成為民粹的領導者，還是與其他民粹有基本差別？朱文莉在回應中，認為在富豪民粹和民粹之間的對比中，就特朗普而言，他並不真的關心底層，只是在上演一場民粹秀，依靠明星化自身去迎合民眾期許，用偽民粹壓制真民粹。美國國內矛盾問題，有賴之前對政治敬而遠之但現在被激起良知的人解決問題。王希教授指出根據在美國高校的經歷，自身和趙夢陽有相似的感觸，但是現在的政治生態和20世紀60年代有很大不同，當時之所以社會運動發展得如此成功，很大原因是爭取的是群體權利，以族裔（非裔美國人）為基礎，所以能凝聚起巨大的力量。但是現在權利訴求非常碎化，缺乏能夠凝聚起足夠多人數的政治議題。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張大鵬供稿）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任編輯：黃琲 排版編輯：黃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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