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什麼，中央蘇區度過了艱難的「缺鹽歲月」

最新 06-29

首發：6月29日《新華每日電訊》草地周刊

作者：關山遠（新華每日電訊專欄作者）

「七一」又至，中國共產黨迎來建黨97周年華誕。這97年，有波瀾壯闊的歷史大勢，亦有耐人尋味的歷史細節，比如，鹽是今日尋常物，但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開始執政偉大預演時，卻一度陷入缺鹽的困境。

以鹽作為切入口，來觀察中共黨史的一段特殊時期，能夠細細品嘗到歷史的滋味……

一

現代健康飲食倡導「少鹽」，但長期沒有鹽吃，是什麼感受?

鹽，不僅僅是調味品，也是維持人體運轉不可缺少的物質。鹽分攝入不足，會導致人體出現一系列問題。

如果穿越到上世紀30年代的中央蘇區，那裡的人是這樣的狀態：因為長期缺鹽，到處都是「少白頭」，人們的頭髮變白，食欲不振，四肢無力，在路上走著走著，突然眩暈，甚至昏厥。紅軍戰士們體質明顯下降，部隊戰鬥力被嚴重削弱。

當年缺鹽時代的親歷者，對此有刻骨銘心的回憶。

從當時的標語中可以看出鹽的稀缺。來源：網路

1972年底，被「下放」到江西的鄧小平即將復出，回京前，他到江西老革命根據地進行了調研。

鄧小平第一次踏上江西的土地，是在1931年2月，這一年8月，鄧小平擔任中共瑞金縣委書記。次年5月，又赴會昌擔任第一任中心縣委書記。這次調研，他特地到了樟樹縣城南郊的江西鹽礦，仔細地看了滷水庫、平鍋熬鹽、鹽倉和真空製鹽車間。《我的父親鄧小平在「文革」》一書中寫道：

「在當年蘇維埃政府舊址，父親看到一棵濃蔭蔽日的大榕樹，他感慨地說：『都變樣了，只剩下這個大榕樹。當年我經常在這個樹下看書、看報。』話語中含有無限的眷戀。到周田參觀鹽礦，他回憶說：『蘇區時期，沒有鹽的苦頭我們是吃夠了。』他還與大家談起蘇區時熬硝鹽的情況……」

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對中央蘇區缺鹽的艱苦生活，也有清晰的回憶。1932年，她從蘇聯回國，在中央蘇區任共青團福建省委書記，少共中央局宣傳部、組織部部長。跟蘇聯時相比，蘇區的生活質量，與蘇聯有巨大差距，《劉英自述》中寫道：

「毛主席和王稼祥同志，一個養病，一個養傷，一起住在《紅色中華》編輯部的一個空房間里，離少共中央局不遠。傍晚散步，也常常拐彎進來坐一坐，說說笑話。

稼祥是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四次反『圍剿』被打穿腸子。下面部隊都很關心他，有了戰利品，總是『進貢』一點給他。稼祥同志會來招呼我：『劉英，快來揩點油，改善生活嘛!』其實所謂戰利品，大多只是一點麵粉，一點鹽。吃上一碗麵條，就算是生活大改善了。

那時的生活確實艱苦，糧食不夠吃，每人一個小蒲席包，掛上名牌，放進鍋里去煮，干粥爛飯，還夾著沙子，直硌牙。缺油缺鹽，有時只放一點又苦又澀的硝鹽，更不用說吃什麼菜了……」

中央蘇區缺鹽，是當時國民黨軍事「圍剿」加經濟封鎖的結果。

1931年5月30日，國民黨中央政府頒布新《鹽法》，對食鹽的產銷、儲存嚴加管制，明令禁運、私賣。

這一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國民黨加大了對中央蘇區實行經濟封鎖的力度，他們在江西南昌設立了食鹽火油管理局，蘇區周邊各縣下設食鹽火油公賣委員會，推行「計口售鹽」「封鎖匪區辦法」，宣稱不讓「一粒米、一撮鹽、一勺水」落入共產黨手裡。

當年中央蘇區境內不產鹽，435萬軍民每月耗鹽量至少也要15萬斤以上，一時之間造成食鹽供應空前緊張，鹽價暴漲，一塊光洋在白區可買7斤鹽，在蘇區卻買不到自身重量的7錢3分，所謂「鹽頂七錢三」，還常常有價無市。

毛澤東1933年11月在著名的《長岡鄉調查》中記載了當時蘇區的「天價鹽」：「鹽——暴動前每七斤一元，一九三一年三月每一斤一元，去年每三斤半一元，今夏每一斤大洋一元，紙洋二元，十一月每一斤十二兩大洋一元，每一斤四兩紙洋一元。」

在《長岡鄉調查》中，毛澤東還寫道：「老少平均每人每天需鹽四錢(月十二兩)，今年七月減少一半只二錢(月六兩)，十一月三錢多一點(月約十兩)。群眾食酸菜水，說與放鹽差不多。(這是國民黨的罪惡，衝破封鎖才有鹽吃。)」

做長岡鄉調查時，毛澤東已被「左傾」勢力排斥，失去了在黨和軍隊中的領導職務，時任紅3軍團第4師政委的黃克誠回憶說，「左傾」讓蘇區缺鹽的狀況進一步惡化，《黃克誠自述》中是這麼表述的：

「中共臨時中央自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之後，進一步排斥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並最終取消了毛澤東在黨和軍隊中的領導職務，使毛澤東被迫離開了紅一方面軍，由此而造成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

他們所實行的土地政策、工運政策、城市政策、商業政策等等，都『左』得出奇，使自己陷入被動孤立的境地。在中央蘇區內造成了新的赤白對立，給紅軍帶來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過去可以從贛州、吉安等地把鹽運進中央蘇區，這時候中央蘇區吃鹽卻成了大問題。

國民黨加緊對中央蘇區實行封鎖，固然是一個方面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方面，由於我們實行過『左』的政策，把私商這條線也割斷了，等於自我封鎖起來，這樣就只好沒鹽吃。當時兄弟部隊見面時，能向對方要到一點鹽，就是很難得的收穫了……」

中央蘇區缺鹽，是當時國民黨軍事「圍剿」加經濟封鎖的結果。來源：網路

二

1933年夏天的一個傍晚，夜幕四合時，瑞金縣安治鄉(因毛澤覃1935年犧牲於此，新中國成立後改為澤覃鄉)一處偏遠山村的廢棄茅廁土坯牆邊，有個年近六旬的老人揮鍬刨土，不料土牆坍塌，她來不及躲避，摔進2米多深的坑裡，一時動彈不得，大聲呼救。幸虧有老鄉經過，才把她救出來，緊急送到中央蘇區紅色醫院時，已是深夜，她的女兒和女婿正在焦急等待。

這個老人名叫楊振德，她的女兒是鄧穎超，女婿是周恩來。

楊振德是個很不平凡的女人，生下鄧穎超沒多久，丈夫就去世了，她靠行醫、教書，一個人拉扯著孤女長大。鄧穎超與周恩來結婚後，楊振德同他們住在一起，替女兒、女婿料理家務，送信放哨，並用行醫的收入貼補家用。周恩來、鄧穎超先後從上海來到中央蘇區後，楊振德隨後也經過地下秘密交通線來到瑞金，並在紅色醫院當了一名醫生。

好好當著醫生，為什麼要跑那麼遠去刨茅廁土坯牆?

缺鹽!

中央蘇區沒有鹽吃，只能土法熬硝鹽，取硝土作原料，熬制提煉食用硝鹽。硝土哪裡來?老屋牆上，地窖裡面，甚至找棺材底下的泥，挖來煮出硝。這種土法熬制的硝鹽又苦又澀，吃多了還有毒，但總比沒有鹽好。不過，即使是這種硝鹽，也是極度缺乏的，周恩來因為長期缺鹽，加上工作辛勞，身體狀況很糟糕。

當時周恩來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紅一方面軍總政委，是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軍事和組織部門主要負責人、蘇區黨和軍隊掌舵人。鄧穎超也在中央蘇區擔任要職。他假如要搞特權弄點鹽，那是輕而易舉的事，但周恩來堅持執行最低食鹽定量標準，每人每月一律供應舊秤4兩食鹽，摺合市秤才0.25斤。有一次他的警衛員瞞著他，在他的菜里多加了一點鹽，周恩來知道後大發雷霆。

1933年夏，楊振德出去挖硝土險遭不幸時，正逢中央蘇區經濟嚴重惡化，鹽荒加劇，周恩來因為長期缺乏鹽分，加上天熱，暈倒了，當時他正騎馬趕路，直接從馬上掉下來，情形很危險。

楊振德急啊。她從硝鹽廠打聽到：只要能挖到20斤上等硝土，就可以換取二兩硝鹽。於是每天下班後，她習慣性地挑著擔子帶著鍬四處轉悠挖硝土，大家都在挖，她越走越遠，終於找到了安治鄉那個廢棄多年的茅坑，茅坑牆上的土磚硝霜很濃，讓她如獲至寶……

周恩來一向孝敬岳母，但這一次等她傷愈後，他發了一通火，並把岳母辛苦換來的硝鹽送給了中央紅色醫院。

今天讀這段歷史，怎不感慨那個年代的共產黨人的品格、風骨與擔當!

食鹽供給，人人平等!毛澤東堅持每天食鹽的最低標準，不多佔一分，就像他在井岡山時，規定領導人晚上油燈可以用三根燈芯，這樣燈會亮一些。但毛澤東堅持跟大家一樣，只用一根燈芯。

鹽跟燈芯不一樣，因為缺鹽，毛澤東常常冒冷汗、腳發軟。史載：有一次羅榮桓從前線帶回兩擔優質海鹽，分配給每位中央領導3小包，毛澤東三送三拒，在他的帶動下，兩擔海鹽全部送去了中央紅色醫院——當時藥品奇缺，傷員只能用食鹽水沖洗傷口。

當年中央蘇區關於食鹽最有名的一句話是「有鹽同咸，無鹽同淡」，這句話的版權屬於誰?查閱史料，朱德與彭德懷都說過。其實，「有鹽同咸，無鹽同淡」，是當年中央蘇區共產黨員的共同價值觀。

為了解決吃鹽難的問題，紅軍曾多次主動出擊。來源：網路

三

1934年1月25日5時25分，一聲巨響，無數吶喊，紅軍將福建沙縣(這個縣的小吃如今遍地開花)的城門樓炸塌了，大軍湧入城內，經三小時巷戰，攻克了沙縣，紅軍將士開心啊：城裡，好多好多鹽!

紅軍是當年1月8日開始攻城的，沙縣城牆又高又厚，敵人防守嚴密，紅軍多次搭雲梯強攻，均未成功。彭德懷決定改用挖坑道爆炸的方式，他親自教戰士們用土硝(蘇區熬硝鹽的副產品)、硫磺等配製火藥。

紅軍戰士經十天十夜土工作業，將坑道挖到城牆下，但第一次炸開了城牆，卻被敵人在城門樓的優勢火力壓回來了。彭德懷決定再挖，直接炸掉城門樓，又苦幹了三天三夜，將足足7000斤黑火藥裝填在城門樓底下，起爆。這次成功了。

紅軍在沙縣縣城裡，繳獲了大量食鹽，還有糧食、布匹和各種武器，這些繳獲物資均為中央蘇區所緊缺，時值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大會立即給攻佔沙縣的部隊拍發了《獎勵電》，稱讚他們「在佔領沙縣的偉大勝利中，給予了第二次全蘇大會以最光榮的禮物」。

打沙縣的是紅三軍團，大伙兒在城裡過了一個愉快的新年，開國上將王平時任紅三軍團第11團政委，他後來回憶說，接到命令趕到指定地點與紅一軍團換防，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見到王平第一句就是討鹽，「林彪看到我們穿戴整齊，還帶著不少東西，非常高興，頭一句話問我們有鹽沒有，我們把鹽和臘肉分給紅一軍團一部分……」

中央蘇區紅軍多次入閩作戰，後人說起這段歷史，常常稱為「奪鹽戰爭」。

鹽，確實是新生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面臨生死考驗的一個縮影。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是中國共產黨首次以國家形態登上中國政治舞台的標誌，成為中國共產黨治國安民、執掌政權的偉大預演，譜寫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建設和紅色政權建設的新篇章。

到1933年秋，中央蘇區轄有江西、福建、閩贛、粵贛4個省級蘇維埃政權，擁有60個行政縣，總面積約8.4萬平方公里，總人口達453萬，黨員總數約13萬人，紅軍和蘇區發展到了鼎盛時期。

今天回顧這段歷史，由衷感嘆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中國共產黨人改天換地的決心和信心。

當時條件之差，後人難以想像：外有強敵壓境、嚴酷封鎖，內有「左傾」錯誤、「崽賣爺田不心疼」。但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法制建設、民主政治建設、武裝鬥爭、經濟建設、文化教育、幹部隊伍建設還有黨的作風建設等方面，開展了大量有益探索，創造了很多光輝實踐，造就和培養了一大批領導和組織、管理人才，為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在全國範圍內執掌政權，積蓄了力量，建構了坐標。

國民黨揚言，不讓「一粒米、一撮鹽、一勺水」落入共產黨手中。來源：網路

還是以食鹽為例，國民黨想以食鹽禁運來困死共產黨，能得逞嗎?

共產黨的辦法，遠不只有熬制硝鹽與「奪鹽戰爭」。中央蘇區採取了一系列舉措，來打破食鹽禁運：大力發展公營商業、發展消費合作社、發展對外貿易、實行適度寬鬆的稅收政策、加強對外貿易幹部的培養，為保障流通，穩定市場，還設立了國家銀行，發行貨幣、股票、兌換券、公債券……

毛澤東的大弟毛澤民，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任國家銀行行長。創業艱難百戰多，作為中央蘇區的理財人，毛澤民可謂殫精竭慮，比如，蘇區發行紙幣如何防偽?毛澤民日夜苦思冥想，晚上毛衣被油燈燒了，都不知道，後來他探索出來：在生產紙幣的紙張時，加入一定量的羊毛，既可透視紙幣鑒別，又可以撕開或火燎紙幣，通過嗅羊毛的臭味，來辨別真偽。

毛澤民任銀行行長時的會計科科長曹菊如，新中國成立後，當了十年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多管齊下，政策對頭，白區的商人都樂於跟蘇區做生意，後人將之稱為「赤白貿易」。尤其是食鹽貿易，由於蘇維埃政府實行保護和鼓勵私營商業發展的政策，深得民心，蘇區群眾和白區開明商人千方百計藏匿食鹽，冒著生命危險穿越封鎖網，源源不斷地輸送到蘇區。

其辦法之多、行動之隱秘，令國民黨防不勝防，不得不承認：「天下事，往往不能盡利無弊。封鎖之布置愈嚴，偷運之詭謀亦愈巧。」

後人統計，當時群眾送鹽進蘇區的辦法有：

把棉衣、棉褲浸泡鹽水，晒乾穿在身上，帶進蘇區，然後水洗變成鹽；

將大毛竹的竹節打通，灌進食鹽，密封好，做成竹筏，撐進蘇區；

把鹽、藥品裝入棺材，後面跟一群披麻戴孝的婦女、兒童，扮成送葬隊伍，走出封鎖線；

把糞桶做成雙層，下層放鹽，上層裝糞，挑回蘇區；

有的婦女還把鹽包捆在腹部，假扮懷孕，躲過敵人檢查……

可以說，中國共產黨早期獨立領導經濟建設，始於中央蘇區。

1933年2月，蘇維埃中央國民經濟部和對外貿易總局成立，隨後又成立了河流修道委員會和轉運局，打造了300多艘貨船，從水、陸兩路開展對外貿易活動。

當年10月，國家外貿總局利用廣東軍閥陳濟棠跟蔣介石的矛盾，與陳簽訂了一份秘密協議，用蘇區的鎢砂換取廣東軍閥的食鹽等緊缺物資。贛縣江口外貿分局獨當一面，為中央蘇區解決了70%的食鹽用量，被譽為「蘇區第一海關」。

毛澤東在1934年1月的「二蘇大會」報告中，自豪地說：「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發展蘇區的對外貿易，以蘇區多餘的生產品(穀米、鎢砂、木材、煙、紙等)與白區的工業品(食鹽、布匹、洋油等)實行交換，是發展國民經濟的樞紐」，「由於對外貿易局等機關的設立，已經得到初步的成績」。

歷史研究者發現：當年，有兩條秘密主幹道，縱橫數百公里，貫通閩粵贛三省邊縣蘇區交通運輸網，成為中央蘇區南部最活躍、持續最久的貿易線，也是維繫中央蘇區經濟命脈的南部秘密鹽鎢通道。這兩條運輸線上，始終上演著對食鹽控制與反控制、爭奪與反爭奪的鬥爭。

這兩條秘密通路，東西走向的叫「馬克思路」，南北走向的叫「列寧路」。

潘冬子把鹽水浸入衣服里，成功地將鹽送給游擊隊。來源：網路

四

電影《閃閃的紅星》有個細節：潘冬子巧妙地把鹽化成水，躲過敵人的搜查，送給游擊隊。潘冬子是虛擬人物，但這種送鹽方式，是真實的故事。

《閃閃的紅星》故事發生在紅軍主力部隊長征離開中央蘇區之後，留在南方堅持游擊戰爭的紅軍部隊，渡過了堪稱中共黨史、軍史上最艱難的三年時間。

在敵人殘酷的封鎖與圍捕之下，紅軍游擊隊只能隱藏在深山老林中，風餐露宿，這裡住一夜，那裡過一宿，有時一天要換幾個地方。

1944年，陳毅在延安向美國觀察組外交官謝韋思介紹南方游擊戰爭時說：「我們像野獸一樣地生活。」

他在《贛南遊擊詞》中這樣描述：「天將午，飢腸響如鼓，糧食封鎖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數，野菜和水煮……夏吃楊梅冬剝筍，獵取野豬遍山忙，捉蛇三更長……」

在《贛南遊擊詞》中，陳毅還寫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親父母，我是鬥爭好兒郎。革命強中強。」

這是真情實感。如果沒有人民支持，這三年南方游擊戰爭，怎麼可能堅持下來?

敵人採取各種辦法，封山封坑、移民並村，想阻斷紅軍與群眾的聯繫，但群眾利用初一、十五開禁日上山打柴的機會，帶些糧食、鹽、鹹魚和報紙、情報，在深山裡到處丟，讓游擊隊去拾。

靠近大山的村子，敵人來搜山搜村時，群眾就在山內山外、村內村外、牆頭、樹梢、窗口等地方做暗號，游擊隊看到這些暗號就及時避開了……

如果說，在紅軍長征前，群眾冒險帶鹽進蘇區，一部分是為了獲得可觀的經濟利益，但是，當中央蘇區已經淪陷，紅軍主力已經遠去，國民黨軍隊已對蘇區進行了殘酷清洗報復之後，這些群眾，為什麼還會冒著生命危險，用潘冬子的模式，為藏在深山中的紅軍送鹽?只能說：因為蘇維埃共和國的「偉大預演」，群眾發自內心信賴中國共產黨。這正是共產黨立於不敗之地的根基。

1934年1月，毛澤東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做了題為《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報告：

「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婦女群眾要學習犁耙，找什麼人去教她們呢?小孩子要求讀書，小學辦起了沒有呢?對面的木橋太小會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許多人生瘡害病，想個什麼辦法呢?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應該討論，應該決定，應該實行，應該檢查。要使廣大群眾認識到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

「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嗎?要群眾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戰線上去嗎?那末，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我們是這樣做了么，廣大群眾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國民黨要來進攻紅色區域，廣大群眾就要用生命同國民黨決鬥。」

今日讀史，能夠讀出，當年蘇區人民「一切為了蘇維埃」，他們為中國革命作出的巨大奉獻和犧牲，令人震撼。沒有發自內心的認同與擁護，做不到這一點。

共產黨確實贏得了人心，當年中央蘇區有這樣的歌曲：「蘇區幹部好作風，自帶乾糧去辦公；日著草鞋幹革命，夜打燈籠訪貧農。」

劉啟耀，曾任江西省蘇維埃主席，紅軍長征後，他留下來打游擊，一次戰鬥負傷後與黨失去了聯繫，他裝成乞丐，肩背討飯袋，手拿打狗棍，在山區漂泊流浪。

時間長了，他衣著襤褸，披頭散髮，成了人人嫌棄的叫花佬，但誰知道，這個「乞丐」居然腰纏萬貫——那是讓他保管的黨的經費，他乞討度日，忍飢挨餓，卻沒有動用一分公款。3年後，他找到組織，成立臨時中共江西省委，他才把這筆金銀拿了出來，作為省委辦公費。

張其德，曾任中央蘇區閩浙贛省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閩浙贛省蘇維埃銀行行長，他非常節儉，辦公桌缺了一條腿，用磚疊起來頂住繼續使用。

在他的辦公室兼住所，堆著大量食鹽。有一天，張其德孩子來看他，吃飯時，桌上的菜寡淡無味，孩子誤認為父親忘了擺鹽，於是就拿個小瓷瓢去裝點出來。張其德立即制止了他：「不是我忘了放鹽，那是公家的鹽!」

長征途中，周恩來拍下一張戴軍帽蓄長須目光炯炯的照片，西方人評價說：這就是聖徒的目光!

可以說，張其德、劉啟耀，還有多少有名無名的共產黨人，在崢嶸歲月，散發著聖徒的人格光芒，群眾怎不熱愛這樣的人?

張其德和劉啟耀都沒有活到新中國的成立：1938年7月底，張其德在上饒英勇就義，時年64歲；劉啟耀1946年病逝時，穿著破爛的長衫和補丁連補丁的單褲。

當年的紅軍飯票。來源：網路

五

今天的江西寧都，飲食有一個特殊之處：所有的湯里，都不放鹽。外來者第一次喝，很不習慣，還以為廚師忘了放鹽，但寧都所有的湯，確實都不放鹽。

因為，寧都是中央蘇區前期的政治軍事中心，當年紅軍在這裡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勝利，震驚中外的「寧都起義」也在這裡爆發。那也是中央蘇區缺鹽最嚴重的一段時期。

當初寧都人為了支援紅軍，傾盡全力，刮凈了自家的鹽罐子，沒人捨得往湯里放鹽……「喝清湯」這個習慣，就此傳下來，成了當地獨特的飲食口味。

歷史看似已經遠去，其實卻凝固在今天的細微處，不經意間撲面而來，讓人感慨萬千，熱淚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