涼山寶藏│「建興五年」紀年磚，靜靜地述說著西昌的滄海桑田
這塊1982年在西昌南壇出土的蜀漢「建興五年」紀年磚，精確說明了這次發掘墓葬的年代。多年來，考古工作者們在四川、雲南、貴州和陝西漢中發現的能夠準確定位為蜀漢時期的墓葬十分少見。而在涼山地區發現的可以明確定為蜀漢時期的墓葬僅此一座，此墓的形制和修墓用的花紋磚和西昌東漢晚期的磚室墓基本一致，如果不是出土了明確的紀年磚，很容易將其定為東漢晚期的墓葬，因此涼山境內有部分現在被認為是東漢時期的墓葬很有可能是蜀漢之物。
建興五年磚
1982年11月，涼山州博物館的劉弘接到緊急通知，西昌南壇村村民在挖土時發現了一座古墓，博物館領導派劉弘和龍西江兩人對該座墓進行搶救性發掘。
接到通知後，劉弘眉頭緊鎖，「南壇村的古墓會是什麼年代的呢？這次去會不會有新發現？文物會不會被現場的人破壞？」帶著焦慮和希望，劉弘和同事立刻騎車趕往現場。現場情況有些複雜，地里已經被挖出了一個大大的土坑，挖出來的土被堆在四周，上面站滿了看熱鬧的人群。事不宜遲，涼山州博物館的考古隊立即著手，按照考古發掘的規範程序進行發掘。
被破壞的古墓里發現一塊殘磚
經過兩天的艱苦清理，這座古墓的全貌終於清晰。這是一座早年已垮塌的磚室墓，墓室前面有甬道，平面呈 「凸」字形，長4米，寬2.1米，甬道長1.9米，寬1米，墓室主體由青磚建造，上方用青磚起拱成卷頂，底部也鋪有青磚，青磚側面大多有模印紋飾，呈現水波紋、菱形紋、圓圈紋等不同幾何圖案。
因為這座墓葬早年已被盜，只出土了幾件泥質灰陶盔形帷帳座、一件陶燈台和少量陶器殘片，空氣中瀰漫著壓抑的情緒。隨著墓室中的填土一點點被清除，墓室的鋪底磚徹底露了出來，再不會有別的東西出土了，考古隊員們的心情一下子降到了冰點。通過觀察墓葬的形制和磚上的花紋，劉弘初步認定這是一座東漢晚期或者再晚一點的墓葬，考古界流傳漢墓「十室九空」，這一次也沒能破除這個魔咒。隨著天色晚去，秋風也吹不走考古隊員心裡的沮喪，圍觀的人陸續散去，周邊一片寂靜。
就在絕望到來的同時，希望也隨即閃現。
劉弘心情沉重地在工地周圍踱步，突然發現從墓葬挖出的土裡混雜著不少殘磚，心細如髮的劉弘眼睛一亮，蹲下來用手將每一匹殘磚翻起來，觀察它們的紋飾。在翻看了一大堆水波紋、菱形紋的磚後，一匹殘磚躍入劉弘眼帘，這匹糊滿泥土的磚側面有一些文字若隱若現！劉弘小心翼翼地抱起這塊殘磚走到旁邊的水溝，用毛刷輕輕清洗，泥土被清水沖走，一行字顯露了出來：「建興五年歲」。隨著幾個模印大字的雲開霧現，劉弘的失望和疲勞瞬間煙消雲散，像孩童一般雀躍起來。
「建興五年」背後的秘密
這塊磚究竟給我們揭示了什麼歷史秘密，以致考古隊員如此興奮？筆者認為主要有兩點原因，其一「建興五年」銘文磚的出土，精確說明了這次發掘墓葬的年代。蜀漢以四川為基地建國，統治範圍包括今天的雲南、貴州和陝西漢中，多年來考古工作者們在這一廣大區域內發現的能夠準確定位為蜀漢時期的墓葬十分少見。而在涼山地區發現的可以明確定為蜀漢時期的墓葬僅此一座，此墓的形制和修墓用的花紋磚和西昌東漢晚期的磚室墓基本一致，如果不是出土了明確的紀年磚，很容易將其定為東漢晚期的墓葬，因此涼山境內有部分現在被認為是東漢時期的墓葬很有可能是蜀漢之物。其次，世人皆知諸葛亮南征是一段真實的歷史，但西昌是不是在南征的關鍵節點上？1982年出土的這塊磚，正好回答了這個問題，在地下長埋千年後，它現在靜靜地躺在涼山州博物館的文物庫房裡，成為那段歷史確鑿的證據。
南壇蜀漢墓平面圖
下面，筆者就給大家介紹一下這塊殘磚的前世今生。
紀年磚的起源
磚是中國從古至今運用最廣的建築材料之一，表示年次語句的磚特稱為「紀年銘磚」或「紀年磚」。中國的紀年磚始於漢，延續至今。考察紀年磚是考察歷代歷史文化所不可忽略的資料，並且在磚上施以紀年銘這種形式本身也昭示著古代中國文化的地區差異。
從漢宣帝五鳳年間（公元前57—54年），到東漢末的建安年間（公元196—220年），在長達250餘年的時間裡，四川共發現紀年磚和銘文磚300多塊。一般的紀年磚和銘文磚根據文字書法可分為篆、隸兩大類。
涼山州博物館館藏的半塊磚全名為蜀漢「建興五年」紀年磚，泥質灰陶，長方形，嚴重殘缺，殘長28厘米，寬21.5厘米，厚6厘米。上有陽文隸書「建興五年歲」，從書體上說，是模印的陽文隸書，書法遺迹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與實用價值，同時也是考古斷代的重要依據與佐證，有其不可忽視的意義。其銘文「建興五年」，為蜀漢後主劉禪的年號。
劉禪與「建興」
歷史上，「建興」是最受歷代君王青睞的年號，曾經被使用過多次，除本文中的蜀漢後主劉禪外，還有東吳廢帝孫亮、西晉愍帝司馬鄴、後燕世祖慕容垂、渤海國宣王大仁秀、成漢武帝李雄等人，均使用過此年號。劉禪使用「建興」年號共計十五年，從公元223年到237年。
說到劉禪，大家一定很熟悉。劉禪小名阿斗，據傳劉禪之母甘夫人因夜夢仰吞北斗而孕，遂得此名。「建」在古代天文學中指北斗星的斗柄，劉禪以「建興」為年號也算得上是一種「巧合」。劉禪幼時多遭劫難，幸虧蜀漢大將趙雲兩次相救，得以倖存，並於公元223年繼位為帝，在位四十年。期間拜諸葛亮為相父，並支持姜維北伐，但其執政後期寵信黃皓，致使蜀漢逐漸走向衰弱。
大多數人認為劉禪是「扶不起的阿斗」，能力低下，然而筆者不這麼認為。就在磚文所刻的「建興五年」（公元227年），諸葛亮向劉禪呈上了大名鼎鼎的《出師表》，計劃北伐。劉禪勸阻無果，諸葛亮執意北伐，劉禪選擇了全力支持，但在諸葛亮死後，劉禪馬上停止了空耗國力的北伐。為了防止權臣專政，劉禪以費禕為尚書令和大將軍，主管政務，以蔣琬為大司馬，主管軍事，兩人的權力交叉牽制，但又各有側重。蔣琬死後，劉禪「乃自攝國事」，獨攬大權，徹底解決了蜀國多年「事無巨細，咸決於丞相」的政治體制。諸如類似例子還有很多，劉禪確非一無是處，筆者就不再多言了。
「南征」時期的西昌
說起「建興」與西昌的關係，不得不提諸葛亮的南征，蜀漢先主劉備在猇亭被東吳大將陸遜大敗，第二年白帝城託孤，建興元年（公元223年）劉禪登基。時逢蜀國的南中地區發生動亂，「南中大姓」雍氏後人雍闓起兵造反，殺死蜀國派任的建寧（今雲南）太守正昂，並派少數民族首領孟獲引誘各郡加入，牂牁太守朱褒、越嶲「叟人」首領高定（一作「高定元」）先後響應，西南少數民族部落紛紛起兵反抗，一時局勢危機。丞相諸葛亮起初兩年並未起兵，而是採用安撫政策，但南中地區持續「後院起火」，已經嚴重威脅到了蜀國的統治，諸葛亮終於選擇在建興三年（公元225年）春開始了南征。
諸葛亮安南進軍路線示意圖
南征之初，諸葛丞相的目光聚焦到了越嶲郡，即今天的涼山。當時南中最有勢力的三大部落雍闓、孟獲和高定的軍隊都彙集於涼山，本著擒賊先擒王的思路，諸葛丞相當即決定發兵涼山，直搗西昌。從成都出發後，諸葛亮率部隊由當時進入涼山的唯一通道，星夜兼程，走僰道（今宜賓），渡馬湖，爾後走旱路自東向西橫穿大涼山，途經今日涼山州的雷波、美姑、昭覺等縣，最後抵達西昌，並於現西昌市經久鄉一帶駐紮下來。
諸葛亮運籌帷幄，準備充分，雖是長途奔襲，但蜀軍士氣高昂，一路捷報頻傳。先是兵不血刃拿下雍闓，直逼營寨，又擊敗高定部署，掃平各路叛軍，唯有孟獲部朝雲南倉皇出逃。諸葛亮率南征軍乘勝追擊，由瀘水（今攀枝花市金沙江段），進征益州郡（今雲南晉寧），生擒了孟獲。這段戰事後被諸葛亮記入《出師表》中，是為「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三國演義》中的「七擒七縱」便是此時諸葛亮追擊孟獲部的故事。諸葛丞相對孟獲的收復主要採取了「攻心」戰術，每次生擒孟獲，不開殺戒，而是反覆地放回，然後又智擒，最終讓孟獲心服口服地歸順蜀漢。鑒於孟獲在南中地區有絕對的威望，他的轄區無論是漢人還是少數民族，人人臣服。孟獲歸順蜀漢後也言而有信，直至蜀漢政權滅亡，南中地區也沒再掀起大的反抗和動亂。諸葛亮的「攻心」無疑換來了南中的長治久安，但後世史家學者對「七擒七縱」有過諸多質疑，比如部分史學家們認為，對於一個叛亂領袖，抓住七次又放掉七次，既不符合諸葛亮謹慎小心的性格，也不符合戰爭的常規，更不符合當時的客觀自然條件。諸葛亮南征短短數月既要克服險峻惡劣的自然條件，還要完成「七擒七縱」神話般的戰績，這在當時科技交通都不發達的社會裡是難以辦到的。
「七擒七縱」的真實性眾說紛紜，筆者不敢妄下論斷。從根本上看，南征只是一場規模不大的軍事行動，前前後後僅花了數月時間，與諸葛亮生平指揮的其他大型戰役相比，不值一提。《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中也僅用「（建興）三年春，亮率眾南征，其秋悉平。」簡單地描述此戰役。但毫無疑問的是，諸葛亮的南征為蜀漢南中地區的穩定發展奠定了基礎。
「南征」後的西昌
南征大幕落定，諸葛丞相更多考慮的是如何治理這片多民族的邊地，一時計上心頭，「民族區域自治」的藍圖浮現在諸葛丞相腦海里。除了改設郡縣外，他並沒有專門駐留軍隊，而是依靠當地多民族百姓的力量實現區域自治，這一施政方針對後世影響深遠，也直接促成了接下來幾百年南中地區社會的穩定發展。
有了基本政策後，諸葛亮開始為管理西昌物色人選，他想到了張嶷，張嶷號稱「小五虎將」，曾在廣漢、綿竹平叛羌亂中屢獲戰功，善於處理民族事務，有豐富的民族關係處理經驗。張嶷被諸葛亮委任為越嶲郡太守，常駐西昌。張嶷不辱使命，在任期內延續諸葛亮區域自治的政策，多次化解各種叛亂，消除區域內不穩定因素，在本地各部族中的威信也水漲船高，任職的十五年里，延續了西昌的穩定發展。
張嶷藉助在部族中樹立的威信，主政期間政績豐碩，深得當時百姓擁戴。其任越嶲太守於西昌，主要政績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鹽鐵開採。得知距西昌三百多里外的定莋（今鹽源）、台登（今冕寧）、卑水（今美姑）三縣一直盛產鹽鐵和漆器，張嶷率部攻佔了三縣，設置官署，多次安撫當地部落，用官府的力量推動鹽鐵開發，促進了西昌一帶的農業發展，也增強了軍事實力。
其次是通暢交通，打通了西昌到成都的快速路線。從越嶲郡到成都，原本有條又近又平坦的老路，可經旄牛地區直達成都，史稱「氂牛道」。它曾是南方絲綢之路的要道，但在一百多年前，該路被氂牛部落阻塞，人們前往成都只能走山路迂迴。自張嶷上任之初就在思考怎麼打通氂牛道，因為這對涼山經濟發展、軍事、商旅活動都有極大戰略幫助。經過調查發現，旄牛部落的首領狼路有四千多戶人口，易守難攻，於是張嶷派人帶著錢物拜訪狼路，又派人對狼路親族加以勸說，最後，狼路終於動搖，帶著兄弟妻兒來見張嶷，並和他結盟為誓，從此，西昌和成都千里之內一併通暢，氂牛道成為西昌和成都之間商貿軍事要道，恢復了昔日絲綢之路的光芒。
再者是修復西昌城，經過戰亂的西昌城多有殘敗，張嶷到任的第三年，民間生息得以恢復，時機成熟，張嶷下令重建邛都古城（西昌城）。因此張嶷個人威望極高，且此事深得民心，一時間各部族民眾熱情高漲，在《三國志》《華陽國志》中，對張嶷有「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的記述。修復後的西昌城，亦恢復了昔日的容光。
張嶷卸任太守離開西昌調回成都時，西昌百姓無不挽留沿街痛哭，路過氂牛道時，沿途部落也是簞食壺漿，夾道送別，一路送他的車馬送至蜀郡交界處才肯離去。在筆者看來，諸葛亮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和張嶷的妥善執行，相輔相成，給當時的西昌帶來了安定發展的機會。
★尾記★
時至今日，離諸葛亮南征已逝去近一千八百年的歲月，「建興五年」紀年磚靜靜地述說著西昌的滄海桑田。該紀年磚的發現，明確了涼山境內迄今為止發掘的唯一一座蜀漢墓葬的身份，對證明蜀漢文化與東漢文化在許多方面的表現出同一性提供了直接證據。磚體上記載的年代是非常準確的時代信息，對於了解西昌這一時期的歷史、生產生活和喪葬禮制等也具有重要意義。
來源：涼山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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