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枝裕和談《小偷家族》：別再說我像小津了
原標題：是枝裕和談《小偷家族》：別再說我像小津了
《小偷家族》獲71屆戛納金棕櫚獎
《小偷家族》這部電影講述了一個由六人組成的竊盜家庭在社會底層掙扎的故事；同時以「家庭」這個架構為底，探索日本社會「孤獨死」、「遺棄兒童」、「虐童」等社會問題。
如《如父如子》中家庭的血緣/情緣，《無人知曉》中的遺棄兒童，以及《步履不停》、《比海還深》中的父子心結等。
《小偷家族》綜合了許多是枝裕和過往作品的許多主題，被媒體譽為是枝裕和的集大成之作。以下是是枝裕和的一次訪談。
是枝裕和
一、談為何他的電影總是以「家庭」為背景
要講好一個「人」的故事時，「家庭」是一個絕佳的架構。例如，你有一個女性角色，她在一個家庭裡可以是母親、女兒、姊姊、妹妹......因此，作為觀眾可以看到這個角色的不同層面；同時，作為導演也可以通過這個角色的不同層面去說故事。
對我來說「家庭」是一個非常有效的說故事方式。日本漸漸變成一個階級化的社會，階級之間的差異非常大。以《小偷家族》而言，雖然並不是真人真事改編，但我的靈感的確來自於幾件日本的社會新聞，像是詐騙退休金，也就是能夠領取退休金的家族成員過世之後，其他家族成員並沒有告知政府而繼續領取退休金，因為那是他們的唯一收入來源。
二、談受到其他導演的影響
作為導演，我拍片的時候其實一點也沒有想到小津安二郎。每次有記者說我是新時代的小津時，我知道這是一個極大的讚美，但我有點開始抗拒這樣的讚美（笑），《小偷家族》中描繪的情侶，更多的是受到成瀨巳喜男而非小津的影響；
▲成瀨巳喜男，與溝口健二和小津安二郎齊名的日本電影大師，代表作《晚菊》《浮雲》《女人步上樓梯時》
至於片中家庭與社會間的摩擦則是肯·洛奇、《伯德小姐》等等。大島諸有一部片叫《少年》，講述一對情侶帶著十歲的兒子以「碰瓷」的方式行騙、流浪全日本，在拍《小偷家族》時我的確重看、參考了這部片。
《少年》1969，大島渚導演
作為導演，我帶著許多從大師那裡拿來的DNA。
三、談拍電影的方式
我是從為電視台拍紀錄片起家的，所以如果有一個我感興趣的題材，我會先開始「觀察」。在我的片場，與其說去「表達」（express），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去「發現」(discover）。
至於觀眾會不會對這種做法有共鳴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但對我來說，以《小偷家族》的家族為例，重要的是去觀察他們，然後把我所得到的觀察運用到故事中。我希望之後持續用這種方式拍電影，這對我來說很重要。
在我的電影里，其實即興表演的空間沒有大家想像得那麼多。我並不會在開拍之前完成劇本。我的做法是，我寫了一個劇本，開拍，我視現場情況修改劇本。換句話說，我是邊拍邊（重）寫。我觀察演員的表演、聽到他們的聲音，根據這些來修改我的劇本。演員本身、角色及我的劇本，這三者以有機的方式互相作用。當然，這讓我身為導演的工作變得更加困難，因為每天的情況都在變化。
《小偷家族》有一幕是安藤櫻飾演的角色被警察問話，在這部分我並沒有給她任何台詞。我給了警察的角色一塊板子，上面寫了我認為警察可以問安藤櫻的問題，但她本人事前完全不知道這些問題到底是什麼。你在片中看到的，就是當下那個時刻她的角色做出的真實反應。所以有時候我也會選擇用這種方式拍攝。另外，因為這種視現場情況拍片的方式，我會盡量按照電影的時間順序拍攝。
四、談《小偷家族》中社會與家庭血緣關係的矛盾
《小偷家族》中警察處置非血緣家族成員、讓他們重新回到原生家庭的方式非常冰冷。整個社會的處置方式都非常冰冷，即使這個家庭間的情感牽絆非常強大。這些角色都是原本已被我們這個社會所遺棄的。在片中他們因為各種原因聚在一起，但我們又一次地崩解了這個家庭，我們再次地遺棄了他們。
這是我在《小偷家族》中想要提出的問題。藉由此種方式，我希望觀眾能一方面感覺到對這個家族的同情，同時也了解到身為社會的一份子，其實你也正是譴責這個家庭的人。也許我很壞心吧（笑），但我希望在看這部電影時，觀眾會被這兩種情緒拉扯。他自己也承認，我愛著這些角色。但我愛他們的這個事實並不代表我同意他們所做出的決定。
五、談日本電影產業
日本電影產業每況愈下。因為現在日本業界人士越來越少出現在像戛納影展這樣的地方，而十五年前戛納影展還有很多的獨立電影工作者、片商。日本大片商的視野非常狹隘，他們只關注國內市場。當你把視線放到獨立電影圈，其實有很多有才華的年輕導演，但由於整個產業的情況，他們只關注國內觀眾的需求，而不是做更多不一樣的。同時，我認為日本作為一個國家，可以說越來越封閉，而這種情況也適用於電影圈；我真的覺得我們現在必須做點什麼來改變現況。《小偷家族》獲頒金棕櫚這一事實，或許可作為鼓勵日本電影產業走出封閉的第一步。
（圖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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