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漂在北京的香港人不想回家

文/田野

「由香港開往北京的CA102次航班即將登機，請您做好準備」，鍾偉傑第一次聽見這個廣播是在六七歲，媽媽想帶兒子去內地看看，第一站就是北京。

2008年奧運會，北京是全世界的焦點，鍾偉傑覺得應該再去看看。這一去，就待到了今天，成為箭廠視頻的總製片人。

有的人背井離鄉，是因為好奇外面的世界，好奇自己的人生還有什麼其他可能性。鍾偉傑是這樣，獨立策展人方敏兒是這樣，我也是這樣。在西南城市長大，不想要一眼望得到頭的人生，考到北京住了4年，也是塑造價值觀的4年。在我確認自己愛上了北京的深厚時，抵不過好奇心的驅使，它把我拉到了香港，一待就是3年。

10年前，方敏兒因為工作關係認識了北京當代藝術圈的朋友，決定從香港搬來北京試試看。成長在一個有著「工作狂」媽媽的家庭里，她想多留點時間給自己和孩子。香港的節奏太快了，不容易擁有這樣的奢侈。

北京給了她空間。在北京組建家庭，事業蒸蒸日上，方敏兒除了收穫一口越來越地道的普通話外，也見到一些自己獨有的特點，和與生俱來的缺點。她的國際和多元化視野，早早讓她脫穎而出；而同樣根源於香港大都市的缺點：急躁，在與北京合作方的交流中暴露無遺。她慢慢地理解，「慢」也是一種藝術。

我反過來，離開北京，來到香港。在這個融合東西方文化、豐富多元但又狹小的島上，見到自己源於北京的特點，包容；也見到缺點，單一。我慢慢地理解，「不一樣」，是一個很美的形容詞。

有的人沒有我們這麼幸運，他們離開家鄉，更多地是逃離對現狀的失望和無力。

曉輝在2003年離開香港，北上尋找失落生活的藥方。2003年，是香港人記憶深刻的一年。春節剛過，SARS襲來，造成近300人死亡，是香港近年最嚴重的瘟疫。正值疫情消息瘋傳時，張國榮從中環文華東方酒店24樓跳下，自殺身亡。一眾當紅明星聽聞消息後，哭到抽搐，其中一位，被稱為「香港的女兒」的梅艷芳，又在年尾因病逝世。

來香港以前，我很難想像這種悲傷。直到每年張國榮忌日，見到香港傳媒用大幅版面悼念哥哥，不計成本；見到梅姐位於香港大嶼山寶蓮寺天壇大佛下的靈位，一直留有滿滿一牆壁悼念與感激的話，才感受到香港是多麼溫柔，而在那一年是多麼悲傷。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梅姐在舞台上發光發亮，香港也正在燈光里飛馳，經濟發達、文化繁盛。有的人問，香港人為什麼這麼想念舊時光。答案很簡單，因為那時候充滿了機遇，一切都是未知，而未知就是美呀。

前幾年，電影院修復放映陳可辛導演的《甜蜜蜜》，張曼玉對著黎明講，「我來香港的目的不是為你，你來香港的目的也不是為我呀。」講的就是那個「人人都可以有理想、努力就可以拼出一片天」的香港黃金年代。

此後，隨著內地經濟的飛速發展，香港漸漸成為許多公眾號文章里「傲慢」「失去活力」的過去式。來自香港的鄭皓瑩、程靜兒、黃尹庄，現在在中國人民大學讀大二，用「圍城」形容香港。「圍城的意思就是，在香港，你會預測到你繼續上一個香港的大學，然後你的人生軌跡好像是鋪定好了一樣。」

曉輝離開失落的香港，在北京衚衕里找到自己感興趣的事業。廣闊安靜而有內涵的北京，是他找到的藥方。離開，好像是所有問題的終點？也不是，曉輝想問，「北京有北京的好，香港也有香港的好。只是為什麼我們不把大家的好都集在一起？」

我還記得在香港讀書的時候，香港同學習慣用Whatsapp，內地同學習慣用微信，笑說，大家聊天軟體都不一樣，怎麼做朋友？

小組作業，第一次跟local同學組隊做項目，下載了Whatsapp，聊起天來我也就跟他們沒什麼不同了。學粵語，第一次用粵語完整地點餐，我也開始理解香港餐廳服務員糟糕的服務態度了，原來粵語講起來就是會有不耐煩的感覺，懶懶的尾音背鍋。

我們的小組作業很成功，幾乎拿了滿分。同組的Local同學擅長「努力與堅持」，我擅長「溝通與創新」，合作非常愉快。但合作時，不停告訴自己放下成見、忘記差異的時刻，確實也是難以忘記的，忐忑的心路歷程。

鍾偉傑想把香港小人物的故事拍下來，有好多。

他回香港家裡看望媽媽，翻起老相冊，回憶起爸爸講的故事：當年去香港，逃到海里的時候，看到鯊魚就往上面騎，那個鯊魚就帶他到香港去了。「去死啦，怎麼會騎鯊魚呢？」，媽媽笑彎了腰，「當年是香港水警救了你爸爸他們。」

一頭扎進一個陌生的城市，就像跳入海里。認識這座城市的時候，需要勇氣面對未知，也總會有這樣那樣的挫折或喜悅。但是沒有鯊魚可以給你騎的，沒有捷徑可以走的。只有對岸的人，同樣在躊躇的人，等著跟你做朋友。只要你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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