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後的唐朝為何還苟延殘喘地存在了150年？

文 ｜ 郭曄旻

大唐帝國的終結者暨後梁的開國皇帝朱溫即皇帝位後舉行了一次家庭聚會。酒酣耳熱之際，其兄朱全昱對他說：「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這一場景因太過形象生動，讀來更像是小說家言，然而這句話，倒是簡潔地概括了朱溫其人在唐末三十年的身份轉換：民-盜-節度使-帝王。這是朱溫個人的歷史，對於整個唐末的歷史變化來說，也不失為一個縮影。

實際上，大眾印象中那個拓疆萬里，四夷賓服的大唐帝國，在8世紀中葉的「安史之亂」以後已經不復存在了。長安朝廷從來不曾從這場歷時8年、「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的戰亂中恢復過來，反而是讓作為安、史餘孽的河朔藩鎮的力量逐漸強大起來，與中央政權形成共治局面。幾經較量之後，唐廷最後放棄了翦平藩鎮重建大一統秩序的努力，就像擔任過宰相的牛僧孺所說的那樣，只要河北藩鎮「北捍突厥，不令南寇」就已經足夠了，他們對朝廷的順逆，已經不是重點所在??

雖然如此，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唐廷雖一蹶不振，卻如「百足之蟲」一般死而不僵。其所賴者，大體有二。其一，在經濟上，乃是江淮財賦。「安史之亂」以後，唐廷失去了對富饒的華北平原的控制，這樣沉重的賦稅負擔就全部壓在了長江中下游地區。到了唐憲宗時期這裡更成為唯一照章納稅的地區，當地住戶所需承擔的稅負遠遠多於他處。人稱「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位於關中的朝廷就連糧食、布帛等日常必需品也完全靠南方供應了。唐德宗時，有一次長安連糧食都難以為繼，恰好鎮海軍（治潤州，今江蘇鎮江市）的米運到。聽到消息後，這位皇帝竟立即跑到東宮對太子歡呼：「米已運到了，我們父子倆得救了！」反過來，在漕運受阻時，他雖然貴為天子卻沒有春裝可換，天氣很熱還只能穿著皮袍子。

在軍事上，則是由於中央禁軍（神策軍）的存在。這支軍隊除鎮守京師外，還以「八鎮」為主要基地，出屯京畿和關內廣大地區，所謂「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神策軍的主要職能是鎮撫和保障京畿地區的穩定，以及隨時奉詔出征，討伐藩鎮叛亂。因此，神策軍與唐前期單純宿衛性質的禁軍不同，它事實上是一支由中央直接掌握的，兼備宿衛和征伐雙重任務的國家常備軍。這對於地方武人的覬覦之心，無疑是一個極大的威懾。唐文宗朝入唐求法的日僧圓仁就總結道：「左右神策軍，天子護軍也，每年有十萬軍。自古君王，頻有臣叛之難，唯置此軍以來，無人敢奪國寶。」

換句話說，晚唐時期朝廷賴以維持的條件可以簡化成一句話：用江南賦稅供養神策軍以威懾地方。要做到這點，首先要確保江南財賦來源的局面穩定，與此同時，為了預防「財富豐贍」的東南藩鎮割據坐大，維持當地的「兵力寡弱」又是必不可少的——浙江東道（相當於除去杭州、嘉興、湖州三市餘下的浙江省）的常備兵力不過200人，簡直少得不可思議。雖然這對本地治安帶來了嚴重問題，譬如杜牧就說，「江南、江北，凡名草市，劫殺皆遍，只有三年再劫者，無有五年獲安者」；但在遠在長安的唐廷看來，這不過是癬疥之疾而已。

誰知，到了9世紀中期，一場邊疆戰亂卻引發了大禍。860年起，南詔（在今雲南）兩次入侵唐朝安南都護府（今越南北部），當時就有人做《刺安南事詩》痛斥，「南荒不擇吏，致我交趾覆；聯綿三四年，致我交趾辱！」唐軍經過苦戰，才算逐走了南詔軍隊，卻已是「交趾湮沒十年??人不聊生」。

南方軍力薄弱，於是唐廷從中原藩鎮抽調士兵前去防禦南詔。咸通四年（863），唐政府派一批徐州、泗州的兵士駐防桂林，約定三年為期。滿期後，延長了三年。到了咸通九年（868），戍兵眼看年限又滿，不料上司因發兵替代所需費用頗多決定再要展期一年。這些上司平日作威作福，兵士本已恨極，到這時候，更加憤不可遏。他們推糧料判官龐勛做首領，北上還鄉。這是咸通九年七月里的事情。

這支戍兵的數量並不多，似乎成不了什麼氣候。誰知他們竟出湖南，沿長江東下，過浙西，進淮南，一路上無人敢於攔阻。義軍以徐州為中心，攻佔今山東南部、江蘇、安徽北部的廣大地區，據有淮口（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蘇淮陰北），輕而易舉地截斷大運河的南北交通，威脅到唐朝的生命線，聲勢大振。唐廷匆忙調集十道兵馬（包括精銳的沙陀騎兵）前往征討，於次年攻下徐州，殺死龐勛，將桂林戍卒起義鎮壓了下去。只不過，義軍的「餘黨猶相聚於閭里為群盜，散居兗、鄆、青、齊之間」。這就埋下了更大規模起義的種子，也就是《新唐書》所說的「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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