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郡貓消失了，也有笑容留下來

《刺殺騎士團長》村上春樹著林少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我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這是哪裡？」「我到底是誰？」

村上春樹在《刺殺騎士團長》開頭就讓主人公自我質詢的這幾個問題似曾相識，讓人不禁想起高更的那幅名畫《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誰？我們往哪裡去？》。有意思的是，村上這個標題帶有驚悚和懸疑色彩的小說主角也是一位畫家。如果回想一下毛姆以高更為原型的《月亮與六便士》，這種對比就尤為意味深長：普通的倫敦證券經紀人思特里克蘭德忽然有一天拋妻棄子，跑到南太平洋開始了自己瘋狂的藝術生涯；而村上的主人公「我」面對的卻是妻子突然要離開。

生活的突發意外倒在其次，曾經一度隱藏在生活平靜表皮之下的精神困境由此豁然暴露，才是真正的難題。與思特里克蘭德的不同在於，主人公「我」是被動地走上了喪失和欲求的道路。「我」先是在東北地區漫長地自我放逐，然後在朋友的幫助下入住到著名畫家雨田具彥此前離群索居的山上小屋。在那裡偶爾發現了後者藏匿的畫作《刺殺騎士團長》，並且由此引發了一系列詭異的經歷，最終下山與妻子重歸於好。

村上春樹從來都不是以編造麯折起伏的情節著稱，這個小說倒是充滿諸多匪夷所思之情，但從總體結構來說也幾乎還是一個他以前屢次講述的「封閉世界」到「現實世界」的故事。它有一種重建自我的神話原型：無論是「我」的逃離之旅，還是在山上「一個人獨坐海底」般的避世與修復，都可以視作某種過渡儀式。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個後青春期的成長小說。

現實生活中的受挫提供了一個契機，讓「我」重新正視自己貌似安穩生活中的不安與裂縫，顯然每個人都可能遭遇這樣的境遇。那個時候的迷失，使得在鏡中看到的自我形象好像不過是混亂分岔的假想殘片，但村上通過山上的古怪黑洞為縫合這些殘片提供了一個儀式的祭台。那個黑洞就像《愛麗絲漫遊奇境記》里的兔子洞，「我」無意中打開的黑洞釋放出神秘的理念，賦形在畫中的騎士團長身上，通過這個他者，「我」得以界定自我。

黑洞是深淵的召喚，那些人心中的幽暗角落，不為人知的痛苦，難以磨滅的記憶，銘心刻骨的愛以及具有緩慢腐蝕性的仇恨與哀怨，構成了破壞性的力量，被壓抑者終會回歸，並且召喚著人們再度親臨痛苦的現場，只有經受住黑暗的誘惑並且在黑暗中找到定性，才能明心見性，找到自我，恢復正常的生活。由於理念的指引，「我」打開了「心眼」，穿越黑洞的經歷，也治癒了「我」由於妹妹死去的創傷記憶所帶來的幽閉恐懼，並且重拾起建構自我的信心。

這個過程伴隨著「我」對於畫的態度轉變。一開始，「我」是以肖像畫為生，並且有著那種能夠抓住人特徵的天賦，但這種商業性的行為只是為了謀生，似乎日益遠離理想。對於樂於心靈反芻的畫家而言，藝術與生活之間看上去互相隔閡並且彼此傷害。但是，太過沉湎於幽思，必然會限制感知的範圍，如果我們不那麼誕妄地認為心靈便是一切的本體，那麼這種情形自然而然讓精神變得局促起來。

事實上，藝術和生活可能從來都不是二元對立的。「我」在逐漸從肖像畫中找到創造的感覺時，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西班牙畫家弗里達，那種透過表象的形似而直入靈魂的印跡——如果找到一條渠道，溝通兩者並非不可能。小說整體的藝術觀因此並沒有走向革命性的顛覆，在生活與藝術的關係上它也不同於唯美主義，像王爾德在《道林·格雷的畫像》里斷然地讓藝術之美戰勝生活之惡。村上春樹要和婉得多，小說里的雨田具彥從抽象油畫迴轉到日本畫，在他那裡藝術無疑有助於我們認識生活並且戰勝生活中的惡，但這並不是以任何一方的毀滅為代價，而是相互補充提升乃至彼此塑造。「我」無疑從中學會了這一點。

這裡可以看到村上的日本性。經歷了一個半世紀「和魂洋才」的熏陶，西方文化植入之深，甚至流露於村上筆下人物的日常無意識層面，他們聽的音樂，吃的食物，喝的飲品，讀的書，思考的方式，都有著歐美的影跡。然而根底里他還是一個日本作家，無論是清冷岑寂的語言筆致，還是漫漶在文本中的幽玄格調，只不過他將兩者如鹽入水地化合在了一起。小說明白地顯示了黑洞中出來的理念與上田秋成《雨月物語》中《二世緣》故事之間的互文關係。那個詭異志怪故事，不僅在文本層面被烙上了現代探險與懸疑小說的類型元素，更主要的是將其中蘊含的玄妙禪學思維融進了從柏拉圖、黑格爾、笛卡爾以來的理性哲學。

如果按照理性思維，用現代病理學或者精神療法分析虛實莫辨的情節，那一切荒誕怪異都可以歸結為「我」在長期孤獨幽居中所產生的精神分裂和幻覺臆想。但村上春樹恰恰要縫合世界的分裂。「現實與非現實的界線往往很難捕捉」，不僅在畫家看來如此，敘述的整體認識論也是如此。有沒有某種獨一無二的真相，或者所謂的真相只是一種懸而未決，永遠在運動與流變中的形貌？

理念的顯形，隱喻的流變，「或許不是現實，卻也不是夢。」它是拒絕命名的，因為那意味著規範化，意味著用知性束縛與限制了知性之外更廣袤無垠而有待開掘的層層疊疊的深窈存在。那種存在也許不常浮現，也難以為人輕易察覺和知曉，然而它們有可能存在。這種可能性本身使得一切確定性話語都變得形跡可疑。如果用畫來作類比，抽象畫是一個完結性的世界，因而它只不過是形象與意義、能指與所指的板結，這正是「我」或者說村上要超越的。

村上春樹與他同年齡段的作家比起來，一個難能可貴之處就在於他在肉體衰老之時還有一顆純真的少年之心。「這個世界上果真存在愛麗絲。三月兔也好海象也好柴郡貓也好，全都實際存在。騎士團長當然也不例外」。念力是如此重要，你具有相信的力量，那麼沒有發生的事情就會成為應該發生的事情。到最後，藝術和生活就成了類似宗教信仰之類的東西。

人的能力在於能夠構造藝術，用小說中的話來說，就是能夠疊積假說，能夠對照比較宇宙和小宇宙。因為主觀意識的存在，使得人超越於其他生物之上。虛構的力量就在於此：擺脫了象徵的固化符號，它讓寓言成為一種認識論。

《刺殺騎士團長》在這個意義上，就是一則關於信念的寓言。「歷史之中，就那樣擱置在黑暗中為好的事情多得要命。正確知識未必使人豐富。客觀未必凌駕於主觀之上。事實未必吹滅妄想。」因為人心是自由的，就像候鳥沒有國境線的概念。無論是隨波逐流，還是遺世獨立，無論是閉門造車，還是融入野地，對於堅定的信徒而言，柴郡貓消失了，也有笑容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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