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社會如何走出學生們被殘殺的傷痛？

你大概還能記得，7年前，7月22日，挪威人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在於特島槍殺了69名參加夏令營的青少年，更多的人受傷。還襲擊政府大樓，造成8人死亡。

挪威是一個犯罪率非常小的社會，很多孩子都是平順的環境中長大。災難中倖存的孩子，毫無準備地撞上了一場代價慘重的生命教育。

有的人目睹著最好的朋友在身邊倒下；有的人事後一直沒有安全感，容易失眠，擔憂；也有的人決定「長大」，甚至去競選議員，想要改善這個社會……

下面這組報道刊登在2013年1月號的 Lens上。

又是5年過去，他們應該都已「長大」。

18 歲的哈康·羅爾索，槍擊開始後，躲在島東邊的一個懸崖下，後來下水遊離於特島，被一艘船救起。槍擊事件後，他的注意力大幅度下降，「現在我覺得做任何事都沒有意義。」他不再喜歡血漿四濺的動作電影和槍擊遊戲，「沒人會喜愛現實中的它們。」

但這些也讓他變成了一個更溫暖的人，他說:「我曾經很理性，但現在對人充滿憐憫和同情，因為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生命的寶貴，它是多麼脆弱而精彩啊。當你年輕的時候，你不會考慮死的事情，但現在我開始思考，我理解死亡是什麼意思了。」

17 歲的波爾加·布拉塔斯試著不去想太多關於7 月 22 日的事情，他決定讓生活儘可能地充實，於是故意讓自己忙碌起來，從不喜歡熬夜的他，會在夜晚偷偷出去聚會和見朋友。「我整個人都被腎上腺素控制著，我不想把生命浪費在屋子裡，想經歷我能經歷的最多的事情，只要能讓我感覺好的事情，我都去嘗試。但忽然有一天，我整個人完全垮下去了，接下來的幾周非常沉重，我一點兒力氣都沒有。」波爾加說。

他的情緒波動很大，時而覺得一切都好，但下一分鐘又跌到谷底，這時候，他只能抱著吉他，彈幾首曲子。「我想找一份好工作，在大城市裡買房子，有很多朋友......」他有點迷惘地說，「只是一個很普通的十幾歲孩子的夢想。」

17 歲的魯斯坦·道多夫是為數不多的幾個反抗過布雷維克的年輕人之一，他抓起石頭向兇手扔過去，但對方甚至沒有跌倒。「我發現，沒有真正的武器，我們是無法阻止他的。」魯斯坦說。

他在車臣共和國長大，並在 2011 年底回車臣旅行。「在車臣，培養年輕人的方法不一樣，當我還是個小男孩時，就被教導說要像一頭狼，人們教育我說，無論發生什麼，你必須勇敢強大，永遠不要害怕任何東西。必須承認，在於特島時我也很害怕。當我看到最好的朋友在我眼前被殺時，我身體里有一些東西在滴答作響。」

「每天早上我醒來，思考自己的生活，思考過去，思考未來，但想得最多的是:這一天可能是我生命的最後一天了。可能聽起來悲觀，但事實如此。現在，只要我在車裡，我都會想，對面車道的卡車可能會在我毫無察覺的時候開過來終結我的生命。7 月 22 日後，我失去了我的天真，我不再相信陌生人，但也不害怕，我只是對可能發生的事情保持警覺。我用尊嚴忍受了傷疤，我讓它們代表挪威，代表一些我相信的東西，我選擇終生都保持這個態度，只有這樣才能繼續生活下去。」

15 歲的伊娃·施溫克被布雷維克擊中肩膀、胃部和大腿兩側。

「我必須得截肢。我接受了。現在，我已經習慣於只有一隻胳膊的生活。」17 歲的崔西莉亞·赫爾拉夫森說。她在槍擊中失去了一隻胳膊，肩膀和下巴也中彈，最後一顆子彈打在智齒上，那顆牙救了她一命。她最好的朋友安德麗娜則在事故中喪生。

這個胖姑娘從小孤僻內向，在小學時常被人欺負，而安德麗娜是她唯一的朋友。「我們那麼相似，沒人能取代她。」她說。

在於特島倖存下來之後，崔西莉亞成了一個媒體明星。「有個女孩以前不喜歡我，我也不喜歡她，但知道我經歷的事情後，她哭了起來，懊悔自己曾對我做過不好的事情，我想人們發現，他們差點就失去我了。」

「把那種恐怖的事情轉化為積極的東西聽起來很殘酷。」19 歲的約翰·唐恩說，他在槍擊中逃過一劫，但之後整整一個月，他都無法進行社交活動，「好像在一個氣泡里」。

隨著時間的流逝，情況慢慢好轉。「就像從海邊醒來，迎來嶄新的一天，一個新的開始。」他說，「對我來說，7 月 22 日是一個叫醒電話，年輕人總是覺得自己無所不能，但那天的事情告訴我們，我們錯了。生命可能在任何時候終止，之前我從未想過這一點。正因為如此，我需要讓我的生命變成生活。」

7 月 22 日之後，20 歲的艾米麗·波薩斯繼續自己的日常生活，「不管我多累，都繼續工作，我堅持鍛煉，身體有活力才能控制住生活。」但在一次跑步中，那是陽光明媚的一天，她走在屋後通往森林的熟悉的小路上，於特島的記憶忽然向她襲來——「我又想起當時自己穿過樹林逃命的情形，我嚇得跑了回去，一直跑到我家門口。」

是的，痛苦一直存在。「我意識到，和以前相比，我以另一種狀態活著。有時一首歌就會帶來悲傷的回憶，我必須強行忍住才不至於崩潰流淚。我意識到只有我還活著，其他人都死了。這種感覺一直在，無論是我周五晚上跟朋友出去時，還是跟家人一起吃飯時......只有我還活著，這種感覺讓我非常痛苦。」她說。

薩拉·索瑪在槍擊後成為當地工黨青年組織的領導，她開始更認真地對待自己，「我知道有一些東西需要回報給社會。」

慘案給了她看待世界的新視角，「之前我很天真，某種程度上，這件事強迫我迅速成長，我的生活里沒有多少小女生的事情，我嘲笑她們。我只有 17 歲，但是感覺自己比 17 歲老很多。生活在我面前展開，我需要成長，也想要成長，我不想讓這件事給我帶來任何負面的影響。」

為了於特島的夏令營，艾娜·赫爾格海姆準備了許多頭花和幾條花裙子。

槍擊發生後，她「覺得自己像個殭屍」。「我去商店時感覺奇怪，人們買肉丸子當晚飯，給孩子買尿布，好像什麼都沒發生，而那時候，我卻在想去世的朋友和恐怖的經歷，對其他人來說，那天不過是一個普通的日子。」

她沒有去接受心理治療，而是選擇以大自然為武器與痛苦戰鬥。「我常常出去散步，坐在岩石或樹樁上，思考、聽歌，自然是我的醫生，生和死都是自然的一部分。我死去的朋友都成為自然的一部分了。我的情感更加寬廣，一切痛苦都給了我體會快樂的能力。」

2011 年 7 月 22 日是克雷蒂爾·林德斯隆的 15 歲生日，那天，他的 Facebook 留言牆上寫滿了生日祝福，其中有一條是 5 點 10 分也是慘案發生的時間留下的。「他（指布雷維克）選了這一天，但我不感到厭惡。」克雷蒂爾說，「這天依然是我的日子，不同的是，如今這一天還是我們的日子、挪威的日子、歷史上重要的一天，我與所有捲入這件事的人分享了這一天。許多生命都被奪走了。你不應該因為悲傷而記住死去的人，你應該因為愛和對自己生命的欣賞而記住他們。」

在於特島上躲避槍擊時，他一度非常確信自己會死。「我當時決定，如果我活下來了，我一定會繼續戰鬥，無論發生了什麼都會繼續。」

災難發生一年多以後，布雷維克被判處21年監禁，進入一個由三間房組成的小套間。

入監一年後，布雷維克申請了奧斯陸大學的政治學專業，大學同意了，允許他留在監獄裡學習……

與此同時，挪威人在災難發生的地方做了一個融入自然之中的紀念景觀，邀請那些同意的受害者家長一起營建，並在一個鋼圈上鏤空雕刻了受害者的名字。

有些家庭當時沒有同意，鋼圈上也預留了他們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