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逝世21年了，回望他的精神家園
作者|朱偉
1997年的4月12日早上，我聽到王小波的噩耗。一個有那樣重量的人，說去就去了。在一個春天的早上，沒有驚動周圍所有的人，就像一縷輕輕的風，很快就消融在被污染得越來越污濁的大氣里。其實，對他的死，我不應該感到突然。
第一次見到王小波，記得是80年代末，是個冬天。那時候他剛從美國回來不久，李銀河帶他來找我。大家都是無所事事的時候，看點閑書，有數不清的閑空。在我的印象中，王小波好像一直在感冒，流著鼻涕，一臉的疲憊，臉上身上都是很髒的樣子。他說他生在北京，但從美國回來後就不再能適應北京的空氣。那時候我在《人民文學》工作，他給我拿來的是一行行寫在橫格紙上的小說。第一篇給我看的是《三十而立》，後來又拿過來一篇，是《似水流年》。王小波的字，不是清秀，不是端正，也不是大大咧咧的那種。他的小說，沒有當時時髦的那種瀟洒敘述，也沒有纏綿的浪漫故事，就感覺在直白地寫他自身與周圍人的日常生活。
從80年代中期起，小說家們都開始注重華麗的裝飾，當時有兩個時髦說法，一是大家都追求「敘述的革命」，似乎不使用類似「多少年之後，當奧雷良諾面對行刑隊的時候」這類句子的小說就沒有味道。二是好小說總是有三度空間——故事、故事情緒後的關係、哲學。王小波的小說與他的人一樣，好像不屑於修飾，只是自言自語，自得其樂地敘述，而所有關係重心又似乎都在性。那個年代，文學中的性已經開始多起來，但多貼著各種標籤，沒見過像他這樣毫不隱諱自己性興趣，並在小說中作性狂歡宣洩的。我至今記得《三十而立》里的兩個細節:王二的詩，「走在寂靜里，走在天上，而陰莖倒掛下來。」而那個在知青點與王二戀愛的小轉鈴乾脆說，「王二，不要臉！這麼大的東西就往這裡杵！」這樣的性，在當時強調社會指向的前提下，指向哪裡呢？在《似水流年》中，當時留給我深刻印象的是對賀先生從樓上跳下來腦漿的描寫，又是那種對刺激的強調，然後就是李先生的「龜頭血腫」。兩個中篇小說，無論王二還是李先生，王小波都津津樂道於其性器之大，這種展示在當時的文學界顯然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說重一些要掄棒子，說輕一點也是低級趣味。
其實，即使到了現在，在《人民文學》大約也很難承載這樣的作品。
王小波說他早早地就開始寫小說，但經常是寫得斷斷續續、反反覆復。80年代末，當我把小說稿委婉地還給他的時候，他淡淡一笑說，也就是大家流傳著看看，也許還有看看的價值。
在較早接觸到王小波的小說後卻沒能成為發表他作品的第一個編輯，這應該說是我一生的遺憾。但從此，與王小波倒是成了朋友。在我印象中，王小波是一個不善言談的人，在兩人對話時，他更多時候是聽而不是說。但我又隱隱經常覺得，他心裡有太多的事，他臉上的疲憊實際是心理的疲憊。
我想，要不是《黃金時代》在台灣《聯合報》連載、得獎，他的小說在大陸不會那麼快得以傳播。《黃金時代》是他寫得最好的小說，我認為這是他寫得最從容的小說，其中沒有一點緊張感，我看到的是一個人生命的極端舒展。當初小波喜歡的是別人對他小說中黑色幽默的評介，說他的性愛故事背後是深刻的黑色幽默，而我以為，他所震撼我的是在那種壓抑得人只有窄小生活空間、不允許有任何個人選擇的社會中，對個人舒展、張揚的生存方式暢快淋漓的嚮往。在王小波看來，一棵小草的生長與一匹公馬的發情都沒有目的性，人生存的許多慾望都是極為自然的事情，人要能自然並按自己意願而不被別人束縛地活著，就能把自己舒展在午後的陽光下，所以他覺得草長、馬自然地發情才是「偉大的真誠」的基礎。這其實是《黃金時代》最重要的價值。我至今記得他對陳清揚走到樹林里的描寫，風從所有的方向吹來，金蠅飛舞，陽光就像雲母片灑下來。那是一種一切讓陽光耀得很亮很亮的感覺，是一種掙脫了一切束縛的自由呼吸。但即使王小波自己，在當時也不能承認他的這篇小說只是通過寫壓抑中性的自由，來寫人的自由。
其實1993、1994年是王小波的小說寫得特別酣暢的時期。他的《紅拂夜奔》，使人覺得他的想像的翅膀展開，能遮住耀目的陽光。在王小波的小說中，我最喜歡《黃金時代》與這《紅拂夜奔》。我感到他自己在這兩個小說中那樣瀟洒地邁開著他那兩條長腿，舒展開他平時常常是彎著的腰，那是一種一瀉如注的暢快淋漓，這暢快淋漓中實在又是五彩斑斕的浪漫。想想王小波這麼個平時內向、與人相處多少有點緊張的人，能在他的小說里承載那麼多的浪漫，我就會覺得王小波本來就適合於當一個小說家。因為小說家的工作就是在本來可能是枯燥而又晦澀的生活中發現浪漫，使自己沉浸在想像的歡樂之中。而思想家則要從日常生活中看到許多人們不願意看到的東西。浪漫常常在一定距離之外，在煙波渺茫之處，接近了，看清了，一切飄渺的東西也就消亡了。
1995年9月，我接手編《三聯生活周刊》，當時原始的想法，就想拉一些我在文學圈的朋友來支持《三聯生活周刊》。余華、蘇童、王小波都是我拉的對象。王小波在《三聯生活周刊》發的第一篇文章是《有關媚雅》，是對人們無端崇尚高雅心態的嘲諷，其中一個惡俗的細節是一位老太太在唱高雅的巴赫合唱時把假牙飛出來，形成莊嚴的狂歡。這篇文章發表在1996年第2期，也就是我接手編輯《三聯生活周刊》後出的第三期上。後來好像是經過一番比較，覺得在可選擇作家中，王小波最適合於給《三聯生活周刊》寫專欄，就專門與他談了一次。他自己確定欄目為《晚生閑談》。
應該說，王小波重要的思想隨筆大部分發表在《三聯生活周刊》，這些隨筆在1996年形成了《三聯生活周刊》當時辛辣而有帶有趣味的文化批評窗口，也培養了一批思想讀者。我後來總結，王小波這些隨筆中主要反映他的思想是:
1.對體驗痛苦生活，通過意志磨練、犧牲自我達到超我、崇高的嘲諷;
2.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時代，而不理智起源於價值觀與信仰欺騙;
3.知識分子可以創造精神財富，也可以不讓別人創造財富，而現代知識分子最大的罪惡是建造自己的思想監獄;
4.參差多態才是幸福的本源，而我們總以正本清源的方式破壞幸福。高尚與低下的總和才是一個完整的人，去掉一部分實際也就破壞了一個真實的人;
5.東西方精神最大的區別在西方人沉迷於物慾，東方人精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樂趣就是性愛;
6.只要有人與人之間關係就有不平等，而最偉大的文明就是虛偽。
1996年的王小波沉浸在理性思考的樂趣中，也許他的思考並沒有更深的結論，但他深深厭惡那種把一個豐富的人磨礪成簡單而沒有趣味的「崇高人」的社會現實。他認為幸福應該建立在讓大家都按照自己的形態活著，需要什麼就去爭取什麼之上，但現實中，一種人的生活總被另一種人設置著。王小波說他生活與寫作有三個原則:熱愛智慧、熱愛異性、追求有趣。他認為智慧是一個人活在世上充分享受人的自尊的基礎，性是一切美的來源，而趣味是感覺這個世界美好的前提。但在現實生活中，他越思考就越發現聰明其實只是相對而言。「我發表一些認為是聰明的看法，別人換一個角度，可能就在說我犯傻。其實聰明的東西是不能說出來，說出來可能就是傻的。這樣一想，我有時候就覺得自己實在很傻。」更可怕的是，王小波說他越想關於聰明的問題，就越覺得這個世界上，其實聰明人是要永遠被傻人領導的。他有一次很是一本正經地對我說:「這也許是生態平衡吧，要不然這個世界發展的速度會更快。都是聰明人領導，這個世界也會瘋了。所以聰明人與傻人打架，大家常常都說傻人有理，慢慢地，聰明人也就會變傻。」在性方面，王小波遭遇的最大困境則是，大家從他的小說中看到性的樂趣，津津樂道地參與性的狂歡，卻反過來又用道德主義的眼光來審視他小說中的「色情」。尤其讓王小波憤慨的是，很多人反過來看到他在性方面的「不正常」。他寫「文革」，寫那時候性的壓抑是人的壓抑的標誌，可許多人不僅看到了「不健康」，還有人從小說評論他本人有虐待與自虐傾向，進而把它看成一個文化問題。王小波自嘲說，他小說中的性已經使他成為了「圍觀對象」，在成為「圍觀對象」後，他還能用審美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異性嗎？而關於趣味，王小波說他在對過去生活的回饋中，用了一種幽默，看到了有趣。「這些現在讓我寫成了有趣的故事，在當時其實一點趣都沒有，完全是痛苦。我把當時的痛苦寫成現在的有趣，現在的小孩看到的只是有趣。而我們現在的生活還是這樣，有趣的事情本來是沒有的。」
1996年的下半年，我能感到王小波陷入越來越深的疲憊。就像他在《紅拂夜奔》的前言里所說:「我認為有趣像一個歷史階段，正在被超越。」「智慧被超越，變成了『曖昧不清;性愛被超越，變成了『思無邪』;有趣被超越之後，就會變得莊嚴滯重。」那段時間，他在經過一系列思考後痛感的是關於烏托邦對人的影響，他認為烏托邦的罪行是一個人用自己一次的思想代替、瓦解與破壞了別人的鮮活思想。由此他進一步對話語製造者產生同樣的反感，同時又困惑於自己也已經成了話語製造者。王小波曾經自得於自己可以以沉默來面對社會，做沉默的大多數。當他無法再沉默，必須用話語來面對這個社會，又進而自己也成為面對社會與大眾的話語製造者時，他被自己無法超越的困惑控制了。
1996年底，實際上王小波陷入了自己追思到極限的空虛之中。當一切都被追問與反問之後，他無法再超越他敘述的層面。他的文字越來越枯燥，文章中基本老是逃不脫這樣的敘述方式:
我年輕時候插過隊;
大聖賢羅素說過;
作為一個理工科出身的人，我對科學更感興趣。
他走進了一個他的能力無法突破的、由悖論組成的圓圈，因為他本來就不是研究理論的坯子。而另一方面，又是越來越緊地包圍著他的那些令他深惡痛絕的東西，無趣像病菌一樣到處彌散。他絕望地寫道:「在一個寬鬆的社會裡，人們可以收穫到精雕細琢的浪漫;在一個呆板的社會裡，人們可以收穫到幽默——起碼是黑色幽默。但在我呆的這個社會裡，什麼也收穫不到，這是件令人吃驚的事情。對人來說，刀山火海油鍋都不算嚴酷，最嚴酷的是寒冰地獄，把人凍在那裡一動不動。假如一個社會的宗旨就是反對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獄又有不如。在這個領域裡發議論的人總是在說:這個不宜提倡，那個不宜提倡，彷彿人活著就是為了被提倡。要真是這樣，就不如不活。羅素先生說，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們，讓我們睜開眼睛往周圍看看，所謂的參差多態，它在哪裡呢？」
其實，那種參差多態，那種精神的飛揚只在小說里才能自娛自樂地找到。現實生活中，人與人都被特別實際的生活彼此擠壓著，王小波找不到他所要的自由，而通向自由寫作的歡樂之門又向他關閉——對理性思考越深入，感性飛翔的翅膀就越沉重。他的腦海里只剩下越來越單調的幾個概念，他再也無意、無力、無能去描述那種想像中藍天白雲的浪漫了。
到了1997年春節前，他給我來了一封短短的信。信上說，他近來越來越感困惑，他說，專欄好像沒有突破的可能，是不是把它停了。
他曾經說過，一個人感到了思想的貧乏，這個人就要死了。
1997年第1期《三聯生活周刊》第64頁原來《晚生閑談》的位置上換上了《聲音》。因為年底王小波發給我的稿子是一篇長長的《茫茫黑夜漫遊》，他讓我分幾期連載來應付，但我覺得它有悖專欄原來的樣子。王小波的精神好像已經離我們而去。在此文中王小波引用了塞利納同名小說中的詩句:「我們生活在漫漫寒夜，人生好似長途旅行，仰望天空尋找方向，天際卻無引路的明星。」這篇文章後來經我刪改，變成四千來字發表在《三聯生活周刊》1997年第3期。之後王小波又連續寄來四篇稿子，但這四篇稿子在《三聯生活周刊》發表時候已經成了遺作。
王小波一生都在追求那種自由翱翔的翅膀，其實他死後，這種自由也是沒有的。在葬禮上，大家踏著平庸的《葬禮進行曲》的調子向他送行，什麼樣的音樂能承載一顆渴求自由的心靈呢？追思會上，大家以各種各樣的框式來對他的價值進行評定。大家都痛惜一顆自由心靈的逝去，可大家的框式又無一不是對自由心靈的褻瀆。
王小波死後，《三聯生活周刊》一直在尋找有人能替代他在最後一頁的位置，但一直找不到。現在大家都在商業化，能嚴肅、自由地討論人文問題的人是越來越少了。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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