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男人才是藝術電影的最大玩家
哈維·韋恩斯坦、Netflix以及為什麼關於女性導演的討論是「愚蠢的」
——Wild Bunch創始人文森特·馬拉瓦爾採訪
文 | Eric Kohn
譯 | Stevie（武漢）
編 | parallel（北京）
對戛納的最大誤解之一就是戛納是電影藝術之神壇，神聖不可侵犯。對於一部分沉溺於二元對立論的「用愛發電」型影迷來說，資本只會破壞戛納的純粹，可以說是藝術電影的死敵了。這種思維謬誤就會讓影迷們不理解范冰冰何德何能當上戛納評委，也不理解為什麼戛納官方不能把市場放映廳分給黃證記者。
問題的關鍵就在於電影宮地下看似不起眼的電影市場。官方單元、平行單元和電影市場才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戛納電影節。我們希望提到戛納，大家能想到戈達爾、加瑞爾，能想到福茂、雅各布，也能想到文森特·馬拉瓦爾和薩義德·本·薩義德。因為這些頂尖的製片人、發行商，也是戛納神話的一部分。所以，今天為大家呈現兩篇Wild Bunch聯合創始人文森特·馬拉瓦爾的採訪，揭秘這個戛納系電影開頭最常見的logo和戛納的電影市場。
Stevie（武漢）
即使大家都在說脫離好萊塢製作的電影會面臨種種困難，Wild Bunch依舊幹得不錯。每年戛納電影節，這家法國銷售公司都是最耀眼的「明星」。它所接手的項目通常都是電影節上最熱門的那批，其中包括眾多金棕櫚得主，從《阿黛爾的生活》到《四月三周兩天》。而經常與它合作的導演名單上，也都是達內兄弟、肯·洛奇和戈達爾。
就像戛納本身一樣，這家公司的持續經營正是對質疑那些由遠見卓識所驅動的藝術電影能否在一個風險規避的市場中存活的有力回擊。在2018年戛納電影節開幕的一周前，Wild Bunch聯合創始人，也是一名電影銷售行家的文森特·馬拉瓦爾(Vincent Maraval)聊了聊一些貫穿今年戛納的重要議題：今年星光黯淡的選片，與Netflix的衝突，#MeToo運動產生的影響以及主競賽單元中女性導演的數量，同時還有哈維·韋恩斯坦醜聞的餘波。馬拉瓦爾還提到了現在Wild Bunch旗下項目的一些亮點，當然還是包括了主競賽單元中幾部最受期待的電影。
Q
A
&
Q：你對今年戛納的整體選片有什麼看法？
A：每年只有這一次我們會對這些我們一無所知的電影感到興奮。我希望戛納能給人一種越來越「小」的感覺，我們會非常喜歡。它會慢慢變得更接近於一場迷影活動，而不是馬戲表演。我感覺這會是他們想要的。他們想回歸戛納的根基，是一次世界性的迷影集會，而不像奧運會或者世界盃那樣純粹是一場媒體事件。這種回歸會很棒，即使他們現在還在展映《遊俠索羅》什麼的。
Q：電影節展映片的市場有什麼變化嗎？
A：我覺得電影節期間的銷售最重要的是有機會讓觀眾來檢驗一部電影。一般來說，官方單元能夠選出最棒的一批電影。在戛納，大多數買家能有大概500場首映可供選擇（包括電影市場），而他們也就有時間看，比如說，20場。所以入圍官方單元當然會幫助你縮小選擇範圍。這，對我來說，就是最重要的事。其他的那些，比如那些盛大的活動，對我們來說與其說是幫助，倒不如說是對市場的污染。
Vincent Maraval
Q：你覺得現在戛納的電影市場怎麼樣？
A：這還是每年最大的電影市場。我不清楚每家公司的情況，但我們會在戛納做完一年中一半的工作量。現在威尼斯已經沒有市場了，已經死透了。柏林更像是戛納電影的預售市場。但對於在柏林放映的那些電影來說還是沒有一個真正的市場，因為規模太小了。聖丹斯還有市場，但只針對很特定的一種電影，還不對外出口。那就是一個國內市場。美國獨立電影並不參與全球的獨立票房，尤其是聖丹斯那種電影。聖丹斯還是一個很堅挺的國內市場。
多倫多是聖丹斯的本土市場和戛納的混合體，但我覺得多倫多正在採取和戛納類似的策略——試圖減小規模——而市場已經開始萎縮了。我們能再一次感受到本土市場和國際市場的分歧。國內市場在尋找很特定的那麼幾種電影，而國際市場在尋找與之完全不同的電影。
Q：你覺得這些市場的情況能反映出全球電影製作的什麼狀態呢？
A：國際電影的三種分類日益清晰：本土製作，越來越好；美國大片，依舊強勢；獨立電影，更重要的是世界電影而非美國獨立電影。
Q：那你認為美國的世界電影市場又有什麼變化呢？
A：我認為我們處在一個過渡期。米拉麥克斯、焦點影業、索尼那幫人爭搶外語片或者獨立片的時期已經結束了。我認為所有的美國獨立電影都開始轉向流媒平台，現在也沒什麼公司真正試圖當奧斯卡贏家了。或者，他們開始轉向公司內部。國際電影已經變成了純粹的VOD平台生意。Netflix買了很多，但傳統發行商不再買外語片了。IFC買的比以前少了很多，索尼經典在自己的領域上還算穩固，但焦點已經很久沒有買過外語片了。亞馬遜可能一年買一部。我覺得外語片對於美國觀眾已經成了那種你在VOD平台上能找到的片子了。
Q：流媒平台對銷售產生了什麼影響呢？
A：Netflix現在可能是本土電影海外銷售的頭號客戶了。它可能是法國電影最大的客戶，即使法國人並不是那麼歡迎他們。西班牙和義大利電影也是這樣。
Q：從你的角度來看，這是件好事嗎？
A：當然了。問題是，兩套系統（流媒和院線）應該平行共存。它們不應該搶彼此的生意，而嚴格來說，我也不認為它們在互相搶生意。如果你選擇在電影院看一部外語片，這是因為你選擇了走出家門；如果你選擇在iPad上看20部電影，這就是因為你不想出門。我不認為你選擇不在電影院里看一部外語片會是因為你在家裡有20部可以看。我只認為這意味著有更多觀眾可以接觸到更多外語片。對我來說，這件事是積極的。
Q：你對現在公開的「Netflix vs 戛納」的狀況有什麼看法呢？尤其是Netflix在戛納禁止它進入主競賽後，撤走了旗下的電影。
A：這對他們雙方來說都很愚蠢。是法國電影院老闆們先挑起的戰爭，非常不合理。Netflix這件事沒有任何錯，除了法國人不歡迎一家美國公司，這就是問題的根源。是美國，我們討厭美國，我們不想讓美國人進入我們的市場。這說白了就像我們對移民的恐懼一樣：「我們不想讓他們進入我們的家園。」
《玉子》
但像《玉子》這樣的電影已經在很多電影院里進行了院線發行，也是一部很「電影」的電影。我想知道如果在威尼斯電影節，如果一部法國電影沒有院線發行商所以不能放映，那麼還會有多少法國片會去威尼斯。所以這就是一個純民族主義的問題，而且這很愚蠢。它主要是從一些大型連鎖電影院的所有者那開始的。他們永遠不會放外國電影，他們永遠不會在他們的電影院里放奉俊昊的電影，他們可能都會放世界盃比賽或者一些歌劇。
所以這是一種來自大利益集團的壟斷性回應，因為他們不想自己的壟斷地位受到威脅。戛納拒絕Netflix旗下會在自己國家發行的電影非常愚蠢。阿方索·卡隆的電影會在美國發行，這應該有資格入圍戛納。奧遜·威爾斯的《風的另一邊》修復版，毫無疑問，應該在戛納上映。我想看到百代或者其他院線放映這部電影。基本上，Netflix在這件事剛開始時是受害者，是人們保護自身利益的愚蠢想法的受害者。
但後來，我認為Netflix說「我們以後不會再去戛納」和那些電影院老闆一樣愚蠢。對院線老闆說「如果你們真的支持電影，那你們可以守住你們的地位；但如果你們不支持電影，只支持銷售，你們就站在了電影的對立面」可能很容易，但這並非最明智的做法。我認為現在Netflix就把自己放在了壞人的位置上。我認為這件事很快就能解決，因為沒有任何原因非得鬧成現在這樣。
Q：這會對你們在戛納的銷售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A：沒什麼影響。如果我們搞出一部想要賣給Netflix的片子，我們總可以在新聞發布會結束之後宣布，然後人們就會瘋掉。
《審判日》
Q：你們今年的片單中最商業的是哪部電影呢？
A：這很難說。我們不是藝術家，我們會做一個片子是因為我們相信它在某個地方是有發行商機的。這種商機可大可小。戈達爾的片子，我們知道全球都有觀眾痴迷於他的電影，所以我們做了戈達爾的電影。我們選擇埃及電影《審判日》是因為我們被這部電影深深打動，而我們相信這種情感是可以走遍天下的。對於黎巴嫩的《迦百農》來說，它對我們產生的情感上的影響讓我們認為它可以很商業。它可以成為下一個《貧民窟的百萬富翁》或者《美麗人生》，但我們也說不準。這只是我們的感覺。戛納也許會印證我們的這種感覺，也許不會。
Q：《審判日》是主競賽單元中的唯一一部處女作。把一部導演處女作推到這樣的位置經歷了怎樣的過程呢？
A：首先，我們並沒做過很多處女作。這是我們第一年有這樣一部電影。因為有些常與我們合作的導演沒有新作品，就為其他人留出了點空間。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年的片單上有很多新人，比如畢贛、娜丁·拉巴基、A·B·舒基、大衛·羅伯特·米切爾等。我們是有空間的。
《審判日》背後的故事簡直是個童話。導演和我手下一名員工是校友，他們一起上過什麼電影課。導演曾經跟她提起過這個項目，有一天就把DVD送給了她。她看過之後說非常好，但又不太想說「我一個朋友拍了這部電影」，好像她試圖幫助她朋友一樣。她只是跟我說這電影很棒讓我去看。然後我們就把電影給蒂耶里·福茂看了，認為它可以放在戛納的某個地方，但我們也不清楚具體是哪。蒂耶里說這非常非常棒，說會選它進官方單元但沒說具體什麼位置。接著新聞發布會那天，他說他要把它放進主競賽因為這部電影值得如此。
Q：在你手下的片子進不進主競賽這件事上你有著多大的影響力呢？
A：總的來說，你還是有些掌控能力的——比如你在做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你知道這是他最重要的一部電影，並且他已經入圍過主競賽很多次了，所以當然你會瞄準主競賽。當你推薦這部電影時，就是奔著主競賽去的。對於埃及電影，我們想讓它出現在某個地方——也許影評人周——因為我們認為這部電影值得讓電影節推出這位電影人。我們就從未將目標定為主競賽。
《小偷家族》
Q：那加斯帕·諾呢？他的新片《高潮》在導演雙周。他從來沒在導演雙周放過自己的作品，但他起步於影評人周，然後入圍過兩次主競賽，還有一部在午夜展映單元。
A：原因就是，一提到加斯帕，每次你都會想「我們還能做點什麼新鮮的」。每次加斯帕的放映都是件大事。他的電影形式，他破壞電影語言語法的方式，每次都能創造出新的東西，這意味著這部電影呈現的方式要和電影本身在同等水準上。所以我們第一次和他合作《不可撤銷》是——好，之前沒有過這種電影，它需要進主競賽。當我們做《遁入虛無》時，我們的挑戰是按時完成片子，所以我們必須要在電影節末尾時放。但我們想要下午的放映場次因為這很新奇。我們帶著《愛戀》回來的時候，午夜展映就像是一場搖滾演唱會。
之前我們想在非競賽單元放這部電影，因為加斯帕不是一個適合主競賽的導演。他也不在乎他是不是，有點像戈達爾。他想的是，「我的電影永遠不會讓九個人來做出判定」。他不會認為自己的電影可以獲得金棕櫚，因為他的電影註定為爭議而生。
所以我們就說，「好，如果我們這次去非競賽，我們能搞出什麼新花樣呢？」我們已經嘗試過官方單元中的所有可能了。我們做過晚上和下午的主競賽，也做過午夜場。當導演雙周說喜歡這部新片時，我們就想，加斯帕的新片來到這個單元其實還有蠻朋克的。甚至當蒂耶里看了電影，我們告訴他說想要把片子拿到導演雙周，他說：「我認為這很好，不僅是對電影，也是對加斯帕。他會被除了我以外的其他人認可。如果不這樣的話，人們就會覺得他是我的最愛，我是唯一喜歡他電影的人，是我的寶貝。」
《不可撤銷》
Q：你今年帶著很多大導演的新作在電影市場尋求資金，從達內兄弟到伊利亞·蘇雷曼，後者已經快有十年沒拍過長片了。現在對於這種國際作者導演來說，拍電影有沒有變得更難？
A：從某種盈利的角度來講，絕對是變得更難了。拿加斯帕來說，我不會說變簡單了，但在《遁入虛無》後他理解了他要節儉。他明白了如果他想繼續拍這種電影，預算就需要控制在一定水平上。他知道他不能拍一部昂貴的電影，如果他還想保持這種新奇的電影形式。他想按規矩辦事，必須要壓縮他的預算。其實很遺憾，因為你看《遁入虛無》，大製作，因為加斯帕的構想需要錢——他很有野心。
蘇雷曼呢，這次還是個大製作，製片做得很出色才解決了資金的問題，因為現在的經濟非常不合理，尤其是藝術電影。今天，想做一部600萬歐元的藝術片，不受當地產業支持，做成一部聯合製片，是不可能的。他在巴勒斯坦沒有市場的。即使在中東，也沒有市場能夠支持一部600萬歐元的藝術片。
所以現在只有幾家公司像我們一樣。很多人會說Wild Bunch是戛納的好朋友，說所有的電影都是我們的。不是我們有所有的電影。是沒有其他人在做這些電影。這才是我們為什麼每年在戛納都有四五部電影。還有誰在藝術片市場的財務風險下做這些電影呢？如果他們想抵制Netflix、亞馬遜電影，那事情就要變得更複雜了。總的來說的確變得更難了，但我們就愛這類電影。
Q：你對現在在戛納和全世界範圍內熱議的關於缺少女性電影人的討論有何看法？
A：首先，你不能說哪裡都這樣。在法國，尤其在Wild Bunch，我們在與很多女性新人導演合作，像阿西婭·阿爾真托、維爾日妮·德伯特。現在你去一所電影學院就會發現人們在尋找某種平衡。我們的確要為之抗爭。我認為這在歐洲也是對的。人們向歐洲投入補貼或者買電視版權，這樣一個採購委員會中沒有理由男性比女性多。看看現在都是誰在看電影，大部分都是女人。如果你想接近你的觀眾，那你就應該在買片過程中有更多女性參與。
你會發現美國的攝影師沒有很多女性，但在法國有很多。法國的剪輯師可能大部分是女性，但美國不是。所以這不僅局限於女性導演和製片人，這還關於從事其他專業環節。這才是應該討論的問題。
Q：今年主競賽中有三位女性導演，和2017年持平。你怎麼看存在的這種差異？
A：對我來說，討論戛納上女性導演的影片數量是最愚蠢的一類討論。這讓我很生氣。今年主競賽中有三位女性導演，其中兩位是我們旗下的，娜丁·拉巴基和伊娃·於頌。我不想去認為她們被選入主競賽單元是因為她們是女性。我認為這種觀點對她們來說是一種莫大的羞辱。我不想認為會有任何一場電影節因為這樣的原因來選擇一部影片。這簡直是一種侮辱。曾經有個法國記者跟我說有些年的戛納片單中一位女性都沒有。我就說，所以你真的認為蒂耶里·福茂和他的選片委員會看了20部電影，發現其中有四部是女人拍的，然後說「我們不要這些片子」？當然不會。所以這就是對女性的侮辱，不是這樣的。
當然，選片委員會應該呈現出一種平衡的結果。但我認為現在那些買家們花了太多口舌去說「伊娃·於頌機會很大因為她是個女的」。凱特·布蘭切特是評委會主席而且是個女人。這太蠢了。
本屆戛納部分評委合影
我們公司里有位員工曾經在戛納工作。她說：「問題是，如果你看看我們收到的電影的比例——每年可能有1000部電影提交到戛納——女性導演執導的電影非常非常少。所以當他們挑選入圍名單時，他們手上女性導演的電影就非常少。這才是你應該討論和解決的問題。女性導演拍出的電影太少了。在亞洲、印度，人們還是十分厭女。而且抱歉，我認為美國最為嚴重。當我走到一個來自美國的委員會面前，我會發現它全是由男性控制的。在歐洲情況也差不多，義大利女性高管的數量就非常少。」
這是一個文化上的問題。電影是不會改變這件事的。這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我希望#MeToo運動可以在社會層面上改變一些事。電影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我也希望它能保持是很小的一部分。
Q：你認為哈維·韋恩斯坦的垮台會對這個行業帶來怎樣的改變？
A：我們會想念哈維的，不是他這個人，而是作為一個會買這種電影的買家，作為一個會在電影上承擔風險的人。過去幾年裡他已經風光不再，而且他本人也不是一位很令人愉悅的生意夥伴。我只能從專業角度上來談哈維：十年前他是一個能將戛納電影帶出戛納，帶到更遠的地方的人。我們懷念這樣的人。我們希望能有人代替他願意承擔這種風險。
談到後韋恩斯坦時代的戛納——這在醜聞出現前就已經發生了。但幾年前的確是這樣的，你能看到韋恩斯坦、焦點和索尼搶一部電影，這對我們來說還挺有意思的。現在就已經不是這樣了。
《搜尋》
Q：看起來索尼經典今年還會買些片子。
A：索尼很穩定是因為他們還是喜歡這類片子的人，但我們總是希望能有更多參與者。我不想只等著邁克爾·巴克（索尼經典的聯合主席）的反應。我想要很多種可能性。當然這只是針對美國國內的情況。從國際角度來看，有些市場正在取代美國市場。中國市場就很棒。
Q：你對今年日程上的改變有什麼看法呢？媒體放映和紅毯首映場同時舉行，而不再提前了。
A：所有人都在說媒體放映被推遲了，沒有人說放給買家的場次也被推遲了。通常媒體場在早上，市場放映在下午3點，首映場是晚上7點。大多數買家都會去下午3點的放映。現在這場放映已經不存在了。沒有媒體在乎這件事因為這只是買家的問題，但這和媒體面臨的問題一模一樣。但我也認為這是件好事，因為我們需要保持首映的精神。
Q：米歇爾·哈扎納維希烏斯之前跟我說過，當年《搜尋》進了主競賽，早上的媒體放映後惡評如潮，晚上首映的時候他感覺自己就像個罪人。
A：他是有過這種經歷。這給了媒體不小的權力，但這電影又不是拍給他們看的。人們去看《搜尋》時是帶著偏見的，因為開場五分鐘他們就開始噓了。這就像「我們手裡有權力，我們決定要毀掉這部電影」。你把電影放給了一群並非你主要目標觀眾的人。我已經經歷過很多次了，晚上7點去走紅毯時就已經知道媒體討厭這部電影了。但我也有過另一種經歷，《阿黛爾的生活》。我們已經知道這部電影大獲全勝，突然間你就感覺沒什麼樂趣了。《阿黛爾的生活》放完後，是的，觀眾都在鼓掌，但這已經不新鮮了。媒體放映和公共放映同時舉行能把這件事重新放進一個良好的環境中。我們能夠平等地對待媒體和其他人。
-FIN-
本文系網易新聞·網易號「各有態度」特色內容
TAG:深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