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文||謝文郁：文明對話模式之爭：普世價值與核心價值

原標題：讀文||謝文郁：文明對話模式之爭：普世價值與核心價值

摘要：普世價值文明轉型模式和核心價值文明自覺模式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明對話模式。前者實際上是把西方文明的某些核心價值奉為普世價值，並要求弱勢文明以此為標準進行改革和轉型，最後融入這些所謂的「普世價值」之中。這種對話模式容易引發文明間的外部對抗，妨礙對話各方深入認識自己的核心價值，並掩蓋自身的視覺盲點。後者則強調各文明在對話交流中反省自身原始責任意識，認識自己的核心價值，在對照中揭示自身視覺盲點，並在此基礎上進行自我更新。核心價值文明自覺模式應該成為未來文明對話的主導模式。

不同文明之間一旦發生接觸，就開始交往。而且交往的模式很多：有外部衝突式的不打不相識；有相互滲透式的相輔相成；有教化式的大魚吃小魚；甚至還有滅絕式的你死我活等等。在寬泛的意義上，這些交往活動也可以稱為文明對話。筆者並不打算對這些交往對話方式進行逐一分析討論。我們注意到，近代西方文明產生後，以其強盛的科學技術力量把世界各文明的地理距離大大拉近，從而使世界各文明之間的交往和對話具有直接的迫切性。

冷戰結束之後，在世界各文明交往和對話中開始流行一種所謂的「普世價值文明轉型」對話模式。這是一種教化式的對話模式。在西方文明優勢這個大語境中，人們有意無意地接受了一種預設，即：世界文明發展應該有一個共同的方向，而調整文明發展方向的指示性標誌便是普世價值。因此，各文明應該以這個普世價值為坐標進行自我改造，實現自我轉型。不然的話，西方文明就應該藉助外在壓力迫使弱勢文明轉型。這種文明對話模式目前是主導性模式。然而，我們要提出的問題是：這種模式是否有益於不同文明之間的交往？

本文希望通過追蹤這一對話模式的形成歷史，揭示其在當代文明對話中陷入的困境，進而提出並論證一種新的文明對話模式：核心價值文明自覺模式。本文認為，一種文明的產生和成長，其根本動力乃是該文明的原始責任意識。不同的責任意識會培養出相應的核心價值。破壞文明的核心價值必然傷及她的原始責任意識，導致這一文明的消失。因此，引導各文明在對話中深入認識自己的核心價值，不斷消除自身視覺盲點而進入自我更新之途，才是文明對話應當承擔的任務。

一、普世價值說法之起源

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這一事件宣告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之間冷戰的結束。冷戰結束之後，在世界政治版圖上，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同時，西方文明似乎也因此牢固地主導著世界文明的方向。關於這個事件，人們可以從不同角度進行分析和解釋。有意思的是，在過去的二十餘年中，解釋者都來自作為勝利者的西方世界。蘇聯解體後留下的俄國面臨生存危機，因而全力關注自身生存問題。對於俄國人來說，他們不希望擔當蘇聯解體的責任。因此，他們對於如何解釋冷戰的形成和結束顯得漠不關心。這種做法無異於放棄發言權。在另一方，作為這場冷戰的勝利者，西方學者對於自己的勝利激動不已，喋喋不休。在他們看來，這場勝利來自普世價值的勝利，並很快形成了一個共識：在全世界推廣普世價值。

我們試著追蹤一下「普世價值」這一提法的歷史演變。「普世價值」是二次大戰後慢慢流行起來的說法。冷戰結束之後，這一說法開始主導以西方政治為中心的國際關係，一直延續至今。推行普世價值觀的過程，對於弱勢文明的自我反省和其視角盲點的暴露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它倡導文明轉型，要求弱勢文明國家進行政治改革。這種要求往往引發弱勢文明國家的內亂，危害世界和平，這對於國際政治關係來說是消極的。因此，對普世價值觀的起源、演變及其困境進行分析和討論，從而呈現它在冷戰問題以及當前國際關係處理上的解釋誤區，就顯得十分重要了。

「普世價值」這一提法的前身來自《世界人權宣言》。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在巴黎發表了這個宣言，認為二次世界大戰給人們留下的最深刻教訓是對人權的不尊重，因而聯合國必須公開地對基本人權進行全面認可並進行保護。這個宣言共有30條，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都涉及了人的生存權利。就文字而言，《世界人權宣言》沒有直接提到「普世價值」一詞。但是，在解釋上，人們認為這些人權具有普世價值。為了方便進一步分析和討論，筆者在這裡自行翻譯並列出《世界人權宣言》的一些與當前國際關係有密切相關的所謂普世價值條款：

第1條：所有的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彼此平等。他們擁有理性和良心，相待以兄弟之情。

第2條：所有的人都擁有生活、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權利。

第13條：所有的人都有在國內出行和遷居的自由。所有的人都有離開和返回自己國家的自由。

第17條：所有的人都有獨佔財產和共享財產的權利。任何人的財產都不能被強行剝奪。

第18條：所有的人都擁有思想自由、良心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權利。這個權利包括改變宗教或信念的自由，以及獨自地或集體地、公開地或私下地，僅僅通過自願而非強迫的教導、實踐、敬拜、約束等方式，表達其宗教或信念的自由。

第19條：所有的人都擁有意見表達自由。這個權利包括不受干涉地堅持自己的意見和追尋、接受以及通過媒體分享信息和觀念的自由，且不受國界限制。

第20條：所有的人都擁有和平集會和結社的自由。任何人都不能被迫隸屬一個社團。

我們看到，這些條文使用了「所有的人」這樣的字樣。這就是說，這些條文是適用於所有的人的，因而是普世的。在這種導向中，人們在閱讀這個宣言時不小心就會把它讀成「普世人權宣言」（有些中文翻譯就是這樣做的）。1966年，聯合國還採納了另外兩個有關人權的文件：《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和《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並於1976年把這三個文件合併為《國際人權法》，作為聯合國在人權問題上的官方文件和處理人權問題的依據，要求各成員國認可並保護這些權利。

然而，蘇聯解體之後，西方世界在意識形態上展現了某種強勢，在《國際人權法》解釋上佔據高位。比如，在當代國際關係中，西方政治家強調民主選舉、宗教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認為它們是人權的核心內容，具有普世價值，各國應該建立相應社會制度加以保障。對於那些未能按照西方政治家的解釋進行政治治理的國家，西方國家便利用強大的經濟、輿論和軍事力量，強迫其實行政治改革，保障上述人權。受這種強勢意識形態的影響，世界各文明之間的對話和交流就變得極為簡單：宣傳並推動世界各文明採納普世價值，促使文明轉型而趨向一個擁有普世價值的大同世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薩繆爾·莫恩教授在他的新著《最後的烏托邦：在歷史中的人權》一書的序言中談到：「這個詞（人權———引者）意味著一個改善世界的方案，催化一個新世界的到來，讓每一個體的尊嚴都得到國際性的保護。」我們稱這種做法為「普世價值文明轉型」世界文明對話模式。

二、權利和責任

人權是人類生存的出發點。沒有權利的人不可能進行任何判斷選擇，從而無法生存。但是，對於人類生存來說，個體並不是孤立的瞬間存在，而是在群體中走向未來的持續存在。因此，人的存在還涉及責任，包括每個人在進行生存選擇時對自己未來的責任和對他人存在的責任。人是在一定的責任意識中進行判斷選擇的。權利意識不過是一種責任意識的表達形式而已。我們可以這樣分析：有些「權利」和人的實際生存可以毫不相關，即使「擁有」也不會去使用它們。比如，對於一個不願遷居的人來說，遷居自由和他的生存毫無關係。如果把這些不在人的意識中的權利奉為普世權利，那麼，我們就要進行大力宣傳，使那些缺乏權利意識的人對此有所意識。宣傳是一種責任意識培養。對於那些接受權利意識教育的人來說，他們接受教育在先，享用權利在後。在這種情況下，權利是某種責任意識的形式化表達。於是，我們看到，對於人的生存來說，一方面，人必須擁有某種權利進行判斷選擇，因而權利在先；另一方面，人是在某種責任意識中擁有權利的，因而是在一定的責任意識中行使權利（責任在先）。權利和責任的這種生存關係值得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西方意識形態中對某些人權的偏好其實也是由某種責任意識來引導的。我們來分析《世界人權宣言》的第1條：「所有的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彼此平等。他們擁有理性和良心，相待以兄弟之情。」這裡，開頭在談論平等權利，接著卻談論理性、良心和兄弟之情。顯然，理性、良心和兄弟之情不是一種權利，而是一種責任意識。我們在哪個意義上能夠說一個人是有理性和良心的呢？對於一個以殺人為樂趣的人來說，他可以有條不紊地設計並執行殺人計劃。這個人是否有理性？一個人的兄弟之情是天生的嗎？抑或需要後天培養？在哪個層次上他才算具有了兄弟之情？不難看出，我們只能在責任範疇中使用理性、良心和兄弟之情這些語詞。擁有不同的責任意識，關於理性、良心和兄弟之情的理解也就不同。

就歷史發展而言，文明的差異性來自於不同的責任意識。一種文明的原始責任意識之培養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涉及生存環境、語言文化、自身努力等等。在許多情況下，一個微不足道的偶然因素就可以培養出一種責任意識。比如，對於一對雙胞胎，母親隨意指定其中之一為長，另一為幼，將導致他們形成不同的責任意識以及不同的成長之路。一個文明的原始責任意識的出現也是這樣的。而且，一種責任意識形成之後，人們就開始自覺或不自覺地受之引導，從此出發關心周圍事物、判斷並處理人際關係、設計未來生活等等。因此，對於個人來說，不同的責任意識引導不同的生存方式；而對於一種文明來說，不同的原始責任意識會造就不同的文明性格。任何一種文明都具有某種獨特的原始責任意識，並在它的驅動和引導下生存發展。文明的這種原始責任意識需要我們特別重視。進一步分析，責任意識是流動性的，它必須形式化而成為某種固定的價值，才能作為人的判斷選擇之根據。因此，就其表現形式而言，一種文明是通過一系列權利、美德、規範、榜樣、願望等確定的價值來表達自己的。其中，那些表達原始責任意識的價值，我們稱之為文明的核心價值。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主要表現為不同價值間的衝突。這種衝突一開始是一些次要價值之間的衝突，如見面時應該如何打招呼？看見他人的奇怪動作應該如何回應？這些次要價值間的衝突在進一步交往中因為彼此適應而一一化解。但是，當衝突觸及核心利益時，衝突的雙方便呈現為勢不兩立。

就現象而言，人在一種文明中生活，其判斷選擇都受到他已經接受的核心價值所左右。不過，核心價值是在一定原始責任意識中培養出來的。原始責任意識是基礎性的。因此，人們必須反省並進入自身文明的原始責任意識。在他們的價值判斷中，符合這種原始責任意識的就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值得注意的是，人們不可能追問作為文明基礎的原始責任意識之合法性問題，因為它就是一切合法性的基礎。由此，我們可以有兩個推論。首先，在沒有外來文明的影響下，一種文明的發展始終受其原始責任意識驅動而自我發展、自生自滅。而且，人們不可能對自身的原始責任意識進行反思和分析———很顯然，他們沒有反思的基礎。人們是在一定的原始責任意識和價值觀中觀察世界的。任何文明都有自己的觀察角度。由此可見，考慮到一種文明的有限性，我們可以說，一種封閉的文明無法認識並消除自己的視角盲點（略後我們還要對「視角盲點」一詞的用法進行分析）。其次，我們也注意到，限制或破壞一種文明的原始責任意識等於閹割或摧毀這種文明的存在。原始責任意識是一種文明藉以生存的基礎；喪失自己的原始責任意識，等於喪失自己的存在基礎。

我們認為，在文明對話這一話題上，充分認識和強調文明的原始責任意識和核心價值的基礎性地位，是我們尋找文明交流 對話模式的關鍵所在。

三、尋找文明交流 對話模式

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無論是自願還是被迫，世界諸文明被結合為一個經濟共同體，彼此受益。同時，諸文明在這個共同體中發生直接聯繫。在當今世界，文明的孤立發展已屬罕見。隨著諸文明之間的交往加深，不可避免地會觸及各自的核心價值，發生衝突。因此，如何使世界各文明之間的交往交流成為祝福，而非演變為外在衝突，危害各文明的生存，對於當今國際關係來說，乃是當務之急，需要我們認真對待。

西方思想界比較早地認識到這個問題，並希望建立各種文明對話模式作為解決方案。然而，西方思想家在思路上無法擺脫普世價值文明轉型的談論方式。儘管有些學者小心翼翼地企圖擺脫西方中心論，強調諸文明之間的平等，但是，他們所提供的各種對話模式仍然無法指出世界文明對話的出路。我們這裡試圖追蹤約翰·希克（John　Hick，1922-2012）多元主義視角下的宗教對話，第二軸心時代的跨文化對話，以及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展示普世價值 文明轉型這一模式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困境。

希克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了宗教多元主義命題。在此命題中，各宗教（可引申為諸文明或文化）就其終極訴求而言都自認為把握住了終極實在。但是，究竟誰才真正地把握了終極實在，各方只不過是自說自話。結果是，強勢文化自認為自己把握了終極實在，因而往往會對弱勢文化進行外在壓制。然而，沒有完全的證據來證明，強勢文化把握了終極實在。希克認為，沒有任何宗教能夠完全把握這個終極實在，各宗教充其量不過是把握住了它的某個方面。如果對這一點有深刻認識，那麼，不同宗教就可以放下自己的自以為是，相互尊重，相互學習，進行對話交流。在希克看來，只要諸宗教放下身段，承認其他宗教和自己一樣也擁有關於終極實在的認識，那麼，諸宗教之間的交流和對話就不成問題。我們看到，希克是努力在多元主義名義下為諸宗教對話尋找途徑。但這一努力並不成功。從文明對話的角度看，每一文明都有自己的核心訴求，並且在情感和責任意識中堅持自己的核心訴求。且不說多元主義的說法在邏輯上無法自圓其說，在實踐上，它加給弱勢文明的壓力要遠遠大於對強勢文明的壓力。遵循希克的對話模式等於要求弱勢文明不再堅持自己的核心訴求。

1993年，哈佛大學教授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1927 2008）在美國的《外交》季刊夏季號上發表了《文明的衝突》一文，並在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一書。亨廷頓注意到了普世價值 文明轉型模式在國際關係上的危險導向。他在闡述該書第四部分的主題時寫到：「西方國家的普世主義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衝突，最嚴重的是同伊斯蘭和中國的衝突。」而第五部分的主題，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西方的生存依賴於……把自己的文明看作獨特的而不是普遍的，並且團結起來更新和保護自己的文化，使它免受來自非西方社會的挑戰。避免全球的文明戰爭要靠世界領導人願意維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徵，並為此進行合作。」亨廷頓是在西方文明處於強勢而其他文明的自覺意識已經興起的語境中發表這種議論的。我們可以稱之為普世價值思路中的焦慮意識。儘管他批評西方的普世主義在國際關係中的負面作用，但是，在他看來，只是由於西方文明對非西方文明的過於強烈的衝擊，才導致了非西方文明的強烈反彈。因此，西方人在全球範圍內推廣普世價值必須有所收斂。他在第十二章中有這樣的話：「西方的普世主義對於世界來說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核心國家之間的重大文明間戰爭；它對於西方來說也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西方的失敗。」在亨廷頓心中，西方文化必須有所收斂並強調自己的獨特性，只有這樣才能生存下去並保持強勢。這是亨廷頓式的韜晦之計。

前面談到，任何文明都是在某種原始責任意識中發展起來的。在原始責任意識中，維持自身的生存是首要原則。當諸文明進行直接接觸和交流時，每一種文明都只能從自身的角度對對方進行理性評判，並在價值判斷中讚美與吸收對方的優點，忽略或排斥對方的醜陋。理性評判和價值判斷都是帶著普遍主義和自我中心傾向的。沒有人會讚美並吸收對方的醜陋，忽略或排斥對方的優點。因此，無視文明的普遍主義和自我中心傾向，就無法討論文明間的衝突和對話。這種無視，如果不是別有用心（如亨廷頓的韜晦之計），那就等於放棄自己的原始責任意識，放棄自身文明的生存。

我們指出，任何一個微不足道的因素都可以引導一種責任意識。在前面的雙胞胎例子上，或長或幼只憑母親一句話，而此後這對雙胞胎的責任意識培養卻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一種文明的原始責任意識也可以是這樣產生的，即：它可能產生於某種偶然因素。任何文明都建立在一定的原始責任意識之上。不同的責任意識給出不同的價值觀，形成一定的視角，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各種評判。受著自己的原始責任意識的制約，任何文明都有自己的視角盲點。比如，如果一件事在某種責任意識中被判斷為毫無意義，那麼，無論這件事在其他責任意識中被認為多麼重要，在這個視角下，這件事就是可以忽略不計的。我們稱之為視角盲點。

而且，任何文明都不可能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呈現自己的視角盲點，就好像自己的眼睛不可能看到自己的眼睛一樣。消除視角盲點需要其他文明作為對照物。可以這樣看，對於一個文明認為毫無意義的事，卻在其他文明中被認為極為重要，那麼，這一文明的價值觀就難免受到衝擊，即視角盲點被暴露。面對這一衝擊，如果兩種文明之間處於敵對狀態，彼此沒有信任，那麼，這一衝擊就導向外部衝突和戰爭；如果兩種文明之間處於互信狀態，那麼，視角盲點的暴露就會被當作善意的禮物接受下來。在信任中，兩種文明將相互呈現對方的視角盲點，共同擴展視野。這裡，信任是關鍵點。

四、文明對話的基本原則

我們對文明的特性進行了分析，發現其中有兩個關鍵因素，即：原始責任意識和視角盲點。進一步，我們分析了文明間的交流和對話，發現一種健康的世界諸文明關係必須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礎上。任何文明都帶著普世主義傾向。在彼此信任的基礎上，文明對話可以幫助指出對方盲點，推動對方發展自己的原始責任意識，共同擴展視野，實現自我更新。對於弱勢文明來說，它需要對自己的原始責任意識有深刻的反省和清楚的認識，需要在與其他強勢文明的對照下認識並消除自己的視角盲點；對於強勢文明來說，它同樣需要其他文明來映照自己的視角盲點，深化自己的原始責任意識。任何文明，只有在互信的氣氛中和其他文明進行直接接觸和交流，才能繼續生存下去。我們稱這樣的文明對話為「核心價值文明自覺」模式。在這種模式中，我們要從諸文明的自覺意識出發來面對文明衝突問題，即：建立文明對話平台，突出各文明的平等尊嚴，彼此幫助消除對方的視角盲點，推動並深化各文明對自身核心價值的認識，導向一種和而不同的諸文明共存的和諧世界。

我們從歷史、理論和當代實踐的角度對「普世價值 文明轉型」和「核心價值 文明自覺」這兩種模式進行了分析和論證。就思維性格而言，「核心價值文明自覺」模式具有相當濃重的中國傳統思維特性，即和而不同的情感取向。《禮記·中庸》有言：「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第三十章）每一文明都是一「物」，在自己的原始責任意識中生存發展，但可以「並育而不相害」。每一文明在自己的原始責任意識中都走自己的道路，但可以「並行而不相悖」。只有這樣，這個世界才能和諧共存。從中國立場出發，我們認為，文明對話的「核心價值文明自覺」模式具有優越性。也許，對於那些堅持「普世價值 文明轉型」模式的人來說，「核心價值文明自覺」模式過於保守。然而，只有這種模式才能切實地在實踐上推進世界文明對話。為此，我們提出如下文明對話原則，或稱核心價值 文明自覺文明對話模式五條原則。

首先，必須尊重諸文明的平等話語權。在當代世界文明的交往和對話中，不得不面對其他文明的存在。從一種文明的角度看，其他文明的問題關注、思維方式、待人接物、行為規範等等都是陌生的。一般來說，這種陌生性會引發某種惡感，即排斥對方的傾向。但是，這種惡感並不一定是消極的、破壞性的。不難指出，交往各方都希望向對方推薦或推行各自認定的良善因素，同時也情不自禁地會批評乃至教導對方以改變對方的醜惡因素。也就是說，交往中的惡感可以作為交往對話的動力。然而，這裡的推薦 推行和批評 教化，即使充滿善意，也必須在尊重對方意願的前提下進行。否則，不同文明間的交往對話不可避免地將引起情緒上的對抗，並導致衝突。

其次，推動諸文明在對話中深入認識自己的核心價值。任何文明都有其歷史和傳統，因而擁有自身的核心價值。堅持自身價值，並使之發揚光大，乃是各文明的本分。文明發展有歷史長短和發展方向的差異。抹殺這種差異，等於摧毀弱勢文明。我們也注意到，受到自身的視角限制，任何文明，都有其視角盲點，文明對話恰好提供了一個暴露其視角盲點的平台。盲點暴露對一個文明的存在和發展來說當然會形成巨大的衝擊，甚至導致體系的解體。但是，它不會破壞文明的核心價值。相反，解體的同時也在推動重構，形成新體系。這是一個自身核心價值發揚光大的過程。文明對話的目的正是要推進各文明對自身核心價值的自我意識，使之發揚光大。

第三，在平等對話和文明自覺這兩條原則的基礎上，各文明在政治上應該互不干涉對方內政，並鼓勵各國實行符合本國民眾心理結構的政治制度。一定意義上說，政治是一種強制性的社會管理，涉及社會內部各種力量。我們指出，文明發展史是由一定的責任意識所驅動的，這種責任意識只有當事人（即文明內部諸個體）才能擁有恰當的把握。當然，當事人關於這種責任意識核心價值的認識和把握是多樣的，甚至彼此相互衝突。究竟誰的認識和把握才是正確的？究竟怎樣的表達才是準確的？對於這樣的問題，只有當事人才最為清楚。因此，站在文明的外部，儘管可以在平等對話中給當事人提供一種觀察角度，但決策者必須是當事人，而不能來自外部。強勢文明在「普世價值文明轉型」模式中追求從外部對弱勢文明的政治介入，這種做法在既往經驗中被證明無助於文明對話，反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破壞弱勢文明的生存。因此，當代世界文明對話不應採行簡單地從外部強力推行某種政治制度這樣的做法。相反，各文明在政治上要奉行不干涉內政原則，鼓勵各國從本文明的責任意識出發，建立適合的政治制度。這一政治要求應該成為文明對話的基本原則。

第四，走向全球融合的經濟關係。文明之間可以通過不同紐帶建立關係，如地緣毗鄰、貿易需要、藝術愛好、思想魅力等等。在這些紐帶中，在貿易需要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經濟關係特別需要注意。長期以來，地理距離阻礙著文明間的交往。然而，過去幾十年來，由於交通工具的發展，地球各個角落的地理距離大大縮短，各文明之間的經濟關係日益密切。貿易需要已經進入日常生活，達到了相互依賴的程度。實際上，如果沒有這種密切的經濟紐帶關係，各文明對話充其量也只是局部的和表面的。當人的衣食住行依賴於其他文明時，切割和其他文明的關係等於直接損害自己的生存。這種相互依賴的經濟關係無疑是文明對話的推手。因此，經濟上的全球融合趨勢要求文明之間在深層次上進行相互了解。同時，文明對話加深了彼此了解，反過來進一步促進經濟上的融合，使各方都能得到實實在在的益處。因此，我們認為，全球經濟一體化與文明對話是相輔相成的。

第五，推動搭建宗教對話平台。人在生存上不可能沒有終極訴求，宗教是這種終極訴求的一種表達。終極訴求指向完善存在。也就是說，這種訴求就其目標而言不是現實的，此即宗教的超越性。但是，不同的訴求引導不同的生存方向。因此，宗教在表達人的終極訴求的同時，對人的現實生活發揮直接作用，這便是宗教的現實性。各文明在終極訴求上有不同的宗教表達形式。考慮到宗教的超越性和現實性，我們必須十分謹慎地處理不同文明在宗教問題上的交往關係，在充分尊重各宗教人士的情感的前提下，搭建宗教對話平台。

以上五條原則僅僅具有指導性作用。在實踐上採用「核心價值文明自覺」模式，推進文明對話，我們還需要就事論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和處理。我們相信，超越那種無法滿足世界文明對話的內在要求的「普世價值文明轉型」模式，轉而由「核心價值 文明自覺」模式來主導未來的文明對話，將是對世界文明生存和發展的祝福！

本文轉自：無英萬夜

斯凱瑞金色童書·第二輯（全2冊）

作者：（美）斯凱瑞 著，靜博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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