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國民黨政權——1937-1945年民國政治史研究述評

原標題：抗戰時期的國民黨政權——1937-1945年民國政治史研究述評

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5,(52)02,92-110+160

抗日戰爭對國民黨政權的影響是深刻而巨大的。它使國民黨政權喪失了長江中下游的核心區域,國民黨政權的統治基礎受到嚴重削弱的同時,卻利用民族主義的號召力實現了戰前所無法企及的高度集權化的戰時體制。1938年3月在漢口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確立 「總裁制」的決議案,蔣介石當選為總裁,成為繼孫中山之後國民黨的領袖。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決議組建國防最高委員會,由新任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出任委員長。這樣,蔣介石成為名副其實的黨政軍領袖。

為了適應戰時體制的需要,國民黨政權在加強黨政軍橫向一體化的同時,也開始構建從中央到地方的縱向權力體系。1939年9月,國民黨開始推行新縣制,旨在強化對基層政權的統制。新縣制下的縣政府成為有行政、財政、教育、軍事、司法、警察等現代職能部門的完整的一級行政組織。與戰前相比,抗戰時期國民黨的組織規模空前膨脹。40年代中後期,國民黨的組織觸角已經深入到縣以下基層社會,其擴張和滲透能力達到了它建黨和執政以來的鼎盛。

與國民黨政權走向集權背道而馳的是,抗戰時期民主化的趨勢也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抗戰爆發後,為了動員民眾參與戰爭,國民黨雖然沒有正式聲明開放黨禁,但在事實上承認了各黨派的合法存在。1938年7月國民參政會的成立是戰時民主發展進程中的標誌性事件。抗戰時期獨特的政治環境為國共之外的中間黨派的成長提供了生存空間,隨著戰爭進程的深入,以中間黨派為主的政治勢力發展成為影響中國社會走向的第三種力量。

戰爭改變了國內政治生態。意識形態對立的國共兩黨由敵對狀態轉為合作抗日。抗戰初期,蔣介石提議取消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共同組建一個新的政黨———國民革命同盟會,終因雙方立場差異巨大,談判未能成功。由於國民黨人堅持以正統自居,強硬限制中共的發展,導致國共之間的摩擦演變為局部的衝突。皖南事變成為戰時國共關係的分水嶺。事變之後國共之間的軍事衝突雖然沒有繼續擴大,但雙方在政治上已成分道揚鑣之勢。1944年豫湘桂戰役的慘敗引發了國民黨統治危機,中共正式提出聯合政府的口號,第一次公開向國民黨政權在全國的統治地位提出挑戰。戰時國共實力對比的變化直接影響到戰後中國政局的走向。

抗戰時期國民黨政權發生的上述變化,在1949年到1979年長達30年的時間裡,受國共對立意識形態的束縛與影響,一直是學界研究的「禁區」。直至1980年代,為了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的現實需要,大陸學界對國民黨政權的評價由全盤否定開始轉向局部肯定。進入21世紀以來, 隨著海內外原始檔案資料的開放,學者們進一步擺脫傳統中共黨史研究框架的束縛,開始轉向客觀研究國民黨政權在抗戰時期的調適與演變。本文試圖通過介紹關於戰時國民黨政權研究的主要成果,來勾勒60年來大陸學界關於抗戰時期國民黨史研究的變化趨勢,並由此進一步展望未來的發展方向。1

一、戰時體制: 從全盤否定到強調「雙重性格」

新中國成立後首批關於抗日戰爭史的研究基本是在中共黨史與中國革命史的敘事框架中展開的。胡華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胡喬木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榮孟源的《中國近百年革命史略》等著作中,都列有專門章節來敘述抗戰史。李新等著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設有專門一捲來研究抗戰時期的歷史。受中共黨史研究框架的限制,這一時期學界關於抗戰史的研究,是圍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為中心展開的,對國民黨政權的研究主要是對其消極破壞抗戰進行揭露與批判。當時許多著作中通行的基本觀點認為,國民黨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它的抗戰完全出於被迫,因而在抗戰初期,國民黨推行了一條單純依靠政府和正規軍的片面抗戰路線,致使大片國土淪喪; 相持階段到來後,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 抗戰勝利前夕,蔣介石集團準備搶奪勝利果實,把中國禁錮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會中。國民黨在抗戰時期強化封建法西斯獨裁統治的政策,四大家族壟斷中國經濟、大發國難財。

受國共之間長期敵對意識形態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後20年間,大陸學界關於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歷史的研究存在嚴重的缺陷,真正研究性成果不多。2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學者在掌握大量資料的基礎上,對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人階級狀況、土地租佃關係以及國民黨政府的田賦實征和糧食徵購等問題進行了認真紮實的研究。3這一階段另一重要成果,是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處(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前身) 於1959年選編完成的一套檔案文件彙編———《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彙編》,全書共計244冊,2 190萬字。其中第二、三、四輯共計214冊,內容涉及1927年至1949年國民黨統治時期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 文化教育等,是研究國民黨政權的第一手檔案資料。

1979年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針指引下,學術研究逐漸步入正軌。著名歷史學家黎澍先生論及1979年的歷史研究時指出: 「1979年是在思想解放的高潮中度過的。歷史學界在思想解放運動中一個最重要的進步,就是擺脫了現代迷信、教條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精神枷鎖,逐步回到馬克思主義的軌道。開始拋棄過去那種簡單化、絕對化的形而上學方法,使實事求是的學風逐漸得到發揚。」11979年以後,抗日戰爭史研究也逐漸突破以中國共產黨和敵後戰場為主的研究框架,在堅持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的同時,開始肯定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歷史作用,對國民黨政權的評價也由全盤否定轉向部分肯定,注意到抗戰時期國民黨政權的「雙重性格」。

1987年7月6日,著名歷史學家劉大年先生在紀念七七事變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上發言強調指出: 「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從宣布抗日的時候起,取得了全國承認、擁護。它這時有兩面作用或雙重性格。一面作用,一重性格,在國內來說是愛國的和帶著革命性的,在國際上說是站在反法西斯陣線一邊的; 又一面的作用、又一重性格,是堅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的,是反民主、反人民和帶著反革命性的。」劉大年先生指出抗戰時期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權性質有一個演變過程。在抗戰初期武漢失守以前,蔣介石國民黨對抗戰態度比較積極,其政權愛國和革命性的一面表現得比較明顯,「蔣介石國民黨這時在政治地位和實力地位上都是向上的,得到發展的」。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日本對重慶加緊誘降,共產黨在敵後戰場很快發展,國民黨的態度迅速逆轉。 「前一面的作用,前一重性格衰減下去,後一面的作用,後一重性格加強起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抗戰後期,「蔣介石國民黨的變化———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充分暴露出它的雙重性格中,後一面遠遠超過前一面。政治地位從高峰下落,一部分人還迷信蔣介石,整個國民黨政權在大多數人心目中聲名狼藉,信譽掃地。」2

劉大年先生對國民黨政權「雙重性格」的歷史分析較之此前簡單全盤否定的說法,更符合歷史的真實,體現了一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為此後抗日時期國民黨史的研究奠定了學理基礎。1985年抗戰勝利四十周年前後,學界對抗戰時期國民黨政權的性質已不再是一味揭露批評,而是開始強調其發展演變的歷史過程。陳瑞雲指出抗日戰爭中國民黨政治制度發展的兩種趨向,國民黨黨政軍大權高度集中構成了戰時國民黨政治制度演變的基本趨向; 另一種非基本趨向是,在強大的民主呼聲、民主運動推動下,國民黨又採取向民主憲政過渡的某些步驟,緩慢推進民主進程。作者認為,抗日戰爭時期,大權集中於蔣介石,並非僅由於他個人的慾望,更重要的,是由社會的歷史和現實造成此種需要和條件。3陳廷湘認為,抗戰時期國民黨將已建立十年的國民政府改建為權力空前集中的戰時政權,這是作為世界大國參戰國所需要的非常政治體制。但是這個曾一度獲得全國認可的戰時政權並未利用其特有的機動性和戰爭帶來的特殊條件把國家引向團結和繁榮。它經歷了由有一定生氣和權威性的抗戰建國領導中心向日益專制和腐朽的一黨專政工具轉化的過程。這在很大程度上註定了它在戰後走向徹底崩潰的命運。4

政治史領域對於抗戰時期國民黨政權的重新評價,引發了經濟史學界對抗戰時期「官僚資本」概念的質疑。丁日初、沈祖煒《論抗日戰爭時期的國家資本》一文援引當時政治史研究領域的成果來說明「官僚資本」概念的不當。文章指出,七七事變之後,國家的總任務是抗日救國,政治結構是以國共合作抗日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經濟結構不可能保持「官僚壟斷資本」這一最落後、最反動的生產關係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經濟基礎。丁文進一步利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的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分析了抗戰時期國家資本在金融、工礦和貿易三個主要領域的發展,認為在抗日戰爭的特定歷史環境下,國民政府通過擴展國家資本來統制經濟,使它有利於發展在大後方的生產,充實國家的抗戰實力,這是應當肯定的主要方面。作者提出由於「官僚資本」這一概念帶有反面政治標籤的性質,使用這種「不明確」的概念會影響到經濟史研究的科學性,因此在研究抗戰時期國民黨的經濟政策時應當使用「國家資本」來代替「官僚資本」。1

1980年代中後期,隨著現代化史觀的興起,學界進一步擺脫運用政治標準來評價經濟問題的教條主義分析方法,轉向根據經濟標準和經濟法則具體分析抗戰時期國民黨的經濟建設。傳統觀點認為,國民政府的經濟統制政策主要是為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 對國統區的經濟只有破壞,是民族工商業由盛到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它使「大後方一切重要的工礦企業,從原料、燃料出售,分配的全部過程都在管制機關嚴格控制之下」。21980年代中期,雖然仍有不少論者對抗戰時期經濟統制政策持否定的觀點,但討論開始活躍,研究也在深入, 比如力圖搞清列入統制的物資的品種類別和變化,實施統制的不同階段,並且認為某些具體方面的管制還是必要的,有積極效果。3黃立人、周天豹在學界較早提出要重新評價抗戰時期國民黨對西南的開發和建設,認為這一舉措支持了正面戰場的抗戰,使大後方經濟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免於最後的崩潰,並為四川的近代工業奠定了基礎。4程麟蓀全面考察了抗戰時期國民黨經濟統制政策的最高決策和執行機構———資源委員會所制訂的《重工業建設計劃》和對外經濟合作計劃,否定了以往將這些活動斥為「賣國行徑」的看法,並分析了它對提高中國近代工業的技術水平,加快重工業建設步伐、培養企業技術管理人才及支援抗日戰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5

至1990年代,抗戰勝利50周年前後,學界對戰時經濟體制的評價更多強調不能脫離抗日戰爭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認為應該以是否有利於抗戰作為衡量其功過的主要標準。以此作為衡量標準,有學者認為,資源委員會作為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最重要的籌辦、主管、經營國防重工業的經濟部門,增強了抗戰和國防經濟實力,為抗戰提供了大量的戰略物資; 奠定了大後方的工業基礎,推動了大後方的經濟發展,客觀上促進了區域間經濟的平衡發展; 同時還提供了部分民生必需品,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物價。6董長芝認為國民政府在戰時實行了一系列緊急金融措施,包括成立四聯總處,強化中央銀行職能等,這一高度壟斷的國家貨幣金融體制,雖然存在黃金存款營私舞弊等弊端與失誤,但卻使我國的金融貨幣制度從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全部實現了現代化, 對調動全國一切財力和物力,支援抗戰,爭取勝利起到了重大作用。7

中國作為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要抵禦現代化工業強國日本的侵略,如何在全國範圍建立社會動員機制越來越為學界所關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蔣介石與國民黨認識到精神因素在抗戰建國中的重要意義。故於1939年3月發起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學界以往對這一運動的研究多強調其思想鉗制功能,而忽略其他方面。谷小水認為,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既是戰前民族復興運動的因循回歸,又是戰時國民政府在外援不足物質匱乏的情況下轉向獲取精神資源的嘗試, 但因機構不健全,經費短絀,加之與其他社會運動相互缺少協調,導致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推行不力,成效不彰。1抗戰後期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是在特定戰爭條件下,由國民黨、三青團發動的一場涉及國統區全境的學生從軍運動。以往學界對此運動多持否定態度,認為從軍運動是國民黨的一場陰謀,知識青年上當受騙充作了「炮灰」。江沛、張丹通過研究這一運動的緣起、在國統區的擴展以及運動背後的黨團糾紛,比較客觀地考察了當時國民黨政權開展知識青年從軍運動的目的與作用,指出戰時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是抗戰後期影響國統區的一件大事。這場運動振奮了前方士氣,喚起了後方民心,有力地衝擊了數千來賤役的惡習,表達了中國社會同仇敵愾的精神氣質,是一個應該對其主流加以肯定的青年運動。2抗戰時期,蔣經國借推行「贛南新政」之機, 在贛南地區發動廣泛的社會動員。黎志輝通過蔣經國主政贛南時期的相關史料,從幹部動員、民眾動員、動員的戰時成效、動員的社會影響四個方面,對抗戰時期國民黨地方政府動員社會各階層的努力及其與社會變動的歷史關聯做了嘗試性的探討。作者認為,蔣經國統治時期,國民黨政府「集權式鄉村動員體制」在贛南初步形成。政府前所未有地控制鄉村的民眾資源的同時,也承擔起鄉村社區的一切管理事務。中國數千年來政府與民間的政治畛域被全面打破,蔣家父子理想中的「萬能政府」的統治模式在歷史和現狀均極其複雜的贛南得到某種程度的實驗。3

二、戰時國民黨: 從高層派系轉向基層組織

傳統階級分析觀點認為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是反革命營壘內部的狗咬狗之爭,其後果是禍國殃民。學界對抗戰時期國民黨派系鬥爭的研究自1980年代才開始起步。郭緒印的《國民黨派系鬥爭史》一書代表了當時學界的研究水準。作者在書中強調,「把國民黨看成清一色的反動派,無疑是很不適當的」,「當中日民族矛盾尖銳,中國面臨民族危機時期,又存在抗日派與投降派之矛盾。此時的抗日派能夠在抗日救國的前提下與中國共產黨合作,而投降派卻堅持反共,反對以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者指出,分清國民黨內部抗日派與投降派之間的區別,有利於研究國民黨派系鬥爭與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間的關係。4

受抗戰時期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關係的制約,抗戰時期地方實力派與蔣介石集團的矛盾鬥爭,具有特殊性和複雜性,對當時和後來的歷史演進產生了重大和深遠的影響。王續添指出,七七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面侵華危及整個民族的生存,地方實力派與蔣介石集團的關係發生了新的變化,即由對立轉變為合作抗日了。但是,兩者之間的矛盾和鬥爭並未因此而停止。蔣介石試圖通過對日抗戰來削弱地方實力派。抗戰八年,除「守土抗戰」的閻錫山的晉軍未受分割外,其他各地方軍隊均被分散使用,蔣並藉機滲透和兼并地方實力派的地盤,剝奪地方實力派的財權。抗戰爆發時,國民黨軍隊90個軍中,屬各地方實力派掌握的軍隊略多於蔣介石集團控制的軍隊。但到抗戰結束時,國民黨軍隊120多個軍中,地方實力派只佔1 /4左右。作者對抗戰時期地方實力派和蔣介石集團的矛盾鬥爭的分析,依然受到傳統階級分析觀點的影響,強調二者之間矛盾鬥爭的性質是長期以來國民黨營壘內部爭權奪利的繼續,從階級屬性上來說,地方實力派和蔣介石集團都同屬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都是反共反民主的,所以當共產黨和民主力量的發展危及他們的切身利益時,他們便和蔣介石集團採取一致行動,共同反對共產黨和民主勢力。1

抗戰初期,新當選的國民黨總裁蔣介石為了拯救國民黨的組織危機,決定在國民黨之外另組建一個新的統合國民黨內部派系的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蔣介石本來希望通過成立三青團來消解國民黨內部原有的派系糾紛,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三青團不僅沒有為國民黨帶來新生, 輸入新鮮血液,相反卻發展成為國民黨的競爭者。戰時黨團之間的惡性派系傾軋加速了國民黨的分裂與潰敗。國內學界對抗戰時期國民黨派系鬥爭的研究始於1980年代。李路認為,國民黨之所以組建三青團,是想通過團的各級組織的訓練活動,向廣大青年灌輸其反動思想,把廣大青年培植成三民主義和蔣介石的忠實信徒,成為其實行個人獨裁統治的工具。2馬烈指出,蔣介石建立三青團的原始動機,是要將國民黨、共產黨乃至青年黨、國家社會黨等黨派熔於一爐,鑄出一個以蔣介石為唯一領袖,以三民主義為唯一信仰的新組織。3賈維通過從國民黨自身組織發展脈絡來具體分析三青團從成立到消亡的歷史,指出國民黨與三青團之間的矛盾始終貫穿三青團的整個發展過程,黨團矛盾之由來與時任國民黨總裁蔣介石的制度設計密切相關。蔣介石關於三青團的設想是作為國民黨政權的新招牌、機構高度獨立、並以復興社為骨幹的青年組織。蔣所設想的這一組織模式因對黨團關係界定不清晰,在實踐中造成了三青團存在嚴重的「第二黨」傾向,並深受復興社原有的宗派情緒與派系因素的困擾。蔣介石雖然在中央訓練團黨政班上發表 《黨與團之關係》的講話,並先後制定《黨與團之關係及其實施辦法》《確定黨與團之關係辦法》等一系列相關文件,試圖調整黨團關係,然而由於這一調整並沒有取消三青團在組織上的獨立性, 仍然維持了蔣介石一人之下黨團分立平行的格局。在這一格局下,黨團矛盾非但沒有減少,相反卻繼續累積加劇,成為最終導致三青團結束的直接原因。4

近年來受社會史研究取向的影響,學者對戰時國民黨派系問題的研究由中央政治層面的黨團矛盾轉為關注對地方層面政治資源的爭奪。楊煥鵬運用浙江省檔案館、杭州市檔案館等所存的有關檔案與資料,論述了三青團對浙江地方基層政權的滲透與控制。作者指出,浙江三青團積極運用「黨團」的力量,通過舉辦各種培訓班來控制地方保、甲、鄉、鎮長的人選,來排斥傳統豪紳和地方黨政方面原有的勢力,加強了對基層政治的控制。浙江三青團對地方政治的參與破壞了浙江地方原有的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均衡,造成了黨政團紳四者在浙江地方政治的激烈爭奪,給浙江地方政治帶來了極為嚴重的後果。5余傑對1941年3月國民黨自貢市黨部被毀事件的研究,為從地方層面認識戰時的黨團關係提供了一個基層的觀察視角。作者指出,為了適應對日作戰和戰時生產的需要,國民政府發動了大規模的「組訓」運動。自貢鹽場的組訓工作由黨、團、局三方承辦,結果紛爭不斷,最終導致自貢市黨部被毀的惡性事件。這反映了黨團雙方均將自身權勢的拓展放在優先位置,從而導致對地方政治資源的爭奪日趨殘酷,黨團雙方關係不斷惡化。6

賈維於2012年出版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史稿》一書,在其1990年代以來關於三青團相關研究的基礎之上,系統論述了三青團的歷史,內容涉及三青團成立的背景和目的、三青團與復興社的關係、三青團與國共合作及其鬥爭、各地團員的抗戰活動、三青團組織活動和發展狀況、黨團關係及其矛盾、蔣經國勢力的崛起、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和青年軍的建立、三青團與國民黨內的派系鬥爭、團內的反腐敗運動、三青團組建新黨活動、抗戰勝利後三青團在政治上的破產、黨團矛盾激化與黨團合併等重大問題。作者通過還原三青團自身組織演變的複雜歷史過程,揭示了其內在的矛盾性。如在三青團成立問題上,既考慮到當時團結抗戰形勢對它的影響,也看到它對復興社傳統的繼承,反映了抗戰初期蔣介石國民黨的政策既有所改變又保持延續的兩重性。又如在三青團組織發展問題上,既重視黨團關係和黨團矛盾對它的影響,也注意到三青團內部矛盾對其的影響。對於抗戰時期的三青團,既指出它防共、反共的一面,也看到它抗日的一面,避免簡單化的傾向。同時注意分析三青團的變化,如抗戰時期與抗戰以後的不同,前期與後期的區別,其組織在後方與戰地、地方與學校的不同等等。在三青團結束問題上,注意從內外各個方面來分析其原因,以說明在當時形勢下,三青團對國民黨政權如何從「自救」始而最後以「自害」終,它不僅是國民黨政權崩潰的象徵之一,而且加速了其滅亡。1

傳統國民黨史的研究對象以「黨治史」為主,主要研究國民黨所從事的政治運動和政治鬥爭的歷史,近些年來,已有學者嘗試從社會史的角度切入,將社會史與政治史結合起來,從「治黨史」 的角度,著力研究抗戰時期國民黨的黨員構成與基層黨組織的實際運行機制。王奇生指出,抗戰八年中,國民黨的組織規模空前膨脹,1939 -1945年間,國民黨普通黨員數量每年平均以30萬至40萬人的速度增長。抗戰時期,隨著國民政府內遷,國民黨黨員在地域分布上發生了明顯的變動,國民黨組織發展重心由東南沿海轉移到西南內地。在黨員地域布局變動的同時,其社會構成也發生了變化。教師、學生、自由職業者等都市知識階層所佔的比例有所下降,而政府機關公務員所佔的比例急劇躥升,這與戰時國民黨強制公務員一律入黨有關。與戰前相比,戰時國民黨黨員的教育程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戰前國民黨基本上是一個以城市中上階層為黨員主體的政黨,黨員大多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而戰時國民黨黨員的整體教育程度明顯下降。40年代中後期,國民黨的組織觸角已經深入到縣以下的基層社會,其擴張和滲透能力達到了它建黨和執政以來所未有的鼎盛。然而,戰時黨組織在量上的膨脹和擴張,不僅沒有顯示出黨力的強健和壯大, 相反由於濫征濫收,組織更趨渙散和衰頹,甚至已喪失一個現代政黨起碼的機能和活力。2

抗戰期間,國民黨為了加強對地方基層政權的統治,於1939年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縣制。忻平認為新縣制《綱要》共10章60條,比以前任何一種法規更完整、更豐富、更系統,可謂集國民黨前十年在鄉村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各方面統治經驗之大成,成為它在大陸後十年主要的地方政治制度。作者指出,在抗戰這一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新縣制這一地方政制改革,蘊含著進一步集權、加強官僚統治的反動趨向和被迫開放民主、有可能進行地方自治的進步趨向。在大敵當前的形勢下,兩種本質上根本對立的趨向,共存於一個統一體中,互相容納,共同為抗戰服務, 成為抗戰時期中國政治格局中一個前所未有的奇特的歷史現象。3國民黨通過實施新縣制加強對地方基層社會控制的同時,借鑒「剿匪」省份實施保甲制度的經驗,重新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復興」這一制度,使之成為鄉村社會最基本的控制制度。李偉中認為抗戰期間國民黨提倡「復興」 保甲,並不是對傳統保甲制度的簡單仿效,而是顯現出一個從與自治相分離到相融通的歷史過程,表現出國家權力對鄉村社會滲透不斷加強的歷史發展趨勢。4

三、戰時的蔣介石: 從「人民公敵」到「國家領袖」

蔣介石的「國家領袖」地位是在抗戰時期確立的。抗戰爆發後第二年,1938年3月,蔣介石在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國民黨總裁。1943年8月,林森病逝後,蔣又繼任國民政府主席。至此,蔣在抗戰時期一人身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政院長、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 成為總攬黨政軍大權的戰時國家領袖。長期以來,受國共對立意識形態的影響,中國大陸學界對蔣介石的評價很難脫離「人民公敵」的臉譜化論述模式。11980年代中後期,隨著學術研究回歸正軌以及兩岸關係的解凍,蔣介石研究才真正在大陸歷史學界展開。1987年在南京召開的「民國檔案與民國史學術討論會」上,已有學者對傳統觀點提出挑戰,指出抗日戰爭時期的蔣介石「既有聯共抗日,為保衛祖國而戰,對國家民族作出某些貢獻的一面; 也有充當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代表,堅持獨裁統治,反人民反民主,損害國家和民族利益的一面」。2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中肯定: 「國民黨最高領導人承認第二次國共合作,實行抗日戰爭,是對國家民族立了一個大功。」3劉大年則明確指出: 「有蔣介石、國民黨的參加,才有了全民族的抗戰,否則全民族的抗戰就無從實現,一時實現了也無法堅持下去」4; 國共兩黨「都在民族解放戰爭中作出了載諸史冊的貢獻」,「排除了蔣介石、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全民抗戰也就不存在了」。5這些觀點都從原則上肯定了蔣作為當時的國家領袖在抗戰期間起到的無可替代的作用,推動學界對抗戰時期的蔣介石進行更為具體的實證研究。

1938年12月,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攜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周佛海及國民黨四川省黨部主任陳公博等人公開投奔日本,是震撼抗戰時期中國政壇的重大歷史事件。抗戰時期蔣介石與汪精衛的關係在1980年代引發了學界的討論與關注。蔡德金認為汪精衛集團之所以叛國投敵,是因為蔣介石、汪精衛之間在「戰」與「和」的問題上既有一致之處,又存在著嚴重分歧與爭權奪利的矛盾和鬥爭。汪精衛發表「艷電」後,蔣雖然決定永遠開除其黨籍,但是,並未因汪等所犯叛國投敵之罪而下令通緝,反而對汪表示「惋惜」,並派手下勸汪去歐洲遊歷。蔣之所以這樣做的目的, 一方面想爭取汪精衛繼續與他合作; 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穩住尚留在重慶的大多數汪派分子。作者認為,蔣介石並不是不願與日本妥協,對日妥協他是與汪一致的。但是,在對日妥協的做法上, 他除了要爭取一個有利於鞏固其統治地位的條件外,也是要獨攬對日求和大權。6羅正楷指出, 抗戰時期,蔣介石基本上執行了抗日聯共的政策,汪精衛執行的是降日反共的賣國政策,兩者之間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但是也應當指出,由於蔣介石集團和汪精衛集團同屬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他們有著長期的歷史淵源,加之蔣介石集團還存在著對日妥協、限共反共的一面,因此當日本進行誘降和英美進行勸降時,他們之間又存在著互相妥協、互相勾結的關係。7

到1990年代,學界對戰時蔣汪關係的認識進一步深化。蔡德金指出,自己過去對蔣汪關係的認識比較膚淺,簡單、片面認為他們之間的分歧在於是「戰」還是「和」,是兩種主張的對立。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蔣汪之間的分歧不在於要不要與日本實現和平,而在於如何實現和平。11938年底,汪精衛等人出走河內,發表「艷電」公開投靠日本後,身為國民黨總裁的蔣介石卻在全國討汪聲浪和汪精衛等人一再挑釁面前,保持沉默和剋制。這一反常現象在傳統觀點看來是蔣汪之間妥協勾結的證據,甚至有蔣、汪雙簧的說法。張生、柴林對此提出異議,認為蔣之所以在汪出走後大半年時間裡內堅持以靜制動,是出於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是在日本加強引誘而國民黨內形勢不明的形勢下,保持國民黨內的團結,避免為淵驅魚; 二是在地方實力派地位舉足輕重的背景下, 爭取龍雲等地方實力派繼續留在抗戰陣營中,避免其他實力派效仿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三是出於當時對中國極其不利的國際形勢的考慮,避免落入日本期望的國際社會孤立國民政府的圈套。 蔣的剋制和忍耐,收到了使汪精衛自曝其漢奸嘴臉等一系列效果,也因此顯示了蔣介石和汪精衛之間的本質區別。2

蔣介石作為政治領袖的領導方式的特點之一,習慣通過手令的方式來遙制黨政軍各方。抗戰時期,蔣的手令不僅數量極多,範圍極廣,而且形成了制度化運作。張瑞德通過查閱2000餘件收藏於海峽兩岸的蔣氏手令,分析指出蔣好發手令的原因,一方面與其軍事統帥部的集權指揮方式,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 另一方面也是當時時代的產物。抗戰期間,尤其是抗戰後期物質環境艱苦時,軍隊武器裝備不良,待遇微薄,營養欠缺,升遷管道不順暢,各種人事制度均無法發揮功能,在這種情況下,所能仰賴者,只有反日情緒和官兵之間的情感。因此,蔣介石除了強調人身政治,以士氣取代組織,似乎也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作者認為,蔣所發的手令,大多數具有貫徹命令、提高效率及鼓舞士氣的效果,但是其中也有少數越級指揮的手令,從長期來看,造成了一些負面的影響。比如,越級指揮作戰的手令,造成下屬缺乏主動精神; 其次是親自指揮破壞體制。3秋浦分析了蔣介石手令制度在抗戰時期的成效,抗戰爆發後,蔣介石位居權力金字塔的頂端,以手令為最高指示,對國民政府各部門的工作進行隨機性的指示和家長式的督促,形成了基於個人權威基礎之上的工作觸發機制、協調機制與監督機制。代表蔣氏個人權威的手令,其作用遠遠超過政府法令公文。手令制度這種主要以個人權威為推動力的權力運行模式,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體制運行之不足。然而由於蔣濫用權威,過於關注具體事務,導致手令過多過濫,反而影響其自身效率。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後果是,由於手令制度的推行過多依賴蔣個人的權威,國家政治的運轉通過侍從室來統籌,排斥國民黨的組織與制度建設,導致國民黨的黨政組織越來越脆弱。4

蔣介石作為戰時國家領袖,擁有戰時外交的決策權,其個人素質和決策能力直接影響到戰時外交的成敗。張連紅指出,蔣介石在外交決策上雖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外交決策本身是個系統工程,它不是由蔣介石一人所能獨立完成的。參事室和國際問題研究所也是戰時外交決策的重要參與系統,他們能夠經常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向蔣介石提供簽呈,蔣一般也能集思廣益,通過會議議決和智囊機構研究兩種程序來進行外交決策,這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戰時外交決策的失誤。5陳雁指出,為了應對戰時瞬息萬變的國際形勢,蔣在常規外交決策機制之外,大量採取「人身外交」的方式處理戰時外交事務。戰時大量與外交事務有關的重要函電都越過外交部,通過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直接轉呈蔣本人。侍從室第二處就擁有外交事務的「簽注權」,他們的意見往往能對蔣介石造成先入為主的印象。除了侍從室外,軍事委員會參事室在戰時外交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蔣介石官邸每周一次的工作晚餐也對戰時外交有著很強的影響力。 蔣有時甚至將外交事務當成家事,在家信中託付親友辦理國家軍政要務。作者認為,蔣的「人身外交」是中國戰時外交的「主動性」和「靈活性」的最集中的體現。「人身外交」使得國民政府能夠利用制度內外的各種外交渠道,拓展對外交涉的領域,豐富對外交涉的形式。1

四、戰時外交: 從妥協投降到大國地位的確立

新中國成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在東西方冷戰的大背景下,近代中外關係史的研究重心以揭批美帝國主義侵華史為主,而對抗戰時期日本侵華史的研究很不充分。當時由李新主編的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劉大年的《美國侵華史》等一些通史性著作中,雖然對抗戰時期的中外關係史有所論述,但均主要集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方面,對以國民政府為主體的戰時外交的研究幾乎一片空白。21980年代中後期,隨著中共方面原始檔案資料的開放,學界對於抗戰後期美國調停國共和談的研究取得重大進展。牛軍的《從赫爾利到馬歇爾———美國調處國共矛盾始末》一書,主要利用美國政府公布的《美國外交文件集》、台灣地區出版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和相關的中共中央文件三方的檔案文獻資料,以及美國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比較成功地重建了1944年至1946年間美國政府兩度派特使調處國共衝突失敗的經過,揭示了抗戰後期美國對華政策的變化過程。3

90年代前後,伴隨著中國作為世界大國崛起的現實需要,學界開始轉向關注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在外交舞台上的地位與作用。王建朗的研究認為,二戰爆發前國民政府採取的外交方針是明智的,其對德政策的中心是盡量使德國在中日之間保持中立,阻緩德國迅速倒向日本; 雖然中蘇兩國在意識形態上有著巨大分歧,但由於兩國在國家安全利益上有著共同利益,國民政府對蘇採取聯合政策,並努力爭取蘇方的援助; 在抗戰前期,英美法對日本作了不少妥協,對中國的抗戰也未給予大量的物質援助,但國民政府從其基本利益出發,始終把英美法作為對抗日本的天然盟友,努力推動他們走上援華制日的道路。作者充分肯定二戰爆發前國民政府開展的上述外交活動,認為從戰略角度來說,國民政府在抗戰前期的外交方針是明智的,其外交活動表現出近代以來中國外交所少有的主動性和靈活性,可以說是基本成功的。42005年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之際,王建朗又進一步系統論述了抗日戰爭與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變遷及角色轉變,指出,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證實了中國政府有關中日戰爭與世界戰爭關係的預言,也將中日戰爭與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緊密地聯為一體。中國開始高度關注中國以外的事務,主動派遣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積極聲援朝鮮、越南的獨立運動,努力調解英印矛盾,還滿懷熱情地參與了國際新體系的創造,並由此在國際事務中擔當了重要角色。作者認為,抗日戰爭是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由邊緣走向中心的重要轉折點,是近代以來中國外交的突變。5

七七盧溝橋事變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對日和戰態度歷來是個頗受爭議的問題。傳統的觀點認為,抗日戰爭期間蔣日「和談」反映了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在抗日戰爭中妥協投降、賣國求榮的反動本性。章伯鋒於1979年在《近代史研究》上撰寫《關於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反動集團的幾次妥協投降活動》一文,主要運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宇垣日記》《今井武夫回憶錄》等日本方面的檔案資料,揭露出抗戰時期蔣介石反動集團的幾次妥協投降活動。作者指出,蔣介石反動集團在抗戰期間所掀起的每次反共高潮,都是他們對日妥協投降的積極反映。「反共」是日蔣歷次「和談」的主要內容之一。蔣介石妥協投降的陰謀之所以未能得逞,最主要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抗戰,鞏固和發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壯大了人民抗日武裝力量,對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的這些活動,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使蔣介石的罪惡陰謀終於無法實現。1

1990年代,學界對蔣日「和談」的性質有了進一步認識。越來越多學者認為,抗日戰爭時期, 蔣日「和談」,固然反映了蔣介石集團在抗日戰爭中的不堅定性和妥協動搖的一面,但絕不能因此而不加分析地把所有的「和談」都看作是投降賣國。我們不僅要看到「和談」的妥協動搖性,而且也應看到某些「和談」的策略性、戰略性的一面。2楊天石主要依據日本外務省檔案、《小川平吉關係文書》和《秋山定輔資料》,考察了抗戰前期日本「民間人士」小川平吉、萱野長知與蔣介石集團之間的秘密談判。文章認為抗戰前期蔣介石對日態度是動搖的,一面進行對日作戰,同時又保持談判,準備妥協。蔣介石之所以最終沒有接受日方誘降,既和日本政府僵硬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政策有關,也和中共及國民黨內部抗日力量的存在有關。同時,談判本身也有兵不厭詐的策略目的。3沈予也同樣運用《宇垣一成日記》《桐工作圓桌會議的經過概要》等日方的原始檔案文獻資料,探討蔣介石在抗戰前期對日議和的立場,認為日本在以亡華為總戰略的全面侵華戰爭中進行政治誘降,蔣介石對日議和具有兩重性,既有運用策略進行外交周旋的一面,又有為擺脫軍事失利困境而謀求妥協苟安的一面,兩者相互滲透。4與強調蔣介石對日議和有其策略性運用的觀點有所不同的是,學界另一種觀點則對蔣介石在抗戰期間與日本方面進行的議和活動頗為肯定,認為在交戰或敵對雙方不分勝負的情況下,暗中直接或通過第三者斡旋的方法達成妥協,促成戰爭結束,這種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問題關鍵不在於形式,而在於內容。交涉只是一種手段,既然是交涉,必然有妥協,妥協必定是雙方的,不會是單方面的,妥協不等於投降。5

上述關於抗戰期間蔣介石對日秘密交涉問題的評價雖有分歧,但所依據的關鍵性史料都來自於日本方面。由於戰時中日間的和平交涉是帶有諜報性質的秘密工作,完全依賴於單方面的史料來分析和考察相關談判的歷史過程,無疑存在嚴重的缺陷。台灣蔣中正檔案的開放,進一步深化、細化了抗戰時期蔣介石對日態度的研究。楊奎松在對照驗證中日雙方史料的基礎上,深入考察了蔣介石的抗日態度,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蔣介石是堅持抗日的,他自抗戰開始,即堅持以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為基本訴求。第二,蔣對盧溝橋事變前狀態的解釋根據內外形勢和力量對比的變化,亦有調整的空間與趨勢。第三,蔣對抗日戰爭所帶來的軍事、政治、經濟和外交的壓力,較國民黨內多數領導人有較強的心理承受能力。故其抗日態度明顯較眾多國民黨高層領導人更為堅定。但蔣也無意完全堵塞對日秘密溝通渠道,分別委任自己信任的,特別是有親屬關係的黨政要員來從事這種工作。第四,蔣在抗日問題上最值得討論的是,由於抗戰前期缺乏持久戰的準備,較多地寄希望於依靠外力的幫助與干涉儘速結束戰爭。6王建朗在台北「蔣中正特交檔案」中發現一組由張群、陳佈雷、張季鸞等國民黨高層在1940年8月間為張季鸞赴港與日方接觸所準備的對日議和條件,包括《處理敵我關係之基本綱領》《中日兩國恢復和平基本辦法》 《中日恢復和平協定要點》及《對敵策略的幾個疑點》等草案及討論稿。作者通過這組由蔣所親自審核過的對日議和條件,考察了國民黨最高決策層對於戰時中日秘密交涉的真實想法,認為對於關內地區,蔣堅持日本應徹底地撤軍,恢復七七事變前的狀態,有時則更進一步,要求日軍全部退到長城以北,廢除戰前根據不平等條約所獲得的在關內若干地點的駐軍權、領事裁判權、內河航行權等特權。對於東北地區,蔣表現出較大的妥協性,未能將同是由日本侵略造成的東北問題與關內地區同等看待,而準備以特殊方法來處理,其方案頗多不切實際。但是,從整體構想來看,蔣對東北問題的處理,似不可以「出賣」東北而名之。蔣的指導思想是盡量拖延時日, 以等待國際局勢發生有利於中國的變化。1

楊天石運用台灣方面的檔案資料先後撰寫《「桐工作」辨析》《蔣介石對孔祥熙謀和活動的阻遏》《蔣介石親自掌控的對日秘密談判》《論「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與蔣介石「抗戰到底」之 「底」》《抗戰期間日華秘密談判中「姜豪工作」》等一組論文,探討戰時蔣介石的對日政策。2楊天石指出,日軍攻佔武漢、廣州後,急於向中國方面「誘和」,展開所謂「桐工作」。這一談判就中方而言,只不過是軍統為刺取情報而採取的權謀,代表身份、出示的蔣介石親筆文件和轉達的許多中方意見都是假的。而日方為誘惑重慶要人坐到談判桌前,也曾巧言哄騙中方。蔣最初以「先行解決汪逆」為談判條件,其後逐漸認識到日方的欺誘,主張嚴拒,下令審查參與談判的軍統人員,但為阻撓日本對汪偽政權的外交承認,並未立即關閉和日方的秘密談判之門。楊天石通過比對中日雙方檔案資料,認為中日之間許多秘密談判雖由日方主動,但中方的掌控者則是於1938年初升任行政院院長的孔祥熙。孔祥熙對於談判情況有保留地向蔣介石作過彙報,但是,在一些關係國家主權的關鍵問題上卻對蔣有所隱瞞。蔣介石對孔所指導的這些談判,大都持批評、阻遏態度,甚至用「以漢奸論罪」、「殺無赦」等言辭相警告。孔雖表面接受批評,暗中卻繼續活動。蔣介石雖也指導過幾次秘密談判,反映出他對以和平方式解決中日戰爭存有幻想,但相對說來,他的抗戰意志比較堅決,「苦撐待變」、「抗戰到底」是他思想的主導部分。

近些年來海內外陸續開放、公布和出版的多種民國政要人物日記,提供了戰時官方文書之外另一種類型的重要史料,尤其是2006年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蔣介石日記的對外開放, 更為學者深入了解蔣在對日和戰決策過程中的心路歷程提供了最為直接的原始記錄。吳景平通過梳理以蔣介石日記為主的數種戰時日記,包括《張嘉璈日記》《王世傑日記》《陳布雷日記》《胡適日記全編》《翁文灝日記》,發現國民黨內部在對日和戰問題上態度不一,情況比較複雜。作者認為在抗戰爆發後頭半年,國民黨高層人士之中一度充斥著失敗主義、悲觀主義,議和甚至乞和的主張時有出現。可以說,國民黨政權作為整體是在反覆的過程中走向抗戰和實施抗戰的。蔣介石本人在和戰問題上也不無躊躇,在作出抗戰決策之前有過猶豫,對國際調解、大國介入有過不切合實際的期望。但在這一時期的重大關頭,蔣介石最終克服了動搖和干擾,抵制了「低調」妥協的主張,在領土和主權問題上表明了嚴正立場,確立了戰時體制,主導、引領國民黨作出抗戰決策,並予以實施。3

五、戰時國共關係: 從共國關係向國共關係的轉變

抗戰時期的國共關係自1980年代開始成為學界熱點。1980年鄧小平從和平統一台灣的角度公開講: 「我們和國民黨曾有過兩次合作的歷史」,因此完全可以再有第三次合作。1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致信蔣經國稱: 「國共兩度合作,均對國家民族作出巨大貢獻,事雖經緯萬端,但綜觀全局,合則對國家有利,分則必傷民族元氣。」2服務於祖國統一大業的現實需要,學界掀起了研究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熱潮。受長期以來形成的中共黨史敘述模式的影響,1980年代學界對於抗戰時期國共關係史的研究成果雖然頗豐,發表相關學術論文一百餘篇,還陸續出版了幾部學術專著,但整體學術水準處於起步階段,基本觀點大同小異,缺少新意。3當時基本的學術觀點認為,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者、組織者、領導者,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倡導者; 但是由於國民黨上層統治者堅持錯誤方針,拒絕中國共產黨關於全面合作、堅持抗戰的正確主張, 始終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革命力量抱著疑忌、限制、壓迫、消滅的政策,從而導致統一戰線內部存在嚴重的缺陷; 在抗戰初期,國共兩黨關係( 特別是在軍事上的合作抗日) 一般是比較好的,並有某些發展。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後,抗日戰爭由戰略防禦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在日本的引誘和英美的撮合之下,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陣營內部妥協投降的空氣又開始抬頭。蔣介石在得到了偏安西南、西北的喘息機會後,又把注意力轉移到共產黨和敵後根據地方面來,反共活動日益加劇。雙方在軍事上的摩擦與反摩擦日益增多; 中國共產黨在反對國民黨反共政策時,正確地處理了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關係,始終將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堅持又聯合又鬥爭,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及時克服黨內存在的「左」右傾錯誤,堅持了兩黨合作原則; 但是隨著抗日戰爭形勢的發展,國民黨逐步強化了它的反共、反人民政策,造成了兩黨關係長期的摩擦、停頓、僵持等不協調狀態。國共關係的重大轉折為皖南事變。事變之前的摩擦一般都表現為「地方性」的,皖南事變把蔣介石直接推到了被告席上。此後中國共產黨即作為一個全國性的大黨與蔣介石和國民黨最高當局進行直接的對等談判,解決有關全國政治和兩黨關係的問題; 抗戰勝利前夕,中國共產黨關於民主聯合政府口號的提出,標誌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是國共兩黨的鬥爭已進入了關於建立一個什麼國家的爭論。4

1990年代以來,隨著中共方面原始檔案資料的陸續公布,抗戰時期國共關係在一些具體的專題研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馬仲廉具體地研究了國共兩黨抗戰初期的軍事合作問題,指出國共兩軍在忻口戰役中不僅有戰役上的密切配合,而且有戰鬥上的緊密協同,還出現了共同制定作戰計劃,兩黨軍隊相互指揮的團結局面。5習五一對第二次國共合作為何沒能實現黨內合作作了具體深入的研究。作者指出,從1937年至1939年,國共兩黨為了尋求第二次合作的方式,提出各種組織結盟的方案,進行了艱難曲折的談判。國民黨試圖「消融」共產黨,而共產黨也試圖 「改造國民黨」,意識形態對立的兩黨一度令人驚異地試圖共建一個「大黨」,終因立場差異巨大, 談判未能達成協議。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是抗戰時期國共兩黨關係的轉折點。共產黨明確表示,拒絕兩黨合併方案; 而國民黨則鄭重聲明,拒絕國共跨黨方案。此後,國共兩黨合作關係繼續以臨時協商的方式維持,直至再度破裂。1陳瑞雲對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是否取得合法地位的問題進行了探討。作者認為,不能簡單用是或否來回答八年抗戰期間國民黨究竟是法理上「承認」還是「實際上承認」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實際情形介於兩者之間。作者指出,國民黨、國民政府沒有、也無意正面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 共產黨在實際上擁有不完全的合法地位。所謂不完全,即合法的範圍、限度、時間均由國民黨、國民政府掌握,隨意性較大; 共產黨對於本黨的合法地位問題有一個認識過程; 國民黨不從法律上保證抗日救國的共產黨的合法地位,不利於國共合作的鞏固,表明內戰隱患的存在,不利於抗日大業和政治的進步。2劉以順分析了皖南事變後中共反擊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方針的確定過程,指出在當時錯綜複雜的形勢下,中共方針的確定是基於以下兩方面的原因,一是認真聽取了黨內同志的意見和建議。其中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意見和建議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對中共中央制定正確的方針提供了重要參考。其二是吸取了共產國際指示中的意見。3楊奎松認為從1939年國民黨開始具體策劃和實施其「防共」、 「限共」的方針起,到1941年皖南事變結束止,毛澤東及其中國共產黨在複雜多變的國內外環境中完成了對蔣介石國民黨策略的轉變。作者指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放棄對國民黨領導地位的承認,放棄與國民黨「長期合作,共同建國」的想法,提出「孤立與克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及其首領蔣介石的反動,使一切主張抗日與民主各階層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動了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策略,無疑是決定著中國未來命運的一種重大的認識變動與策略變動。4

1995年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前後,學界出版了一批關於抗戰時期國共關係研究的學術專著,有馬齊彬主編的《國共兩黨關係史》、毛磊、范小芳主編的《國共兩黨談判通史》、王功安等主編的《國共兩黨關係概論》,黃修榮的《國共關係七十年》等。5這些著作的出版推動了抗戰時期國共關係史的研究,但同時也應該指出,有些著作明顯帶有長期以來所形成的中共黨史寫作模式的影響,習慣從概念化的政治術語和既定的邏輯出發展開敘述,未能深入到具體的歷史過程中去把握抗戰時期國共關係發展的內在線索。6楊奎松的《失去的機會? ———戰時國共談判實錄》、 李良志的《度盡劫波兄弟在———戰時國共關係》是這一時期成功運用中共方面的史料來研究抗戰時期國共關係史的代表性成果。楊書運用當時學界公布的中共方面的原始檔案資料,以國共兩黨為實現和鞏固第二次國共合作所進行的秘密的、公開的談判為線索,翔實系統地再現了十年間國共談判的全過程,全面剖析了不同階段兩黨談判的特點,特別是對國共兩黨力量消長對談判雙方態度的影響作了深入的分析。7李書側重全面探討了將近十年間國共關係發展變化的歷史。該書列舉了大量史實,論證了武漢淪陷後,在日本加強對國民政府進行政治誘降的情況下, 雖然蔣介石加劇了國共摩擦,共產黨也多次進行反摩擦鬥爭,但是,「從國共關係的全局來看,兩黨合作抗日仍是主流」。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作者系統研究了武漢失守後國民黨軍隊對日軍進行的南昌會戰、隨棗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桂南會戰、棗宜會戰、豫南會戰、上高會戰、中條山會戰、 第二次長沙會戰等。作者指出這些會戰,規模都很大,敵我雙方兵力十幾個師、幾十個師,會戰時間一般為一個月左右,長者甚至一年,國民黨軍付出重大傷亡,有的戰鬥是很激烈的。1

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台灣方面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所藏國民黨檔案和「國史館」所藏「蔣中正檔案」的陸續開放,為抗戰時期國共關係史的研究帶來巨大轉機。在此之前,中國大陸學界基本上都是利用中共方面的史料,站在中共的角度來研究抗戰時期的國共關係史,對於國民黨方面對共政策的演變過程缺少研究,從而影響到研究的準確性與客觀性。楊奎松的《國民黨的「聯共」與「容共」》一書是大陸學界全面利用國民黨方面的史料,結合參照共產黨方面的史料,系統考察和研究了國民黨對共產黨政策及其策略演變的代表作。作者在充分佔有國共雙方資料的基礎上,重建了抗戰時期國共關係發展的基本線索。學界以往關於皖南事變的研究,大多從中共黨史的角度,對於事變的發生,過多強調了蔣介石以及國民黨方向處心積慮消滅新四軍的「陰謀」。 作者依據國共兩方最新公布的史料,客觀詳細論述了皖南事變發生的原因、過程和結果。作者認為,1941年皖南事變的爆發雖然導致抗戰時期國共關係的逆轉,但事變本身帶有一定偶然性,並不是國民黨方面處心積慮精心謀劃的。蔣介石對皖南事變的發生並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他對軍方的剿共方案一拖再拖,一壓再壓,就是力圖避免過早地引發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其後雖批准軍方的作戰計劃,也仍舊是以新四軍不遵從北移命令為前提的,並非要蓄謀消滅皖南新四軍。事變後蔣更不贊成進一步擴大事態,甚至對白崇禧的辦法也一直態度猶疑。2

長期以來,受學科定位的局限,民國史和革命史兩個學科的隔閡日益加深,甚至形成了二者 「互為畛域、壁壘顯見、少有往來」的現象。3近年來隨著國共雙方史料的公開出版,學界出現貫通民國史與革命史的研究取向。鄧野的《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在貫通國共雙方史料的基礎上, 創造性地提出: 從第二次國共合作全過程來看,1944 -1946年是國共兩黨關係最後的政治轉型時期,其政治主題集中體現為兩種國家政體的對立: 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的對立。作者以聯合政府與一黨專政的對立作為基本歷史線索,揭示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由政爭走向戰爭的歷史過程。41943年夏天,國共關係爆發了一場嚴重的政治危機,中共稱之為第三次反共高潮。對此已有研究論述大多語焉不詳,內容基本重複。鄧野從抗戰後期日蘇關係與國共的戰略利益角度,論述了1943年蔣介石制裁中共的策劃與取消過程。作者指出,1943年4、5月間,由於蔣判定日本即將進攻蘇聯,加之共產國際的解散,開始準備進攻陝甘寧邊區的行動計劃。閃擊延安的計劃泄露後,蔣制裁中共的方案經歷一個反覆過程,從決心「肅清陝北」,最後又回到「政治解決」。作者認為,蔣的中共方針之所以在五屆十一中全會前後發生如此劇烈的起伏,主要是出自蔣對當時國內國際一系列戰略利益的判斷與權衡。由於當時在四國協定的簽署問題上有求於蘇聯,蔣在中共問題上不得不重新提出政治方式,以此作為與蘇聯的政治交換。第三次反共高潮,這場因蔣判斷蘇聯將遭日軍攻擊而突發的國共政治危機,最終又因蘇聯的因素而逐步平息。5

六、戰時民主政治運動: 立足於第三種勢力與國民黨自身視角的出現

抗日戰爭是中國民主發展史上一個極為獨特又極為重要的時期。抗戰時期國民黨的集權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民主運動的發展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長期以來受中共黨史研究模式的影響,大陸學界對戰時民主運動的研究,都是站在中國共產黨的立場和觀點,批判國民黨的專制獨裁,強調中國共產黨對戰時民主運動的領導,認為「國統區民主憲政運動的發展表明,中國的民主黨派和進步團體,在爭取民主與進步的征途中,當獲得共產黨的政治領導,及與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力量聯合之後,其作用與影響便迅速地擴大了」;1並通過論述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對戰時民主運動的發動和領導,進一步論證和說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要實行民主憲政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才能實行真正的民主憲政。」2

直至1990年代,學界才開始比較客觀地評價抗戰時期在國民黨統治下中國政治發展的民主化趨勢。楊群指出1938年7月宣告成立的國民參政會是一個包括國民黨、共產黨及其他黨派政治團體與無黨派人士組成的,涵蓋不同的地區、民族及社會階層的廣泛的「戰時民意機構」。儘管無論是從國民參政會的組成、職權的規定,還是從其議事規則及實際工作成效等來看,它離真正民意代表機構的要求和內容,還相去甚遠,但是,我們不能由此就否認它對於推進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積極作用。作者認為抗戰爆發後國內出現的這種多黨合作、團結統一的新局面,是近代以來中國政治生活中從未有過的,中國政治朝著民主化方向發展的趨勢,由於中共及其他進步勢力的強烈呼籲和積極主動的政治參與而得到強化,並具有更為深刻的內涵。3

自1990年代以來,民主黨派與抗戰時期民主運動的關係開始為學界所關注。王永祥、王麗華從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了中間黨派的憲政思想。國民參政會憲法期成會所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 五五憲草) 修正案》是中間黨派憲政設計的代表作。作者通過將「期成會修正案」的憲政設計,與孫中山「五權分立」的憲政模式和西方代議制政體模式進行比較,認為,抗戰時期中間黨派的憲政模式,是以孫中山的五權憲法論作為學理依據,對「五五憲草」作了重大原則修正, 充實和發展了孫中山所提出的「人民有權」、「權能分治」的原則; 與此同時,這一修正案又在一定程度上採用三權分立的制衡理論,對孫中山的「五權分立」的憲政模式作了某些修正。「期成會修正案」的上述基本特質的形成,與中間黨派既反對國民黨的專制體制,又囿於分權制衡的影響密切相關。4聞黎明將抗戰時期以民主黨派為主的政治勢力定義為「第三種力量」,具體指稱國共兩大勢力之外由具有中間政治傾向的黨派、社團及群體集合而成的一種社會性力量。作者認為,第三種力量通過有黨有派和無黨無派兩種途徑獲得發展,有黨有派的發展是指統一建國同志會及其後的同盟組織的自身發展; 無黨無派的發展,是指第三種勢力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民族工商業者中的發展。抗戰時期國共兩黨既合作又對立的政治格局凸顯了第三種力量作為中間者進行評判的作用與價值。第三種力量與抗戰時期國共存有某種制約與反制約關係。抗戰時期的國共兩黨都注意參考第三種力量態度的變化來調整各自的政策。5

抗戰時期民主運動的發展,除去受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影響與推動外,其實國民黨政權內部一直也存在推動民主憲政改革的力量。聞黎明注意到國民黨內自由派知識分子王世傑在抗戰時期的民主憲政運動中所起的作用。王世傑是國民黨內深受西方民主制度影響的自由主義憲法專家,曾著有《比較憲法》,先後擔任國民党參政會秘書長和大會主席團成員。作者指出,王世傑參政的主要目的,是想根據西方的民主原則一點一滴地從事政治制度的改革。他之所以對國民參政會有著一定的感情,是因為參政會提供了一個間接的代議制雛形,也為他提供了一塊施展夙願的試驗田。從參與確定國民參政會成立之初的性質、人選,指導起草保障人民自由權利法令,到擴大參政會職權等種種努力,都浸透了他的理想主義的色彩。王世傑和國民黨中那些口唱民治而實欲黨治的人不同,他的確希望在三民主義的指導下對中國進行一次認真的改造。雖然他是以西方民主為藍本,但這在專制統治下也不會那麼順利,這是時代的不幸。1韓國學者柳鏞泰通過考察職業代表制的持續與變化,指出從代表構成和民意集結的方式看,抗戰時期的國民參政會是20世紀20年代國民會議方式的繼承。作者認為,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民間社會呼籲只有集結廣泛的民意與民力才能取得抗日的勝利,主張儘快成立民意代表機關,於是出現了兩種類型的民主憲政主張,其中一種是主張早日結束訓政、建立憲政民意機關的「憲政論民主運動」,另一種則是主張從現實上承認國民黨訓政的事實,認為即使在訓政時期,只要有民意機關,也可以有效地集結民意和民力的「訓政論民主運動」。兩者相互促進,掀起了1930年代的民意機關設立運動。 由國民救國會議運動主導的訓政論民主運動,繼承了1920年代的國民會議運動與1931年的國民救國會運動,歷經1933年訓政時期國民參政會組織法,發展為1938年抗戰時期國民參政會。2

抗戰時期以大學教授為主體的知識分子群體是戰時民主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和推動者,戰時的西南聯大被譽為「民主堡壘」。抗戰時期,知識分子與國民黨政權的關係經歷了由親到疏的轉變。聞黎明以西南聯大作為個案,側重從知識分子自身的角度,分析了造成抗戰時期知識分子群體轉變的若干因素。作者指出,自由主義思想傳統的影響、抗戰初期知識分子在民主憲政運動中所遭受的政治上的挫折、戰時惡性通貨膨脹所帶來的教授群體生活日益貧困和國民黨在思想上對知識分子的壓抑與摧殘,均是導致戰時知識分子與國民黨關係疏離的重要原因。3近年來隨著相關學人日記的出版和朱家驊檔案的開放,學界開始關注國民黨在大學校園的活動,及其與知識分子關係的演變。朱家驊在抗戰時期曾先後出任中央黨部秘書長,兼任三青團代理書記長, 1939至1944年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1944年11月轉任教育部長。朱憑藉其在教育界深厚的人脈關係,積極在戰時大學校園中推進國民黨的組織工作。王晴佳指出,抗戰時期朱家驊主要通過姚從吾、陳雪萍等人在西南聯大開展黨務、團務活動,特別注意運用學術手段來組織和團結多數教授。聯大內部左、中、右三派教授一度和平共處,交往頻繁。隨著內戰的全面爆發,國民黨對學界的政策從籠絡轉向高壓,慘案迭次發生,左、中、右三派的重疊交叉不復存在,教授的政治立場開始趨向一致,成為批評政府的主角。4王奇生通過考察抗戰期間國民黨在大學的組織發展,揭示了戰時知識分子與國民黨政權的關係糾葛。作者指出,在號稱戰時「民主堡壘」的西南聯大,國民黨的黨務工作開展得非常成功,近半數教授加入了國民黨的事實,說明戰時的西南聯大教授是一個多元分化的群體,其中既有聞一多那樣的「民主鬥士」,也有姚從吾那樣的「堅貞黨員」。抗戰後期以陳立夫為首的CC派和朱家驊派系的紛爭導致聯大國民黨籍教授的分裂。國民黨六大通過決議撤銷軍隊和學校黨部。此後,中共在大學校園的活動日趨活躍,國共兩黨在大學校園的局勢迅速發生逆轉。5

七、發展趨勢與未來方向

新中國成立60餘年來學界關於抗戰時期國民黨政權的研究視角經歷了從意識形態批判的對象到客觀的歷史研究對象的轉變。這一研究視角的轉變反映了現實政治環境的變化與需要。 1985年紀念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之際,《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歷史的昭示》的社論,首次正面評價國民黨在抗戰中的積極作用,認為,「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工農商學兵各界人民各民主黨派、抗日團體、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和海外僑胞廣泛參加的一次全民族抗戰」,「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驅逐日寇出中國! 」1現實政治對抗戰時期國民黨政權評價的轉變引發了學界研究的熱潮。1995年紀念抗戰勝利50周年前後,學界出版一大批研究成果,對抗戰時期的國共關係、國民政府的對外關係、 國民黨開展的敵後游擊戰、抗戰中國民黨負擔的正面戰場的地位與作用,以及正面戰場的歷次戰役,均給予了適度的、積極的評價。2學界的研究成果又進一步深化了當下人們對抗戰時期國民黨政權的認識。2005年,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進一步肯定了國民黨正面戰場在整個抗戰中的地位與作用,指出,「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任務, 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態勢。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了一系列大仗,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戰役,給日軍以沉重打擊。」3

美國歷史學家柯文在分析作為歷史事件的義和團與被神話化的義和團運動之間的關係時, 非常富有洞見地指出: 「把過去當做神話與把過去當做歷史是截然不同的。當優秀的歷史學家撰寫史書時,他們的主要目標是在盡量佔有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儘可能準確和真實地再現過去。 而在某種意義上說,歷史神話製造者的所作所為恰好相反。他們的出發點誠然是要理解過去,在許多( 雖然不是全部) 事例中,他們也許真的相信他們的觀點是『正確的』,然而,他們的目的不在於擴大或加深這種理解,而是要使之為政治、意識形態、自我修飾和情感等方面的現實需要服務。」4柯文的分析提示我們注意,現實政治環境的變化在推動學界研究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學界對抗戰時期歷史的重塑。自1985年抗戰研究興起以來,學界討論熱點大多為抗日戰爭的領導權、國民黨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的地位與作用、抗戰時期國民黨戰時體制的評價與作用等宏觀問題。圍繞這些宏觀問題的爭論,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具有撥亂反正的政治意義,但由於缺少具體實證的微觀研究成果的支撐,真正學術意義上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誠如已有學者批評稱: 「不能說這樣的研究完全沒有意義,但是在對當時當事的歷史缺乏深入研究的前提下,討論這些問題往往給人以大而無當之感,而且也很難取得共識,減少了其應有的學術意義。」5

1990年代以來,隨著國內中國共產黨方面原始檔案資料的不斷公布,台灣方面國民黨檔案的全面開放,學界關於抗戰時期國民黨政權的研究在專題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出現以下幾個值得注意的趨勢。其一,以楊奎松、鄧野為代表的學者在融會貫通國共雙方原始檔案資料的基礎上, 打通了革命史與民國史之間的分界,既注意到中共內部對國民黨認識的變化,又從國民黨的角度,分析了抗戰時期國民黨對中共政策的演變,形成了有別於以往的關於戰時國共關係的嶄新敘事模式。其二,以楊天石、吳景平為代表的學者通過比勘中日雙方的檔案資料、國民黨高層政治人物的日記,客觀分析抗戰時期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高層在對日和戰態度的選擇與矛盾,深刻揭示了蔣在戰時對日和談問題上的複雜心路歷程。其三,以王建朗、步平等為代表的學者在充分佔有美國、英國、日本等多國檔案資料的基礎上,提出應以中國大國地位的確立為視角,來觀察和思考中國在抗戰時期國際角色與地位的變化。1其四,受社會史「眼光向下」學術取向的影響,以王奇生為代表的學者採用社會學和歷史學相結合的方法,改變傳統政治史對高層政治鬥爭的過分關注,轉向研究抗戰時期國民黨的基層組織與實際運作。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學界關於抗戰時期政治、外交乃至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頗豐,相比而言,有關戰爭與軍事史的研究略顯滯後。國內學界關於抗戰時期軍事問題的研究側重討論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的歷史地位與作用,以及淞滬會戰、武漢會戰等重大戰役的戰略方針與戰爭經過,而對國軍統帥部至各戰區的指揮運作,國民黨軍隊的組織形態、軍事訓練、政工工作、 士兵招募與後勤保障等方面,尚缺乏深入系統的研究。近年來,受西方史學界興起的「新軍事史」 研究取向的啟發與影響,國內已有學者開始拓寬軍事史研究的主題。王奇生以湖南會戰為個案, 深入具體剖析了國民黨軍的戰略決策機制、情報信息系統、官兵素質、後勤補給、兵役軍紀以及民眾動員等方面。2劉熙明運用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的有關軍事委員會搜集的情報資料,探討了蔣介石與軍委會在部署正面戰場的決策過程中與前線部隊情況判斷之間的關係,得出結論認為,軍委會情報判斷失誤是導致國軍在豫中會戰中慘敗的重要原因。3上述研究提示我們今後抗戰時期軍事研究的新方向,不再僅僅關注戰爭的具體過程,而是轉向關注戰爭的主體軍隊, 注意分析戰爭與社會的互動關係。

八年的抗日戰爭令每個普通人的生命都經歷了血與火的洗禮,形成非常獨特的個體生命體驗。長期以來,學界關注的重心是戰時的軍事、政治、外交等宏觀大問題,近些年來,受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方法的啟發,學者們開始關注在戰爭狀態下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呂文浩的研究獨闢蹊徑,探討了1938年至1943年日軍空襲給西南聯大師生社會生活帶來的影響。作者在高度評價聯大師生面對空襲威脅堅持學術教育弦歌不輟的精神品質的同時,呈現出聯大各色人物面對生命威脅時複雜多樣的表現。作者在強調空襲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時,也著力描寫了由於跑空襲這一獨特戰爭經歷造成的人際關係之間的微妙變化,比如在跑空襲的過程中拉近了師生之間的距離。4李常寶通過對抗戰期間國軍傷兵群體的考察,提出一個非常富有啟發的問題,認為研究這些在抗戰期間被當局以國家名義徵集的群體的生存狀況,不僅事關學術旨趣,也從「在場」的角度還原那一段歷史的真實。5抗日戰爭是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是中國人民付出了數以千萬計的生命為代價獲得的「慘勝」。在強調民族國家宏觀歷史敘事的同時,兼顧人性的視角,關注抗戰時期的個體或群體生命生存的歷史,或許是今後的抗戰史研究值得努力的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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