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戰後正面戰場銳氣頓失，日軍佔領重鎮，抗戰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春哥聊戰史

【春哥註：一部戰史，跌宕起伏，充滿了許多傳奇人物和故事，也充滿了戰爭的大場面，大格局，在諸多名帥猛將的指揮下，歷史顯得雄渾激昂，而面對戰爭中犧牲的英烈，我們應該向他們致敬，緬懷他們的豐功偉績。今天起，春哥這裡回顧歷史中比較著名的戰事和人物，條分縷析，還原當時的現場，留下一些紀念的筆觸。】

1940年5月到6月期間發生的棗宜之戰是日本軍隊駐武漢的第11軍對中國第五戰區部隊發動的一場作戰，這是中日相持階段發生的一場大會戰，會戰以日軍佔領宜昌而宣告結束。此次會戰，日軍雖佔領了宜昌，但未能擊潰第五戰區的主力，反而自身遭到重創，傷亡1.1萬餘人。在棗宜會戰中，國民黨33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殉國。

會戰中，日軍顯示了他們的戰力遠勝當時的國府軍，按第十一軍的戰報顯示，該會戰日軍傷亡僅約7000人，與之相較，我軍承認的戰損為：陣亡36983人，失蹤23000人，負傷50509人，如換算傷亡比率，日軍投入56個大隊，傷亡約佔有效作戰兵力的12.5%，可我軍投入之兵力約54個師，概約38萬人，傷亡高達總兵力29%，或是，有效作戰兵力的45%!

毫無疑問，我軍戰敗！經此一役，第五戰區主力元氣大傷，且重要性急速下降，直到抗戰結束都沒有恢復，換言之，日軍的企圖達成了。

但是，五戰區的作戰計劃基本上並無問題， 會戰開始前，中國方面及時發現日軍企圖，正確判斷日軍進攻方向，採取了相應部署，準備在平漢路武勝關、廣水段先發制敵，襲擾日軍後方，威脅武漢，對日軍進行戰役偵察，破壞其企圖。此計劃雖好，但未能實現。會戰第一階段(襄東作戰)以一部抗擊日軍，主力及時轉移外線，控制於日軍側翼機動位置，使日軍在襄東平原地區包圍合擊中國軍隊的企圖落空，並乘日軍返轉之機，適時反攻，造成對日軍第3師團的反包圍。

日軍在100多架飛機、200輛戰車掩護下，突圍而出;在3天的圍攻中，裝備較差的中國軍隊給予第3師團以嚴重殺傷，挫折了其銳氣。在南線，第33集團軍截擊日軍的部署也是對的，但兵力不厚，通信聯絡失密，致遭日軍第13、第39師團的反撲，損失較大，總司令張自忠壯烈犧牲。他的精忠報國之志，足以引為全民族的驕傲，並永垂青史。總之，中國方面對第一階段作戰的判斷和部署大體是正確的，從戰場形勢看，並未完全受制於日軍，還保持著一定的主動性。

出問題處在對我方部隊戰力估計的過高，而實情是我軍極度缺乏重裝備。我軍至少有三個軍為敵重創，但日軍只擄獲山/野炮二十三門！只能靠步兵硬攻，打擊力嚴重不足，以致再次上演雖已對敵(第三師團)包圍攻擊，卻無法將之全殲或重創的一幕。

第二階段的作戰卻完全陷於被動。會戰一開始，軍事委員會和第五戰區都估計此次會戰不過是一年前隨、棗會戰的翻版，以為日軍不至於以有限的兵力冒險向宜昌作遠距離進攻，即使日軍以一部西渡漢水，也僅是佯動，因而在全戰役計劃中根本未考慮河西作戰，將河西主力放膽調到河東，連宜昌也無兵守備。第一階段作戰後，日軍又從長江下游第13軍調運3個步兵大隊、1個山炮大隊以加強第11軍，並以6個汽車中隊向前線運送大批作戰物資，中國方面竟未發現，仍然處於麻痹狀態，仍在等待日軍自行東返。日軍經過整補，突然轉而向西，長驅直入。軍事委員會和第五戰區措手不及，倉猝調整部署，全盤頓時錯亂，根本組織不起有效的防禦，戰略重鎮宜昌的陷落自不可免。

這對後面的抗戰，在軍事上和心理上更增加了困難。這完全是統帥機關對日軍戰略和戰役企圖判斷錯誤所造成。如能在全戰役計劃中顧及日軍西犯的可能，控制較強的戰役預備隊；退一步講，如能在第一階段作戰結束到日軍西渡漢水的10天空隙時間內判明日軍動向，調整部署於先，當仍可保持一定的主動性，給日軍以更大打擊，而減少己方的損失。

各戰區之間以及戰區內各部隊之間缺乏積極主動的策應，也是導致此次會戰失利的重要原因(這一弊病在歷次會戰中反覆出現)。日軍為遂行此次會戰，從長江以南和長江下游抽調了大批部隊，也就是說，從第九、第三戰區當面抽走了大批部隊，這使日軍在其佔領區內本來就很分散、薄弱的守備力量更加分散，更加薄弱。

第九、第三戰區如能乘此機會向當面日軍發起強有力的攻勢，必能收到較冬季攻勢更大的戰果，威脅日軍後方，給第五戰區以有力的策應。但第九、第三戰區雖有所行動，卻遠不夠積極、有力。蔣介石曾於5月3日致電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和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要他們「乘敵移動，予以一大打擊……第九戰區應乘虛蹈隙，進襲當面之敵，使第五戰區作戰容易……第三戰區應加強沿江兵力，積極邀擊敵艦，截斷長江。」

然而，很遺憾這一命令也未得到認真執行。同樣，在第五戰區內，軍事委員會和第五戰區也曾要求第21、第29、第31各集團軍先發制敵，進攻日軍後方，威脅漢口，確實截斷平漢線，但這些訓令發出後多未付諸實施，軍事委員會和戰區也未嚴格督查，敷衍了事。

棗宜會戰歷時近兩個月，中國軍隊英勇抗戰，沉重打擊了日軍，戰役雖然最終失敗了，但以張自忠將軍為代表的中國愛國軍人偉大的抗戰精神給日軍以強烈震撼。戰役的失敗也給正面戰場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中國丟失了鄂北鄂西江漢平原富裕的產糧區，日軍在宜昌修建飛機場對重慶等大後方地區狂轟濫炸，加上歐戰的不利形勢，種種因素的綜合，極大影響了重慶國民政府的抗戰意志，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悲觀消沉局面，而這正是日本迫降政略中最希望看到的。

棗宜會戰後是中國抗戰最危險的時期。但同時，在這種形勢下，激烈全國抗戰士氣、推動抗戰繼續前進的重任進一步落到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敵後戰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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