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立學以讀書為本——近代著名學者的讀書生活

最新 07-01

「身以立學為先，立學以讀書為本」。近代中國之所以名家輩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些名家大師愛讀書、善讀書，他們持之以恆徜徉於書海中，從中汲取了豐富的養料，成就了自己思想的高度。如今重溫近代著名學者的讀書生活，看看他們是怎樣讀書的，學學他們有效的讀書方法，可能會給我們帶來些許有益啟示。

一、「各形各色」的讀書生活

近代著名學者讀書，可謂各形各色、情狀不一。語言學大家林語堂做事別具一格，讀書也不按常理出牌。林語堂自詡為「書淫」，崇尚快樂、隨性地讀書。他最討厭「正襟危坐」伏案就讀，最推崇李清照和丈夫趙明誠花前月下怡然自得的讀書。著名畫家豐子愷則與林語堂恰恰相反，非「正襟危坐」而不能讀書。豐子愷自謙，說自己腦笨，看書看到後面，就會忘掉前面，最終顆粒無收，失了讀書的信心和趣味。「笨」人有笨法。每次讀書，豐子愷準備好筆記本和筆，一本正經坐在書桌前，埋首苦讀。

胡適則二者兼有之，圖書館、書房裡「正襟危坐」能讀，車船馬上、花前月下也能讀。他兜里總揣著一本口袋書，隨時拿出來讀，他的不少文字就是在輪船上、火車上、旅館中寫出來的。胡適北京的家中，馬桶邊「放著幾冊書、一紮紙、一支筆」。他儘可能利用一切時機讀書，並將之名為「廢棄光陰讀書法」。同樣惜時如金的還有人口學家馬寅初。20世紀30年代，馬寅初身兼多所高校教授，需要經常往來於京滬杭三地。旅途中的馬寅初從不與人攀談，自覺過濾掉周遭的嘈雜，埋首苦讀。此番景象讓人想起當年毛澤東在長沙鬧市讀書的情景。顯然，雜務過多、無暇讀書的胡適、馬寅初只能「見縫插針」，利用一切時機讀書，而這為他們成為各自領域的行家裡手奠定了基礎。

這些名家之所以愛讀書，是因為他們認為讀書很快樂。王雲五言：「無論什麼事再沒有比讀書那樣快樂的了。」傅斯年作對聯稱：「讀書最樂，鬻書亦樂；既讀且鬻，樂其所樂。」對話歷史的先哲，蕩滌紛繁浮華的功利，提顯本性美好的精神，留存空靈純真的心性，這是讀書帶來的極致快樂。

「書猶葯也，善讀之可以醫愚」。在條件並不發達的近代，讀書是知識分子獲取知識的主要渠道。四角號碼發明者王雲五未進過正規學堂，沒有正規學歷，卻著述等身，桃李滿天下，他就是靠讀書自學獲得知識的。

讀書之於這些學者還有修身養性的功效。蔡元培年近花甲，精神抖擻，有人問其養生之道，蔡元培答曰：「我是由修養上得來的，對於同樣發惱的事務，一概摒除，並且時常閱覽美術書及金石等。」正如其言，讀書確實可以養性，可以去邪性，養正義；去暮氣，養朝氣；去迂腐，養靈性；去燥性，養和氣。腹有詩書氣自華，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顯然，這些學者讀書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讀書帶給他們的體驗也不盡相同。當年一家報刊邀請各行翹楚開一個「青年人必讀書目」，大多數人婉拒了，因為他們認為讀書是一件因人而異的事，讀什麼書無法開出一個篇目，讀書的地點、時間同樣也沒有最優的選擇，只要適合自己就好。但是，這些名家「各形各色」讀書的背後，仍有一些共同的讀書方法值得借鑒。

二、值得借鑒的讀書方法

1.持之以恆的興趣和毅力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王國維譽之為讀書境界之一，意為讀書要刻苦，即使面容憔悴、身體消瘦也在所不惜。但凡在學界大成者，對讀書都近乎痴迷。一代名師蔡元培，年少時在家中閣樓讀書，因過於投入，竟不知家中著火，待到家人上樓才知險情，鄉人因此戲謔其為「書痴」。蔡元培不掩蓋自己對讀書的痴迷，說從自己十餘歲開始讀書起，除了大病或者其他特別原因外，不可一日不讀書。

雖然條件艱苦，讀書環境不好，但這些痴迷讀書的大師們總會以奇思妙想克服困難。夏天蚊蟲多，蔡元培讀書時，把腳浸入水桶里，以免蚊子叮咬，擾了自己讀書。魯迅在日本留學期間，住在一個簡陋客店裡。蚊蟲來襲，魯迅便用床單裹住全身，單衣蒙頭，只露出鼻孔和眼睛，儼然一木乃伊，然後饒有興趣地讀起書來。

如痴如醉可以表達這些學者痴迷讀書的心境，而如琢如磨則可形容他們讀書的鑽研精神。思想大儒熊十力講自己：「每日於百忙中，須取古今大著讀之。至少數頁，毋間斷。尋玩義理，須向多方體究，更須鑽入深處，勿以浮泛知解為實悟也。」成大師者，還需有刻苦鑽研的精神，走馬觀花似的讀書肯定不能成就學界泰斗。胡適做國學時，同樣也是「鑽入深處」，下苦功夫認真研讀國學材料，以至於歷代每個帝王的年代、年號都記得清清楚楚，以後找材料時，總能信手拈來。

常聽人說，文學與其他學科埋首卷經、刻苦鑽研不同，更需要靈感與天賦，但文學大家錢鍾書似乎打破了這個規律。許振德回憶說，錢鍾書在清華時「以一周讀中文經典，一周閱歐美名著，交互行之，4年如一日。每赴圖書館借書還書，必懷抱五六巨冊，且奔且馳，且閱畢一冊，必作札記，美哲愛迪生所謂天才乃百分之九十九之血汗及百分之一靈感合成之語，證之錢兄而益信其不謬」。正是因為有了刻苦耐勞的鑽研精神，這些大家才能在思想學識上達到一般人所不能企及的高度。每個領域研究方法雖不同，但下苦功卻是每個學者通往成功的必經之途。

2.堅持讀寫相結合

中國傳統私塾教育強調讀書「三到」，即眼到、口到和心到。胡適加入了「手到」，發展為「四到」。魯迅又加入了「腦到」，發展為「五到」。筆者以為，「腦到」與「心到」並無二意，均指讀書要用心思考，實無必要將之單列出來，魯迅「五到」即胡適「四到」之意。那麼，何為「四到」？「眼到」就是閱讀時不能馬虎；「口到」即「誦讀」通篇；「心到」則是用心思考和分析鑽研；「手到」即標點分段、查閱字典和資料、記讀書筆記等。其實，「眼到」「口到」「心到」是讀書最基本的要求。從古至今，從私塾到學校，「三到」是課堂上的基本標準。認生字、默生詞，早讀晚誦，思考提問，正是「三到」。筆者在此想強調的是「手到」。

記筆記的好處再強調也不為過。朱光潛曾說：「讀過一本書，須筆記綱要精彩和你自己的意見。記筆記不特可以幫助你記憶，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細，刺激你思考。」朱光潛所言極是。很多人讀了不少書，但收穫不大，合上書就忘記了內容。記筆記可以解決這一問題。

記筆記相當於複習，加深了對書本內容的記憶；記筆記還可以使人發現問題，促人思考。

在近代眾多名家大師中，尤其要提愛記筆記、善記筆記的錢鍾書。錢鍾書一個清華同學回憶說，錢鍾書讀書「起勁時，圖書館庫里的書，逐排橫掃，他喜歡把書里精彩或重要的部分，在旁邊用粗鉛筆畫上豎線，可惜我當時沒有學乖，否則只去找他畫有粗黑線的部分讀，也可以省時省力多讀很多書」。現在看來，錢鍾書這種丹青滿書的做法似乎有點兒不可取，畢竟是公家的書，但其精神可嘉不疑。

在原書上劃重點是錢鍾書隨興而起的一種筆記方式，更多的時候，錢鍾書還是將筆記另作於本子上。有人說錢鍾書記憶好，過目不忘，錢鍾書的夫人楊絳卻不以為然，她說錢鍾書「只是好讀書，肯下功夫，不僅讀，還做筆記。不僅讀一遍兩遍，還會讀三遍四遍，在筆記上不斷地添補」。錢鍾書「做一遍筆記的時間，約莫是讀這本書的一倍」。書非借不能讀也，錢鍾書認這個理兒。所以錢鍾書家藏書並不多，筆記倒是一摞一摞的。到底有多少？楊絳說：「鍾書的筆記從國外到國內，從上海到北京，從一個宿舍到另一個宿舍，從鐵箱、木箱、紙箱，以至麻袋、枕套里出出進進，幾經折磨，有部分筆記本已字跡模糊，紙張破損。」具體數據為：211個外文筆記本，共34000頁；83個中文筆記本，15000頁左右；23本《日札》筆記本（以讀書時感想與思考為內容的筆記本），2000多頁。錢鍾書的筆記本價值甚至比書大，不僅反映了他自學的歷程，而且是其思想觀念的提煉，對於研究錢鍾書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應該是一份極有用的遺產。幸運的是，商務印書館已將之掃描，編輯為《錢鍾書手稿集》印行，為研究者保留了一份珍貴的財富。

大多數學者有讀書記筆記的習慣，即便是被胡適稱為「人世間一個最難得最稀有的天才」的傅斯年亦如此。當年還是北大學生的傅斯年，遇到不懂的字、詞便記下來，隨時向師長請教，有時找不到紙，便寫在手上、胳膊乃至大腿、肚皮上。夏天易出汗，傅斯年常常渾身都是墨跡。天才的傅斯年讀書都是如此勤勉，要靠筆記來加深印象，何況我們？

3.在廣泛涉獵的基礎上精讀專業書籍

綜觀近代著名學者不難發現，他們既是學貫中西、通古博今的大家，又是在某個行業和領域造詣深厚的專家。這與他們精博結合的讀書方法密切相關。用胡適的話來表達這層意思，即「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就如金字塔，塔的高度代表著最精深的專門學問，從最高點向下，代表著旁搜博覽的各種相關或者不相關的學問。塔底的面積代表了學者博大的範圍，塔底越大，塔越穩固。簡言之，讀書既要博採眾長，又要深入精專。南朝劉勰說：「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博學厚積是讀書的基礎階段。廣博的知識是精深鑽研的基礎。只有在廣泛佔有知識的前提下，眼光才能放遠，研究才能深入。用朱光潛的話來說：「不能通就不能專，不能博就不能約，這是治任何學問所必守的程序。」魯迅的比喻亦可作一註腳：讀書如蜜蜂采蜜，只有採集過許多花，才能釀出蜜來。倘若叮在一處，所得就非常有限，非常枯燥。魯迅求學時，除了自己的專業，天文地理，花鳥蟲魚之書，無所不讀。魯迅過年時好算書賬，看看自己當年到底買了多少書，讀了多少書。魯迅《書賬》顯示，從 1912年5月到他逝世前的1936年 10月，魯迅購藏的圖書共有3043 種，9452冊。這些圖書涵蓋面廣，涉及不同的學科，從中可見魯迅讀書之廣博。

當然，「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從古到今，從西到中，書籍浩如煙海，而一個人的精力和時間是有限的，所以不能一一窮盡卷帙，必須有選擇性地讀書，巧妙地吸取書籍的精髓。讀書簡本，瀏覽標題或書摘，閱書評，看報紙，都是廣泛涉獵的讀書方式。廣泛涉獵後，就要加以選擇地對自己所從事專業和領域進行分門別類的精度細讀、深入鑽研，也就是廣和深的結合。 1918年，蔡元培贈上海美專四個字—「閎約深美」。時任上海美專校長的劉海粟解釋：「『閎』就是知識要廣闊；『約』就是在博採的基礎上加以慎重的選擇，吸收對自己有用的東西，人生有限，知識無窮，不能把攤子鋪得太大，以便學有專長；『深』就是鑽研精神，要入虎穴、得虎子，百折不回；『美』就是最後達到完美之境。」即博採眾書的目的是要達到精深鑽研，如此方能達到完美的讀書境地。

如果只是博覽群書，而無精深鑽研，最後讀書可能就會淪為只知皮毛不知內里，讀者也會迷失於茫茫書海中。美學家朱光潛主張讀書要精博結合，但他更強調精讀，因為「書籍愈浩繁，而讀書也就愈不易。……書多易使讀者不專精。……書多易使讀者迷方向。」所以朱光潛強調：「讀書……最重要的是選得精，讀得徹底。」

持「金字塔」論的胡適，就是將博與精巧妙結合的一個典範。胡適云：「致其知而後讀。」讀得多，就好像多戴了幾副好的眼鏡，增加了參考的材料，所以再去讀一本書的時候，就容易得到暗示，遇到疑難也能迎刃而解。胡適也知道，徜徉於浩繁書海中，固然是一件愜意的事，但若處理不好，則讀書就會沒有系統性、專業性，得不到對某一領域精深的理解。在博覽群書時如何克服這一弊端？胡適認為，要帶著問題去讀書。圍繞著疑難問題而展開的讀書，不會因為卷帙的浩繁而流連忘返，失了初衷。胡適自己也是這麼做的。晚年的他曾花多年的時間去看相關的書，查閱相關的資料，只為求證一個問題，即戴震所做《水經注》的研究工作的可信性。最後「千帆過盡」，閱讀了大量的相關論著後，胡適證實了戴震並沒有剽竊他人的成果。當時很多人都不理解胡適，胡適卻認為自己發現了一種文史考證的方法。文史研究確實需要廣博知識和豐富史料的積累，才能互相印證，得出歷史的真相。

胡適的這一方法與古人所說的「六經注我」有異曲同工之妙。受胡適此種方法影響的顧頡剛稱胡適為「引路人」，是胡適教給他選材料、讀材料的功夫，帶他走上了古史辨之路。1920年，剛從北大畢業的顧頡剛留母校圖書館任職。初入職場，薪酬微薄，顧頡剛向喜提攜後生的胡適求援。胡適安排顧頡剛標點《古今偽書考》。《古書偽書考》內容不多，精通古文的顧頡剛只需幾日就能完成標點。但顧頡剛卻一去半年，不曾交卷。待到交卷時，胡適發現，顧頡剛旁徵博引，每條引文，都去翻查原書，仔細校對，註明出版，註明原書卷第，註明刪節之處。顧頡剛為此翻遍了北大圖書館，把古人造偽和辨偽的事也弄清楚了。於是顧頡剛向胡適建議編輯出版一套「辨偽叢刊」，這就是顧頡剛辨古史的開端之作。顧頡剛能成為古史辨專家，原因就在於他對浩繁古史的熟練掌握。這亦可證明，精與博必須有效結合。

當然，民國大家的讀書生活及其方法並非一篇短文能述盡，他們的讀書之於我們的啟示，也非三言兩語能說清。筆者只想以一篇小文來表達，老一輩名家學者的讀書至少可以告訴我們，我們需要讀書來達到一種更圓滿的人生境界，我們需要有方法的讀書來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者：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副教授）

（責任編輯范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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