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木真與耶律大石在這點上完全一樣，所以他們建立的王朝很快完了

原標題：鐵木真與耶律大石在這點上完全一樣，所以他們建立的王朝很快完了

提示：西遼附庸國的國王們都享受著「菊爾汗」的待遇，「菊爾汗」意為「汗中之汗」，雖然附庸了西遼，但在其所管理範圍內依然是自己說了算，類似於自治，而「沙黑納」不過是收取年貢或者稅銀而已。這對一個政權來說是極其要命的，事實也是契丹人能迅速雄踞中亞東部，並不是東亞軍事水平臨駕世界同期水準的體現，而是寬泛的民族與宗教政策實行後出現的短暫繁榮。

不管怎麼說，耶律大石都是一位英雄。他的意義在於率領遼國余部，在新疆中亞地區建立的契丹政權，並在那裡範圍極廣地傳播了中國文化。歷史上把這個王朝叫作西遼，亦稱哈剌契丹或黑契丹。「哈剌」是音譯，帶有明顯的中國文化色彩，即屬水的北方在五行學說里代表的黑色。西遼人將自己的王朝命名為「哈剌」，當然只有一個用意，那就是他們的根在中國，他們屬於中國的北方之人。

這一點，與信奉伊斯蘭教的喀喇汗王朝是完全一樣的，「喀喇」同「哈剌」，都是中國北方的意思。喀喇汗王朝雖然以伊斯蘭教為國教，但其君主在其汗名前，卻有意識地加上了「桃花石」三個字，而一些史籍表明，「桃花石」之意即是中國。事實也是喀喇汗王朝是中國古代最西邊的一個地方割據政權，朝貢宋朝中央政府。

這個王朝後來轉為西遼的附庸，讓音譯的「喀喇」與「哈剌」完全重合成了「中國的」。1132年，當耶律大石在葉密立鞏固住地位之後，開始擴大領域。1134年初，喀喇汗王朝主易卜拉欣聽說耶律大石率領大軍駐紮在邊境，便派出使臣，請求他到他的都城巴拉沙袞去。

今天，我們很多史學家都說，易卜拉欣這麼做，是因為葛邏祿人和康里人不再服從他，而且經常欺凌他，襲擊他的部屬和牲畜，使他無法控制局勢。進而將他定性為「一個無能的人」。這種說法也許是對的，但明顯有些局限了，我們不說易卜拉欣「渴閑求能」的境界，單憑伊斯蘭教主張和平、寬容、仁慈的基本教義，易卜拉欣的這種做法就很難能可貴了——沒有什麼能比和平更重要。

耶律大石接到請求後，便率領大軍開進巴拉沙袞。耶律大石把易卜拉欣汗降封為王，保存了東部喀喇汗王朝對喀什噶爾與和田的統治，作為附庸國；同時也對這些地區派出軍隊。巴拉沙袞地區，是可耕可牧的「善地」。於是，耶律大石決定建都巴拉沙袞，後將其改名為虎思斡耳朵，改延慶三年為康國元年。他把沙黑納（意為監督官）派往各地，康里人也服從了他的統治。（魏良弢《西遼史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

在這裡，「沙黑納」這個名稱或者職位應該被我們注意，它是波斯語shahna，相當於突厥語的「巴思哈」(basqaq)。這個職位在後來蒙元帝國中被得到廣泛應用，即「達魯花赤」，亦做「答魯合臣」、「達魯噶齊」。在蒙古語中意為「鎮守者」。達魯花赤是蒙元時期具有蒙古民族特點和設置最為普遍的官職,始設於成吉思汗時期，有元一代置而不廢。今天的史家普遍認為，對這一官職作系統全面的探討將有助於蒙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尤其是職官制度、民族關係以及元代中國與周鄰國家和地區關係的深入研究。

現在，我們基本可以了解到達魯花赤是怎麼來的，雖不能直接說成吉思汗是學習了耶律大石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這裡面是有一定傳承的。而這一設置對當時的社會發展及政治走向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我們都知道這樣一個史實，即西遼是伊斯蘭教傳人中亞和新疆西部、南部地區以來，在這裡建立的第一個非伊斯蘭政權，跟隨耶律大石西征的軍隊中有大批漢人，因此這個政權典章制度除作必要的變通和修改外，始終頑強地保持著自己的傳統，在各方面都強烈地表現出自己的文化特色。雖然僻處西域，耶律大石依然仿照遼國舊制，上尊號為「天佑皇帝」，並改元為「延慶」，冊立皇妃蕭氏為「昭德皇后」；同時規定王朝官方語言為漢語。這不僅到其附庸國產生影響，而且成了中國文化向更廣闊範圍傳播的基礎。

當時，西遼統治的地域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區。生活在這裡的民族除契丹族外，還有漢、回鶻、葛邏祿、樣磨、塔吉克、栗特、吐蕃、蒙古等民族和操回鶻語的一些部落，還有波斯人、阿拉伯人、敘利亞、猶太人等。流行的宗教有佛教、儒教、伊斯蘭教、襖教、摩尼教、景教、道教、薩滿教、猶太教等等。其中伊斯蘭教和佛教是信仰民族和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兩個宗教。

雖然，西遼的建立改變了過去喀喇汗國法定以伊斯蘭教為國教，但西遼並沒有將佛教定為國教，相應地由於其寬泛的民族宗教政策，使佛教、伊斯蘭教、景教、薩滿教、摩尼教和猶太教在其境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呈現出了一派宗教多元的局面。而這又是為什麼呢？即要回到我們前文中所說的「沙黑納」這一設置或者是制度。

根據史料記載，西遼對其歸併的地域的城鄉居民的所有權沒有做任何改變，耕地仍歸居民耕種。居民只交很輕的稅，每戶納一個狄納爾（中亞地區金幣，重約7～8克）。對其附庸國的國王採取的辦法是，讓他們繼續統治本土，發給他們一塊銀牌做為歸順的標誌，而西遼政府派一名沙黑納派駐在那裡，負責徵收年貢以滿足政府所需。

這樣做可以減少征伐以及所需，快速完成自我統治，在短時間內使社會出現繁榮安定之局面，但從長遠來看卻並不是那麼一回事，甚至會適得其反。西遼的建立者當然是清楚這些的，但初到中亞的他們似乎是除此之外並無他法，也就是說只能以此維持現狀，並沒有能力將意識層面的東西滲透至社會的方方面面。當然，這也為西遼的快速滅亡打下了伏筆。

我們應該看到，西遼附庸國的國王們都享受著「菊爾汗」的待遇，「菊爾汗」意為「汗中之汗」，雖然附庸了西遼，但在其所管理範圍內依然是自己說了算，類似於自治，而「沙黑納」不過是收取年貢或者稅銀而已。這對一個政權來說是極其要命的，事實也是契丹人能迅速雄踞中亞東部，並不是東亞軍事水平臨駕世界同期水準的體現，而是寬泛的民族與宗教政策實行後出現的短暫繁榮。到其未期真正意識到這一問題，已經或多或少有些來不及了。

但是，不管怎麼說，西遼的建立曾經一度使伊斯蘭教失去了過去的獨尊地位，從而既有利於遏制伊斯蘭教上層勢力的膨脹，防止其以勢干政。讓人感到可惜的是，蒙古帝國崛起後，雖說於1218年滅消西遼，但卻「傳承」了「沙黑納」制度，只注重而不十分重視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塑造，進而使蒙元帝國同西遼一樣，成了一個短命的王朝。

今天，很多史家在研究這段歷史時，都不願意深度觸及這一點，但它在中國歷史上卻是一個真實的存在，也值得我們今人的重視與借鑒，甚至是學習。它告訴我們這樣一個道理，只知道收銀子的政權也許在短時間內將文化傳播得更遠，但自身卻不會走得很遠。（文/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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