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史記》中的「復仇」故事看司馬遷的復仇觀
復仇，是各類文學作品最愛敷衍的題材之一。從弗萊的原型批評研究可以得知，原型是「一個象徵，通常是一個意象，它在文學作品裡反覆出現，足可被認作人的文學經驗之總體的因素。」復仇在各個民族、各個國家、各個時代都曾多次出現，也可被稱作是原型。在古代中國，復仇故事通常由口口相傳、並由史書記載下來。《史記》作為漢朝為止規模最大、體例最全的史書，對復仇題材也有很多描寫。具體來說，《趙世家》《伍子胥列傳》《范雎列傳》提供了最完整、動人心魄的復仇事例，其他也有諸如蘇秦面折其嫂，韓信報胯下之辱的故事，但篇幅都較為短小，對復仇的手段及方式沒有進行詳細敘述，此篇文章就不做深究。
《史記》中這些赫赫有名的復仇故事，在後代不僅被敷衍成戲劇、小說，成為民間歌頌的對象，也被譯往國外，如趙氏孤兒在元代被伏爾泰譯作《中國孤兒》。可以說，《史記》對後世的復仇觀念影響深遠，其復仇情節的曲折、顛覆少數可能有虛構成分，但大多數還是來自歷史上的真實事件。這不得不說是與司馬遷的復仇觀念有關，「李陵之禍」使司馬遷飽受酷刑的折磨，但他為了完成《史記》這部煌煌著作，只得隱忍苟活。因此，《史記》中這些復仇情節正是司馬遷憤懣不平思想的發泄，越發充滿了真情實感與動人心魄的力量。「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史記》中的復仇故事正是這樣與司馬遷的生平遭遇相映成文，給我們無限的遐想與探究。
01
復仇的原因
趙氏孤兒的故事是血親復仇的代表。血親復仇在宗法社會中是最為主流的復仇故事，通常是由某個有名望、值得信賴的長輩告訴主角身世，再由主角完成對上一輩仇怨的復仇行動，這也是中國復仇故事的典型。血親復仇是行孝盡孝的體現，也是對人倫綱常的維護，倘若為人子不能做到為父報仇，則其個人品行便會受到非議。晉靈公時，武臣屠岸賈與文臣趙盾不和，設計陷害趙盾，在靈公面前指責趙盾為奸臣。趙盾全家三百餘口因此被滿門抄斬，僅有其子駙馬趙朔與公主得以倖免。後屠岸賈又假傳靈公之命，迫使趙朔自殺。公主被囚禁於府內，生下一子後託付於趙家門客程嬰，亦自縊而死。程嬰將嬰兒放在藥箱里欲救出孤兒，負責看守的將軍韓厥同情趙家看不慣屠岸賈的惡行，放走程嬰與趙氏孤兒後為保證孤兒的絕對安全亦自刎。程嬰攜嬰兒投奔趙盾老友公孫杵臼。此時屠岸賈急欲斬草除根，為搜出孤兒便假傳靈公之命，要將全國半歲以下一月以上的嬰兒殺絕。程嬰與公孫杵臼商議，決定獻出自己的親生兒子以保全趙家血脈。後程嬰便向屠岸賈告發公孫杵臼私藏趙氏孤兒，屠岸賈信以為真，派人找到嬰兒並殺死。公孫杵臼大罵程嬰和屠岸賈后觸階而死。屠岸賈心事已了，便收程嬰為門客，將其子程勃（實為趙氏孤兒）當作義子，又取名屠成。二十年後，趙氏孤兒長大成人，程嬰告訴其實情。趙氏孤兒悲憤不已，決意報仇。此時靈公已死，悼公在位，程勃將屠岸賈專權橫行、殘害忠良之事稟明，悼公便命他捉拿屠岸賈並將之處死。趙家大仇得報，趙氏孤兒恢複本姓，被賜名趙武。
伍子胥為父親、兄長復仇，也是血親復仇的代表。伍子胥遭到楚國太子的老師費無忌的陷害，父親和兄長都被楚平王殺害了，他被迫逃往吳國。司馬遷在《史記·伍子胥列傳》中對伍子胥復仇過程作如下描述：遭奸佞，父兄被殺；圖雪恥，亡走異國；過昭關，越險赴吳；存大志，助闔閭立；謀國事，數請伐楚；得良機，引兵入郢；鞭王屍，終雪大恥。
不同於以上幾種類型，范雎的復仇是為個人尊嚴、名譽進行的復仇。范雎早年家境貧寒，投在中大夫須賈門下當門客。魏昭王讓須賈出使齊國，范雎隨往，憑雄辯之才深得齊王敬重。齊王欲留他任客卿，並贈黃金十斤，牛、酒等物，均被謝絕。須賈回國，不僅不讚揚他的高風亮節，反向相國魏齊誣告他私受賄賂，出賣情報。魏齊命人把范雎打得遍體鱗傷。范雎佯裝死去，舍人稟告正在飲酒的。喝得面紅耳熱的魏相命僕人棄其於茅廁之中，讓家中賓客撒溺。被扔到野外的范雎乘夜爬回家中，藏於民間，化名張祿。
02
復仇的手段及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弗孟子曰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伍子胥忍辱奮鬥，頑強不屈，最後復仇成功的經歷正是對孟子這段話最準確的詮釋。伍子胥在逃往吳國時,一路歷經磨難﹑備嘗艱辛。伍子胥先至宋,遇宋有亂又與太子建奔鄭國,太子建謀鄭國被除殺,而後和太子建之子勝逃往吳國,逃亡中至昭關,昭關欲執之， 「伍子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賴一漁父渡之，「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伍子胥為了復仇，疾病、乞食、九死一生，命運可謂悲慘。司馬遷在描述這個過程中極力體現的伍子胥為復仇忍受的苦難和艱辛，把伍子胥含辛茹苦、隱忍就功名的復仇英雄形象描繪得真切感人。
伍子胥在復仇過程中借吳國之力報父兄之仇，「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然後已。」可以說，伍子胥是仇報恥雪，名震天下。
在《伍子胥列傳》結尾「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讚賞之意溢於字裡行間。我們從司馬遷的評價中不難看出，他對伍子胥這個復仇人物的偏愛。這種偏愛與他獨特的心理有密切的關係，司馬遷因李陵事件遭受宮刑，不僅生理上受到嚴重損傷，心理上也受到嚴重的摧殘，使他承受著奇恥大辱。封建時代講「忠孝」、「務本莫貴乎孝」，而保護好自己身體是孝的第一要義。《孝經》雲「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教之始也。」司也遷也深知「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 、「仆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所笑，以污辱先人，亦有何面目復上父母丘墓乎？」所以受宮刑，不僅辱沒他本人，也污辱了他祖先。這必然在他心中產生強烈的復仇情緒。這種強烈的復仇意識使得他的認知心理和審美心理發生了改變，也使得他對冷酷現實有了與常人所不同的認識和感受，對於那些敢於與命運抗爭，歷經磨難，頑強不屈，「棄小義，雪大恥」的復仇者，他由衷地敬佩和喜愛。他們的經歷對他而言彷彿一面鏡子，從他們身上看到了自己復仇的希望。由於漢武帝的專制，司馬遷不能用傳統的殺人復仇的方式，也不能用韓信、范睢等人嘲諷的方式，他選擇了發憤著書來實現自己復仇的願望，通過對復仇人物的描寫，在自己的內心架 構起一個理想怕復仇世界，所以他常常在描述復仇人物時產生一種幻化意識，彷彿自己成了書中的復仇者，盡情地渲瀉自己憤怒的情感。在記錄伍子胥的復仇的過程中，伍子胥的復仇史傳達出他強烈的復仇意識，成為了他向漢王朝復仇的代言人！他那不甘屈辱，不甘沉淪的思想和靈魂找到了釋放的缺口，他強烈的復仇心理和情感找到了寄託和抒發。
他認為假若伍子胥為盡孝而與父親一塊死，那麼他的死「何異螻蟻」？毫無價值和意義。而伍子胥為復仇選擇了「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的「忍就功名」之路，司馬遷認為「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言為心聲，司馬遷的復仇思想在其議論中一覽無餘。在《報任安書》中他曾就自己選擇宮刑袒露心聲「假令仆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在生與死的問題上，司馬遷認為：一個人如果有怨仇，為保全氣節放棄復仇而去死，其死不過是保全了「小義」，是「輕於鴻毛」的。如果為實現復仇之願，能「棄小義，雪大恥」，其價值「重於泰山」，因而世人評價說「太史公滿腹怨言，亦借題發揮，洋溢於紙上，不可磨滅矣。以傷心人寫傷心事，哪能不十分出色」 。
03
司馬遷的復仇觀
司馬遷常常讚揚那些在生與死、義與利面前捨生取義，重義輕生的俠士、刺客，他們的復仇「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的俠義之舉卻是可敬可佩的。《伍子胥列傳》在圍繞伍子胥復仇這一情節展開的同時，又塑造了一組復仇人物的形象，其中一個就是白公勝在復仇時所養的「死士」石乞。司馬遷對這一小人物亦傾注了自己的一腔激情。當白公勝復仇失敗自殺山中後，石乞被虜，當楚王問其「白公屍處，不言將烹」時，石乞無所畏懼地說「事在為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屍處，而石乞終被烹。本來白公勝的復仇是本傳的餘波，小人物石乞之死本可不費筆墨，而司馬遷飽含情感，把他的死寫得非常悲壯。這樣的死，司馬遷認為死得其所，士為知已者死。很顯然，這表現了司馬遷「捨生取義」、「重義輕生」的倫理道德觀，他與李陵「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情之餘歡」 ，當李陵出事時，他仗義直言為李陵辯解，同時也是盡忠直言，不想漢武帝枉殺良將。後來司馬遷身陷囹圄，卻「交遊莫投，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莫不讓人心寒，司馬遷此時的仇恨心理是可想而知的。他筆下的伍子胥也是因為直諫吳王后被吳王賜死，可以伍子胥的悲劇結局是他的真實寫照，而最後伍子胥的那一聲驚天地的復仇之聲，亦是司馬遷內心強烈復仇意識的吶喊！
司馬遷繼承了孔子以道統為己任的君臣心理，這在《史記》中有明顯的表達，《太史公自序》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後五百歲而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有五百歲，有能紹明，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人何敢讓焉。」司馬遷對孔子及對《春秋》給予極高的評價，對孔子所從事的偉大文化事業熱烈嚮往，他把《史記》著述與孔子聯繫起來，司馬遷的精神生命因而找到了一個崇高的支撐點。他認為天下之道集於自己一身，挽狂瀾，拯焚溺的大任非己莫屬。他自視甚高，充滿信心，毫不客氣的要做孔子第二，周公第三。他以孔子寫《春秋》自比，他要用「深切著明」的歷史事實，來幫助人們「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事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以達到表現自己的社會理想，改良現實政治的目的。正當他懷抱理想，專心著書時，慘遭宮刑，成了人類所不齒，天地所不容的異類。這勢必形成巨大的心理反差，由這種心理反差萌發復仇信念。而司馬遷在其父司馬談臨終之時繼承遺命，要編寫《史記》以遺後世，這種強烈的要創作第二部《春秋》的信念支持著他「就極刑而無慍色」，並且隱忍苟活下來，「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又不表於後色也」，司馬遷將這種卓越的生死觀復仇意識滲透到了《史記》中，才塑造了這個「棄小義、雪大恥」的伍子胥形象，在《伍子胥列傳》中司馬遷賦予伍子胥的生死觀即是他在痛苦中形成的「人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的生死觀，這種對生死的透徹分析，才使得他忍辱負重，將自己對社會和統治者滿腔的憤慨盡情揮灑出來，發憤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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