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生能否做朋友：一次大學師生關係調查結果

知識 07-02

圖源：Pixabay.com

摘要

長期以來，中國大學師生在課外的交往界限問題，並沒有得到清晰的闡述，也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針對此問題，本研究運用問卷調查法，結合訪談，從學生的視角探討了中國大學師生38種交往行為的適當性及其背後的界限問題。

調查發現：中國大學生對於師生交往界限的認識較為清晰，但個別交往行為值得商榷；交往界限的性別差異與社會性別角色和男女生不同心理特點緊密相關；交往界限的「大四現象」受到社會化影響，映襯出中國大學道德教育的缺失。

撰文 | 劉愛生（浙江師範大學田家炳教育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

責編 | 程莉

國內關於中國大學師生交往的研究早已有之，但多是一些抽象的論述或僅限於傳統課堂環境下師生的互動關係。在課堂之外，師生交往中哪些行為是不合適的，哪些是合適的，長期以來並沒有得到清晰的闡述，也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不過，隨著校園性騷擾議題的浮現和師德建設的重申，這個問題開始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2014年10月教育部發布《關於建立健全高校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其中划出的兩條「紅線」（不得索要或收受學生及家長的禮品、禮金、有價證券、支付憑證等財物；不得對學生實施性騷擾或與學生發生不正當關係）。

顯然，教育部的著力點在於「師德建設」，但其對師生交往划出的「紅線」，實質上涉及到師生交往的界限問題，準確的說是職業界限——指一種看不見的結構（invisible structures），是可為和不可為的分界，由法律法規、倫理道德和行業規範所限定，其目的是讓專業人員和被服務對象能夠在一個安全範圍內互動，以保護和尊重各自的權益。加伯德（Gabbard）等人指出：「界限意味著距離感、職業的尊嚴」。目前，國內外很多行業協會都制定了倫理守則，提出專業人員「有責任設立清晰的、合適的和有文化敏感性的工作界限」。

就教育部划出的「紅線」而言，它發生的概率相比較小，也較為極端，且大部分是不符合職業倫理的，人們很容易在道德上作出判斷。現實中更有可能發生的是傳統課堂之外的交往行為。例如，教師接受學生的請客這一行為，就不同於以上極端的情況。不同群體對這些交往行為的看法，實質上反映了各自眼中的師生交往界限。

那麼，在大學生眼中，師生交往的界限在哪裡？不同性別、年級的大學生又存在哪些差異？本研究將對此進行探討。之所以選擇學生的視角而非教師，是因為教師與學生存在權力差異，學生處於劣勢地位。在師生交往中，哪些行為合適與否，學生作為受動者，更具發言權。

需要說明的是，本調查只選取了東部的某一所綜合性大學，而沒有涉及中西部的大學，且研究樣本數量偏小。因此，結論的可推廣性有待進一步探究。未來的研究如果能把教師和研究生納入考察的範圍，調查他們關於師生交往界限的認識，然後進行對比，無疑能得出一個更為全面、立體的結論。此外，本研究只局限於物理上的師生交往，而沒有關注虛擬空間師生互動。鑒於師生越來越多地通過虛擬空間交往以及潛在的各種問題，未來的研究有必要向此領域邁進。

本問卷的原型是美國學者霍梅絲（Holmes）等人編製的「師生關係調查」（Student/Faculty Relationship Survey）。該問卷包含109個假設的師生關係問題項，涉及到性/約會、友誼/社交、個人/諮詢、商業/金錢專業/學術等五個維度。由於本研究主要探討師生的非極端交往行為，因此刪除了原問卷涉及到與性相關的問題項，以及一些不可能在中國高校發生的行為。同時，結合中國的文化語境，改編或增加了一小部分問題項。例如，中國師生常見的「請客吃飯」。

經過試測和修正（讓學生了解問卷的長度、感知文化適應性等），最終確定了38個問題項，並把問卷命名為「中國高校師生交往行為問卷」。同時，本文運用了非結構型訪談法，對一部分大學生進行了訪談。

調查對象為浙江省某屬綜合性大學的大一至大四的本科生，調查時間為2015年6月1－15日。本次調查發放350份問卷，回收312份，有效問卷284份，問卷有效回收率為81.1%。在284 個調查對象當中，男生113人（39.8%），女生171人（60.2%）。其中，大一為64人（男生24人，女生40人），佔22.5%；大二為79人（男生37人，女生42人），佔27.8%；大三為77人（男生27人，女生50人），佔27.1%；大四為64人（男生25人，女生39人），佔22.5%。調查對象涉及到外語、中文、物理、數學、會計、光電、小教、思政、計算機等15個專業。

中國大學生對於師生交往界限的認識較為清晰，但個別交往行為值得商榷。

總的來看，大學生認為「教師接受學生貴重的禮物」、「教師送貴重的禮物給學生」、「教師與學生校外喝酒」這些行為最不合適，在道德層面更認同「教師與一群學生打球」、「教師參加學生的婚禮」這些師生交往行為。

帕特里克（Patrich）等人用同心圓形式形象地展示了職業界限。他將職業界限劃分為「可滲透的界限」（Permeable Boundary）與「不可滲透的界限」（Impermeable Boundary）兩類（見圖1）。其中，黑色圓圈代表職業界限，灰色部分和最裡面的白色部分代表可滲透界限，黑色之外的圓圈部分代表不可滲透的界限。不可滲透部分的行為如果被突破，會帶來雙重關係和潛在危害，應嚴厲禁止；而可滲透部分的行為處在模糊地帶，是否會帶來危害要視情況而定。其中，灰色部分比白色部分更為模糊，在操作時需更謹慎，應充分考慮到文化因素和具體的實務情境。

圖1 帕特里克的職業界限的同心圓圖

根據帕特里克的職業界限的同心圓模式，我們可以大致知道中國大學生關於師生交往界限的認知：第一，共存在13種（32.7%）行為應嚴厲禁止，涉及到請客送禮、喝酒、師生戀以及較為私密的活動（例如師生一起度假、看電影等）。顯然，2014年教育部划出的「紅線」也屬於不可滲透的行為。第二，共存在13種（32.7%）行為是師生交往界限的灰色部分，涉及到教師詢問學生的個人生活問題、教師收受小禮物等。第三，共存在12種（34.6%）行為是師生交往界限的白色部分，主要包括師生的集體互動行為、教師與學生建立朋友關係等。

從中可見，中國大學生總體上對師生交往界限的認識較為清晰。顯然，那些在學生看來不合適的行為，其界限一旦被突破，不僅可能會帶來職業道德問題，而且可能會給學生帶來潛在傷害。以「師生戀」為例，由於師生之間的權力不對稱、雙方存在利益衝突以及它對學習環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美國高校基本上是予以禁止的，並成為一個「禁忌」。我國絕大部分大學在此問題上尚沒有一個定論，結合這次所調查的學生觀點，筆者認為中國大學應明確禁止「師生戀」。

那些在學生看來合適的交往行為（白色部分），無論是師生的群體活動，還是合適場合下課外的學業指導，總的來講有利於師生增進感情與理解、打破隔閡，有助於學生成長。但有些互動行為值得進一步商榷。以「教師與學生髮展成朋友關係」這個問題為例，在西方高校的大學生看來此舉是非常不恰當的，因為許多行業的倫理準則禁止專業人員與被服務人員建立友誼關係，以防止不良後果。在西方高校，教師一旦與學生建立起友誼，學生會反問：教師如何保證對該生評價的客觀性？如何保證學生不受到剝削和傷害？如何保證其他學生不產生忌妒心？但顯然，中國大學生不這麼認為。相反，「良師益友」在中國文化語境中一直被認為是一種理想的師生關係。

筆者所訪談的大學生A（大二男生，物理學專業）說道：「我覺得老師與學生建立朋友關係是合適的。首先，建立了朋友關係，意味著我可以民主平等地與老師交流，更多地溝通思想，正所謂『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其次，老師較我們年長，我可以通過走進老師的生活圈子，獲取更多有益的人生成長經驗。」

也就是說，西方大學生看到是背後的風險，中國大學生看到的是背後的收益。這對中國大學教師的啟示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下，我們不排除師生之間建立「亦師亦友」的關係，但教師由於擁有評價權，在對待學生時需設定恰當的界限，以做到一視同仁、客觀評價。

最後是灰色部分的交往行為。應該說，這些交往行為存在巨大的模糊性，一般人很難在道德上做出明確的判斷。以「教師接受學生送的小禮物」這個問題項為例，如果學生是出於獲得教師的好感以達到不正當的目的（如期望教師評分時多加分），那麼這顯然是成問題的；如果學生畢業時，贈送一些小禮品給教師作為紀念或表達謝意，那麼無論在情感上，還是在道德上，應該不成問題。據此，教育部一刀切的禁止教師收受學生及家長的禮品，就值得商榷。對於這些灰色部分的師生交往行動，更恰當的做法應是根據場合、情境及其性質來定奪。

師生交界限的性別差異既受社會性別角色影響，又與男女生的不同心理特點相關。

性別的單變數分析發現，不同性別的學生在「教師接受學生貴重的禮物」、「教師邀請學生共同度假」等10個選題項上，存在統計學顯著差異。其中，在請客、送禮、喝酒等師生交往行為上，女生比男生認為更不合適；在群體活動、私人關係等師生交往行為上，女生比男生認為更合適。

為何在請客、送禮、喝酒、搞特殊等事項上，大學女生會比男生認為這些界限更不應突破，可以用性別角色理論來解釋。所謂性別角色，是指一個人在社會過程中通過模仿學習獲得的一套與自己性別相應的行為規範，反映了社會文化對男性和女性行為的適當期待。即便在社會轉型時期，人們日益強調男女平等，但不少傳統觀念，例如「男主外女主內」，仍佔有廣泛的市場。

師生之間的請客送禮等行為，顯然是一種外向性的社交活動。在中國語境下，由於男人被要求「主外」、「以事業為重」，他們不僅更有機會接觸這些行為，而且更可能認可這種行為。相對而言，女人被要求「主內」，對這些行為接觸相對較少，對這些行為的接受程度往往不像男人這麼高了。

以「師生校外喝酒」這一行為為例，大學生B（大三男生，公共事業管理專業）說道：「嚴格意義上來說，師生校外喝酒不太合適，但我想問題也不大。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酒文化。老師與學生喝酒，既能增加師生感情，又能活躍氣氛。」

大學生C（大四女生，公共事業管理）則說道：「我認為這種行為是不允許的。我爸媽經常囑咐我，作為女孩子，不要外出喝酒，因為喝完酒可能讓人處在不理智狀態。即便要喝酒，我也只會跟非常熟的朋友一起喝。男生則不一樣，飯桌上很少會不喝酒的吧。有些家長甚至還會鼓勵兒子喝酒。」

為何在集體行動、較私人化的交往行為上，女生會比男生更為合適，或許與男女生呈現出不同的心理特點相關。萬美容、曾蘭的調查發現：（1）相比男生，90後女大學生情感豐富熱烈、心思細膩，情緒敏感；（2）90後女大學生更傾向於通過面對面或運用即可性、互動性強的媒介來表達其情感需求，而男生交流的指向性不明顯，傾向於通過網路這種更為廣闊的平台來分享個人想法、與他人打交道；（3）90後女大學生思想開放，獨立意向明顯，個性心理上逐漸表現出「中性化」傾向。結合這些特點，我們可以更好地進行解釋。例如，在群體活動中，儘管男生和女生都認為這些行為是合適的，但其中的差異在於：女生更傾向於把這種活動當作一個面對面交流的機會，一個增進師生感情的機會，而男生則傾向於就事論事，打球就是打球，旅行就是旅行。同樣的道理，女生比男生之所以更贊成「教師與學生建立朋友關係」，是因為這些互動除了增加師生之間的溝通外，還在於增進師生的情感聯繫。通過與不同學生訪談，進一步加深了這種解釋：幾乎所有的女生都談到增進「師生感情」，而男生更多地認為可以加強「師生溝通」。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教師擁抱學生，祝賀他/她獲得獎學金」這一選項，筆者原先的假設是：女生更保守，更謹慎，其均值會比男生低。但調查結果並非如此，頗讓人詫異。不過，結合90後女生心理特點（情感豐富熱烈，思想開放，個性心理逐漸「中性化」），也就不奇怪了。

大學生D（大三女生，教育技術學專業）說道：「我覺得教師擁抱學生，祝賀他或者她獲得獎學金，完全是合適的。因為這是祝賀和鼓勵的一種方式，表示老師的欣喜之情……而且這麼現代的社會了，擁抱完全可以接受，而且一般都是在公共場合。」

大學生E（大一男生，思想政治教育專業）說道：「教師擁抱學生，祝賀其獲得獎學金，這個行為沒什麼大問題。但就我個人而言，不需要擁抱，直接祝賀就行。擁抱感覺有點矯情。」

師生交往界限的「大四現象」受社會化影響，映襯出大學道德教育的缺失

大學生對多數師生交往行為（31種）的認識，保持了較高的穩定性，並沒有隨著年級的變化而發生顯著改變。然而，在7種行為上，例如「教師接受學生貴重的禮物」、「教師邀請學生共同度假」等，不同年級存在統計學顯著性差異，而且每一種行為都與大四年級存在差異。從均值變化的情況來看，越到高年級，越是持一種寬容的態度。可以說，中國大學師生交往界限存在獨特的「大四」現象。

「大四」對於大學生而言，是一個特殊的階段，已有不少文章從不同方面總結出不同的「大四現象」。在本次調查中，可以發現，儘管中國大學生對於許多師生交往行為的看法保持不變——這說明大部分學生進校時，已確立起基本的價值觀，對於哪些恰當，哪些不恰當，已形成比較穩定的認識，但在一部分的行為上，高年級（尤其是四年級）學生對這些界限的認識變得模糊起來。從其內容上來看，包括送禮、吃飯、喝酒、看電影等，都是一些典型的社交行為。這不由得使人聯繫到大學生的社會化問題。所謂社會化，是指在理解和認同社會規範和制度的基礎上，個體習得適合於他們在某個群體或社會組織中的位置的技能、知識、價值、動機和角色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一方面，個人通過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習得社會規則、價值、思想、和觀念；另一方面，個人在接受社會教育的同時，也會篩選和改造社會既有的文化和經驗，以形成自己的態度、習慣、觀念和氣質。

在中國，傳統的人際關係由人情、人倫、人緣組成，是一個三位一體的結構。其中，人情處於核心地位，是中國人基本的心理和行為模式。為了建立和培養各種「情」，中國社會又蘊育出一套複雜的「禮」系統。二者互為因果，互相促進，把中國人編織在一個巨大的「情」和「禮」互動的人際關係網路中。本次調查是在畢業前夕進行，大四學生不僅經過大學前三年的洗禮，而且大多實習了半年或一年之久，對社會上的人情往來更是耳濡目染。因此，大四學生儘管在道德層面仍認為師生之間的請客送禮等行為是不恰當的，但呈現出越來越寬容的趨勢，也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大學生F（大四男生，小學教育專業）說道：「以前我對送禮之類的行為感覺很陌生。要是讓我給老師送禮，我肯定會覺得非常難為情。現在明顯變了，覺得這是一件司空見慣的事情。畢竟中國是一個講人情的社會，你說不定哪天會有求他人。」

顯然，大學生對「人情」社會的適應，對其（潛）規則的諳熟，並非好現象，因為這不利於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反而有助於歪風邪氣，與我們要建立的法治社會、市場經濟相左。「大四現象」的存在，既說明轉型過程中社會的負面風氣對大學的入侵，也說明中國大學道德教育欠缺。作為例證，中央編譯局何增科教授的調查就發現，高校學生群體對腐敗行為習以為常的比例要高於高校幹部和學生家長（後者代表社會人士）。這一狀態非常令人憂慮，因為「這對他們日後走上社會的行為方式必定會產生消極的影響，同時也將助長腐敗行為的蔓延。」也就是說，我們的大學可能只教會了學生「專業知識」，而沒有教會學生「文化自覺」。難怪乎北大教授錢理群聲稱：我們的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於表演、懂得配合。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總之，「大四現象」足以引起我們大學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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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版編輯：黃玉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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