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就是要搞點事情，找點樂子」，9 個年輕人的社團生活

每周五晚 6 點，明正會準時出現在清華社會學系教學樓背後的獨峰咖啡，和政資研社團的幾個成員聊上三四個小時。他們把這稱作「讀書會」，話題都圍繞馬克思主義諸流派的經典著作。

8 點，郭琪會去北京語言大學的操場擺上一台望遠鏡，看月海、環形山，或者木星的衛星位置發生了何種變化。這樣的「路邊天文」會進行到晚上 11 點，吸引數十人圍觀。

於翀涵則總在周六白天活動。每個月有兩三次，從早上 9 點到中午 12 點，下午 2 點到 5 點，她會去離中國地質大學以南 10 公里的地質博物館做志願講解，從一層的地球廳、二層的礦物廳和珠寶廳講到三層的古生物廳，「過癮」。這樣的活動已經持續了四年，聽過她講解的觀眾超過 2000 人。

而無論來人多少，每周六晚 8 點，楚顯琨或他的社友會準時坐在北大燕園 35 號宿舍樓地下二層的 18 號房內，放電影。他們給這個不足 80 平米的臨時空間起了個樸素而鄭重的名字，「元培地下電影院」。

北京五道口的十一所高校，聚集著十來萬人的求知和社交願望，每周數百場社團活動是這種願望的出口之一。年輕人們從中各有所獲：自由、挫折、好奇心、歸屬感、自我懷疑、行動力，或只是單純的熱鬧。

這裡有 9 個年輕人的故事。

1、「素食行動派」

歐陽惠雨成為很多人眼中的「素食行動派」，多少和他兩年前那場備受爭議的行為藝術有點關係。

在建築學院城市規劃專業讀大三那年，他選修了《動物倫理與護生文化》。期末作業的選題有 20 個，其中一個是「玩一個有創意有影響的宣傳動物的行為藝術」。

歐陽想起剛蓋好的食堂。那是建築學院一位老師的作品，有個寬闊的入口，天窗覆蓋著透明玻璃，允許自然光直射。於是他找來幾個朋友，連夜製作道具。作品實施當日中午，人流正是密集之時，玻璃頂上覆蓋了一層紅色薄膜，模擬動物玩偶被拴住脖子從天窗懸掛至室內半空，上下抖動。

這場行為藝術在校內引來了「過於激進」的批評。有人將這場活動與素食協會聯繫了起來，甚至成立了一個與之對立的」肉食協會「，在新學期的「百團大戰」社團招新時期發放炸雞塊。

「整個世界就是一個巨大的肉食協會，所以我想清華校園裡有 300 多人組成一個表示反對的組織也挺正常的，沒必要與之對抗。「歐陽惠雨說。這件事從學業上來說結果不錯：《動物倫理與護生文化》這門課得了全班最高分。

歐陽對動物權利運動的關注也是從上這門課開始的。雖然從大一起已經開始吃素，但那時他考慮的是肉食不效率，依據來自聯合國糧農組織的一份報告——「1 英畝土地用於飼養牲畜只能滿足 180 人的實物需求，用於種植大豆則可滿足 3230 人」。《動物倫理與護生文化》結課後，歐陽覺得動物權利會是個不錯的切入口。實際上，任何與社會公正有關的事對他都有強大吸引力，而動物權利因為被忽視程度高於 LGBT 或種族歧視，讓他覺得投入其中能帶來更多改變。

2016 年 9 月底，歐陽惠雨加入素協，不久後開始參與溝通素食窗口的開設。

在此之前，素協連續數年都在推動這件事，但從未成功。歐陽總結下來，認為主要原因是與校方的溝通不夠頻繁，以及論點不夠鮮明。上任後，他和成員們每周都會給各類溝通渠道寫信——飲食服務中心、綠色大學辦公室、留學生辦公室。飲食服務中心 60 天內未回信最終成為了一個事件突破的契機，歐陽找到信訪辦公室，獲得了參加校領導接待日的三個彙報提案的名額之一。

素協接著把 80 頁的倡議書改到了 20 頁，論點精簡為」人文關懷（尊重校內素食師生需求）「和」綠色校園「，兩點都與清華建設國際化校園的議題相關。這也正好戳中了參會副校長的關注點，這位副校長在會上說，多年前陪同以色列訪客在食堂進餐時，就發現來訪團隊中有兩人因無素食餐飲拒絕進食的情況。

不過，這位副校長並不分管後勤，素食窗口的開設此後並沒什麼實際進展。歐陽就又申請參加了「校園餐飲保障」主題的開放交流活動，找到了另一位副校長——這次論點變成了「建議學校與學生間的溝通渠道更加通暢」。5 個月後，清華校園內的第一個素食窗口正式開放。

現在，歐陽惠雨繼續在建築學院的城市規劃專業讀研究生。他更加頻繁地出現在講座、分享會和讀書會上，講社團如何做宣傳、動物保護運動在國內外的發展情況，高校學生群體在其中的角色和策略。上周五，一個類似主題的講座剛結束：《駛向多物種的未來：清華校園的動物權行動主義》。歐陽那天對著 20 多個人講了兩個小時，講啞了嗓子。他也一度頻繁接受媒體採訪，平均時長在三小時以上。

「我一直是個行動派，但行動要講策略。」歐陽坐在萬聖家園的咖啡廳里，穿著格子襯衫、戴一副黑框眼鏡，說話慢條斯理，字斟句酌。這天他正和一個攻讀動物倫理方向哲學碩士學位的朋友見面，討論如何建立高校素食協會的聯絡機制——一個讓各高校素食協會互通有無的、鬆散而扁平的組織。他們認為，這個機制應「適度去中心化」、「體現代表性」、「認清高校在素食推廣運動中的角色分工」、」實踐素食大學的理念「、」增加同國外素食者的交流」。

今年初，歐陽去德國參加了一次國際素食訓練營，在那裡認識了訓練營共同創始人 Melanie Joy，正幫助她把著作「Why We Love Dogs, Eat Pigs, and Wear Cows」譯介到中國。6 月底，他又出現在在洛杉磯召開的動物權利大會（Animal Rights National Conference）上。

我問歐陽，既然對動物權利這麼感興趣，為什麼不和朋友一樣去做相關研究，而要繼續學城市規劃。歐陽回答說：「動物權利運動和城市規劃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都是處理人與人的關係以及人與非人的關係。」

素協一位成員最近發現，校內一門選修課開始使用小白鼠做解剖觀察。他們正在與開課方溝通，打算將其作為素協下個階段的重點議題：替代動物實驗。

清華大學紫荊園新開放的素食窗口

2、「理論如不去實證，就失去了意義」

對理論的分析不能停留在紙面上，要與實證結合，這是探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前提。明正說。

明正就讀於清華社會學系。兩年前他創建現代資本主義研究社團（簡稱政資研）時，這原本只是一個翻譯經濟人類學文獻的項目組。項目結束後，有三名成員打算讓這個小組延續下去，搞一些學術理論性的討論：經濟理論、勞動價值理論、資本主義危機論。除了讀書會，參與者也會主動發起課題調研，時不時拿出來作為理論討論的對象。

讀書會的地點就在校內至善路附近的獨峰咖啡，我們採訪時也約在了這。明正抱著一隻保溫杯坐在二層露台的藤椅上，有種習慣性帶來的自在感，肩上的環保袋印著一幅福柯肖像的簡筆畫。

方然是初創時的那三個人之一。他的課題大多與工人有關。大一下學期的五一假期，方然去亦庄體驗過一天臨時工的生活：前一天晚上到亦庄，找家二三十塊的旅店過夜；早上六七點鐘把身份證押給黑中介，接著就會被送上一輛小巴車拉到工廠去幹活，一直干到晚上八九點，再坐小巴回旅館，把身份證領回來。這些流水線作業都沒有什麼技術含量，但要求熟練程度高。

沒人知道小巴車的終點會是哪家工廠、什麼工作。方然這天被送到了一家印刷廠。第一個活兒是給《五年模擬，三年高考》貼防偽標籤。方然覺得領班這是有整他的意思，「看我戴眼鏡，肯定沒幹過活，所以為難一下」——想貼得正速度就會下降，想提速又容易貼歪，而不少人都被分配去做更簡單的塞答案。

幹了幾小時，他又被指派去包書——把書摞到紙箱里，再把紙箱搬到車上。那是 2014 年的五一，馬爾克斯剛去世不到一個月，整個車間都是他的《百年孤獨》。十來個工人沒人關心這些，這份工作枯燥而單調，干到後面，不上心的工人們會在推書時撞上堆好的書。書本相互碰撞，撞出凹槽。這以後，每次走進書店，方然總會第一時間注意到封皮上的凹槽，想起亦庄車間的情景。

明正也有過類似經歷。他在大二時去珠海的一個區政府辦事處坐前台，遇到過一個剛下火車就來找工作的江西人。這人手裡就拎著一隻塑料桶，裡頭裝著他的所有家當，不願意上網，就想沿路打聽。明正陪著他從下午找到晚上，最後在長途汽車樞紐站作別。分別時那人看上去很高興，因為車站到處貼著招工的小廣告。

今年上半年，方然一直泡在深圳。2017 年，湖南省的職業病防治所開始排查本地戶籍人口的身體狀況，查出百來號人患有塵肺病。其中大部分人因為長期在深圳打工，轉而在今年年初到深圳上訪維權。方然參與了對這些工人的訪談，1 月到深圳、東莞，5 月到湖南。

這些工人大多來自湖南桑植縣（張家界市）、耒陽縣和汨羅縣。方然訪談的工人很多在深圳干打地基的活，做封鑽工或爆破工，長期接觸粉塵。封鑽工、爆破工佔少數。這些建築工人往往從 90 年代初或 2000 年初出來打工，親戚帶親戚地在老闆下面幹活，不會簽合同，也沒有社保記錄。大多數人無法證明勞動關係，也無法按照工傷待遇索賠。攢的錢都用來蓋房了，「房子看上去光鮮，其實是借債蓋的。桑植縣很多房子外牆漂亮，裡頭一個像樣的傢具都沒有，有的連門都沒有。」方然說。

一位患塵肺病的爆破工，方然拍攝

救助站里的工人，方然拍攝

沒有門窗的房子，圖片來自公眾號」微工薈「

曹家老人和他的三個因塵肺病過世的兒子，方然拍攝

湖南工人們 2009 年曾有過一次維權活動。當時不管是否能證明勞動關係，只要確診出塵肺病早期到三期，就能得到 7 萬到 13 萬人道關懷補助。如果有勞動關係和社保，能爭取到 20 多萬。但這些錢並不能提供多少保障：塵肺病只能緩解，無法根治；維權也如同一場馬拉松，待判決發布，很多人已經因為醫療費欠了大量債務，而孩子上學、結婚，贍養老人，也都需要用錢。

方然 5 月去汨羅了解到當地有四十多個工人患了塵肺病。有些人說話困難，邊說邊清嗓子；有些人併發症比較嚴重，不用氧氣機睡一兩個小時就會呼吸困難。氧氣機大多廉價，兩三百塊，噪音大，這些人往往沒法享受連貫的睡眠。為了防止肋骨壓到肺部，也只能側著身體睡。到了晚期，患者為尋求呼吸順暢，姿態會不由自主呈跪狀，直至死亡。

有些人知道自己患病，心理上無法接受，會拒絕參與體檢和維權。有些人則看得比較開。方然遇到一個父親，勸阻自己的孩子不要想著早日打工賺取醫療費，而是把錢用在讀書上，覺得上大學才有未來。「你就知道，這不單單是一個人七萬塊的問題，而是一個家庭的問題。」

對方然和明正來說，政資研是個嘗試用理論分析實際的好地方，而在其它地方不太有這種機會。因為人少，成員一共只有十幾個，討論能更加深入。這幫年輕人也很熱血，每當校內校外有一些重要公共事件發生，他們就會寫評論發表在微信公眾號上，儘管這些內容大多已被刪除：清華保安維權事件、學校宿舍施工前未經學生討論、校園性騷擾、大興火災。

明正想好了要讀博。方然則打算去香港大學社會學繼續深造，他感到學界已經研究出很多」好東西「，但沒太多人把它和現實結合起來，想做一些寫作和宣傳方面的工作。

3、「想帶出一支能打比賽的橄欖球隊」

全北京高校美式橄欖球社團鳳毛麟角，大多數只能打打腰旗橄欖球。兩者的區別在於裝備：前者戴盔，後者沒盔戴。換句話說，這就是錢的問題：一套入門級裝備至少要花 2000 多元。一支成型的球隊至少 20 人、4.4 萬元才能搞定。對學生社團來說，這不是小數目。

北京語言大學的電光橄欖球社屬於後者，而上周剛升任隊長的蔡昊晨有個心愿：把這隻還沒成型的球隊訓練得能打比賽。

身高 1.77 米的蔡昊晨被同學們叫作「伯伯」。他原本是中國傳媒大學 2013 級舞台技術演藝工程的學生，現在又重新來過，在北語 2017 級數字傳媒技術專業就讀。

2015 年在傳媒大學讀大三時，他已經接觸過北京的兩大業餘橄欖球隊：旋風和鐵瓷。兩支球隊加起來百餘人，分屬兩個全國級別的業餘橄欖球聯盟，每周末會分別在清華和北京交通大學練球，以已經工作的人為主，加上少量有留學背景的學生。蔡昊晨加入其中的原因很簡單：「練了肌肉，就想找對抗性的運動實踐一下自己的力量有多大。」

北語原本有一支叫作「斯巴達」的橄欖球隊，幾乎全部由外國留學生組成。他們畢業後，球隊也隨之解散。電光成立的本意則是組建一支屬於中國學生的球隊。全隊目前只有十幾人，此前接觸過橄欖球的只有蔡昊晨和斯巴達前成員——一個伊朗人。伊朗人打四分衛，蔡昊晨做外接手或跑峰。

儘管名義上規定了每周二、周五訓練，但電光的活動經常因為參與者太少而取消，往往只有四五人，還經常輪換，且都是 0 基礎。一個半小時訓練由半小時體能鍛煉、45 分鐘技術指導和 15 分鐘拉伸構成。蔡昊晨就負責技術環節的五門零基礎課：傳接球、保護、擒抱、跑鋒和角衛。

在社團里待了快一年，真正算得上打球而不是訓練的只有一場：對手是來學校交流的英國初高中生，電光最終落敗。

但蔡昊晨仍然興緻勃勃。他喜歡一切酷且好玩的事物。除了是北語唯一的跑峰和外接手，他可能也是北語唯一一個會跳 Popping 的人，在北語的 Buster Crew 街舞社擔任副隊長。

6 月 10 日，這支街舞社剛參加了藝術團專場演出，壓軸出場。「表演的人兩三百，觀眾只有幾十個」，蔡昊晨提起這事有些惋惜。

在舞台上，他腦中總浮現出中傳 DE 街舞社的時光——那是 2015 年，他們參加過「天炫 D 舞首都高校街舞精英邀請賽」，參賽高校有 43 個，門票賣出去 1500 張。DE 街舞社當時在其中數一數二，蔡昊晨很享受那種高手過招的感覺。

那時的同學已經各奔東西：有的回家繼承家中產業，有的在央視做主持人，也有專職跳舞的，靠商演、教課、比賽為生。而蔡昊晨的時間好像停在了校園裡。每次聚會，老友們會帶著有些艷羨的口味感嘆：「卧槽，你哪裡來的勇氣再讀一遍大學。」

蔡昊晨對現在的狀態感到安然。他邊讀書邊做過多份工作，在《精品購物指南》做編輯，在瑪麗互聯、幼象之類的新媒體廣告公司給樂視和北汽做方案。廣告市場競爭激烈，後兩家公司現在已經消失了。

蔡昊晨提起這事帶著「過來人」的口吻，不像同齡人那樣焦慮未來該做什麼。「享受當下」，他說。眼前最大的困擾除了帶好球隊，不過是給電光改個名，「橄欖球隊的名字好像都是這個風格。北二外的叫『雪狼』，農大的叫『挖掘者』，哈哈。」

4、「喜歡，就去閱讀；更喜歡，就去創作」

21 歲的甄思同出生在遼寧葫蘆島，叔叔曾在部隊當兵，家離海軍基地步行不過 10 分鐘。她用這些解釋自己對軍事的愛好。

由於在新生群中表現活躍，甄思同 2015 年剛進入北京語言大學就讀國際事務與國際關係，就被學長拉進了當時 40 多人組成的軍事愛好者聯盟。聯盟參與的主要活動中，比較出名的有兩個：每年一次的北京市高校「華山論劍」軍事知識競賽，以及國防論文大賽。甄思同很少參與核心賽事，但享受平日的訓練以及相關社會實踐：兵棋推演、考察解放戰爭、找空軍老兵口述歷史。

但在北語三年，甄思同更重要的一個身份是推理社社長，這個暑假過去就將交接給下一任。

推理社在北語是個新社團，2016 年才成立。她形容社裡的 60 多個推理愛好者，都是「不太善於表達親切感的人」，「自己待著讀推理小說時可能才最自在」。

甄思同自己的推理文學閱讀從小學四年級開始。那是老爸讀大學時買的盜版福爾摩斯三卷本，到處是錯別字，甄思同就拿只修正帶邊讀邊改。到了初中，她開始讀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寓所謎案》，傑克.福翠爾的《思考機器》系列。高中時期，大部分推理閱讀都是在課桌下偷偷摸摸進行的，以國內原創居多——呼延雲的《黃帝的咒語》，遠寧的《大唐狄公案》，暗布燒、言桄、陸秋槎，主要來源是《推理》及《推理世界》。進入大學，書架上又加入了大量日系作品：社會派的東野圭吾，新本格派的島田莊司和綾辻行人。

高中畢業時，老師把沒收的書一一歸還，甄思同桌子上的書最高，大部分是推理小說。「有這麼高」，我們坐在北語食堂四樓的哈尼咖啡里，她把手比到了頭頂。

2018 年 5 月的 Crime Master 活動

甄思同和創立推理社的學姐是在北京師範大學的《犯罪心理實證》課上認識的。兩人在哈尼咖啡的同一張桌子上進行了一場簡單直接的面試。「你為什麼總穿黑色？」「我喜歡黑色。」「嗯，挺酷的。你什麼星座？」「天蠍座。」「嗯，這個星座邏輯比較清晰。」

推理社的日常活動和她原本想像的不太一樣，不是「一伙人圍在一起研究推理小說」，而更為娛樂化。這包括不定期的密室逃脫（後來因為經費緊張暫停），以及從本學年開始的 CRIMASTER（全稱「邏輯推理挑戰賽」，一種破案遊戲）。

唯一比較固定的活動是「尋寶大賽」——這是北京 20 多所高校推理社聯盟從 2012 年發起的校園解密活動，每個學年舉行兩季（每年 3 月底到 5 月底以及 10 月底到 12 月初），期間每周一次，各高校會結合本校實際情況輪流設計一套有故事的謎題，參賽推理社都要到主辦方校區實地解謎，最後按評分排名。

北語最近一次主辦是去年 12 月 9 日。那時，用電擊法治療網癮的楊教授和他的「網癮中心」正受關注，甄思同和社員們就設計了一個影射該事件的謎題。尋寶背景被設在一所巨大的「網癮中心」，遊戲角色包括軟弱的校長馬善良、腹黑助理劉山、一位招生辦老師、一位法制晚報記者和三個學生。參賽學校不僅要找到殺害學生的兇手是誰，還要還原事件真相。如在解謎中途遇到巡邏的 NPC，參賽者還會被抓進小黑屋關上 10 到 15 分鐘。

整個遊戲時長達 4 小時，北師和礦大並列第一。說起幾所高校的推理社，甄思同顯得有些羨慕：北師玩「尋寶大賽」總是排名第一；人大社員多、推理文化氛圍濃郁；北交大是最早開始主辦大賽的高校之一，歷史悠久；復旦推理社以優秀校友眾多著稱，總能請到知名推理小說家返校辦講座。

甄思同也希望北語推理社能找到自己的特長。至少，讓推理活動不要止步於娛樂化；讓更多圈外人參與進來；能發展自己的推理創作能力。

剛過去的這學年，推理社開始定期推送推理沙龍，介紹未解之謎、推薦優秀作者。新一輪招新活動上，推理社試著聯繫了二三十位國內推理小說家，希望得到他們的寄語。令社員們驚喜的是，回信的小說家很多。曾是復旦推理社一員的陸秋槎托朋友送來了幾本簽名新書，呼延雲則回復了一封長達 3000 字的長信。

他在信中說：「喜歡，就去閱讀，更喜歡，就去創作……古往今來，在文學創作乃至任何事情上，如果想做出點成績，最重要的不是天分，不是時運，而是不問成敗的堅持」。

5、「可遇不可求的天象最令人激動」

郭琪有兩個願望：一個是看日全食，一個是看極光。

」要看到日全食，地球到太陽的距離必須是到月亮的 40 倍，可遇不可求。北京下一次看到日全食要等到 2035 年。」她在電話那頭快速說。每次聊到天文科普的相關片段，她的語流就變得格外流暢輕快，幾乎不用思考。

去年 8 月，郭琪完成了前一個願望。北京高校天文社團聯盟（簡稱「北天盟」）當時在公眾號上發了篇推送，組織天文愛好者一起去美國俄勒岡州的馬德拉斯鎮看日全食。一行共 30 多人，最小的還在讀小學，由父母帶著；最年長的是一位台灣爺爺，已經 60 多歲，滿世界追著日全食跑，一共看過十幾次。

肉眼觀測不如 NASA 直播效果好，但直播不比現場氣氛。常住人口只有 1 萬人的小鎮，這兩天湧入了 10 萬人。由於酒店爆滿，人們在一大片農場上租帳篷紮營，花花綠綠的帳篷讓現場看上去就像 Coachella 音樂節。郭琪所在的中國團提前兩天到，開車進營地還是堵了 2 個小時。當地上午 11 點，日全食出現的那一刻，營地上的人們興奮地大喊大叫起來，郭琪混在裡頭，喊啞了嗓子。

北語天文社拍攝的銀河

和北語橄欖球社的蔡昊晨類似，郭琪也有重讀的經歷。她原本是北語 2016 級對外漢語專業的學生，因為不喜歡，轉到了 2017 級計算機系重讀大一。在社團活動上她的態度也一樣：只做喜歡的，「做了就是個責任，不能讓它太差」。

北語天文社是郭琪加入的唯一一個社團。建社一年半，它沒有自己的望遠鏡，每次組織活動 200 個成員中只有十幾人會參加，熱門度比不上占星，在「北天盟」中也沒什麼存在感。

郭琪做社長後，自己掏了 1000 塊給天文社買了第一台望遠鏡，又借出席「北天盟」研討會的機會找贊助商要來兩台。只要有空，且天氣晴朗，她就會扛上台望遠鏡到操場里擺一擺，每周一次，從 8 點直到操場 11 點鎖門。即使社員不常參與，也總能吸引些圍觀群眾。觀測對象因時而異：木星和土星的觀測季不是全年都有，只在四五六月；農曆二十之後，月亮就只在大半夜才升起。她把這稱作「路邊天文」。

相比「路邊天文」，社員們更熱衷於外出觀測：坐大巴到北京郊區，密雲、官廳水庫、司馬台、古北口或者湯河口鎮。兩天一夜，看流星雨。

「比較大的流星雨，北半球有三個，得在極大值前後去看。每個流星雨會有一個預測值（ZHR，每小時天頂流量）。天氣最好的情況下每小時看到的流星雨是 120 個 ZHR，也就是每分鐘有兩顆。」郭琪又開始了她那套異常流暢的科普講演。

最難忘的流星雨觀測經歷並不是和社員一起。那是去年 12 月，郭琪和兩個朋友相約一起去不老屯。旅行來得突然，三人原本打算周末去，但天氣一直很糟糕。周二晚上，趁著天晴，三人不顧第二天滿課的日程，臨時租了輛車，凌晨 4 點才返程。天黑得正濃，雙子座流星雨從頭頂划過。「太美了」。

郭琪說，她現在對自然更感興趣，比起觀測，更喜歡徒步、騎行、看花花鳥鳥。不過被問起接下來最想做什麼，最先蹦出的還是那三個字：「看極光！」

6、「學霸與礦石痴迷者」

地質大學源石社本不叫這個名字。運營 14 年，它有 12 年都被稱作「地博志願講解團」，主要工作就是給中國地質博物館提供志願講解服務，也是後者唯一合作的高校社團。

地質博物館已經 102 歲了，過去十幾年展廳看上去變化不大：2500 平方米，20 萬件地質標本，地球、礦物岩石、寶石、史前生物和國土資源 5 個廳。為它服務的年輕人們卻一直在變：當年發起這項活動的地質大學 2001 級學生方琳浩，如今已成為中國石油大學地球科學學院的一名教授。講解團人數從 2004 年的一個人，變成如今 30 多人。

「會來地博的基本都是地質愛好者。我們必須是專業的，觀眾問什麼都能答得上來，還要善於表達、有親和力，長得也不能太丑。」說到最後一點，兩人笑作一團。

於翀涵最初接觸地質知識是在高一。當時北大開設過一個面對高中生的暑期選修課，由北大教授任教，有天文、古生物和語數外三門可選。第一期，大部分學生都選了語數外，於翀涵則去了天文和古生物，兩門課分別只有 10 人左右選修。到第二期，學生和家長們發現這個項目和高考招生不掛鉤，走了大半。古生物仍設有 4 名教授任教，只要有 4 人報名就可開班，但到最後都未能招滿。

新任團長鄭蕊芯在珠寶學院讀大三，採訪時戴著一條綠色橄欖石項鏈。她和男朋友就是在講解團認識的，後者在高中時辦過礦石標本收藏展，畢業時將收藏都捐贈給了學校。他平日最大的愛好就是買賣石頭，三天一次或一月一次，團里的人都叫他「礦石獵人」。

說起講解經歷，兩人都用了「過癮」這個詞。鄭蕊芯記得每周都會來的一個 9 歲男孩。男孩也是個礦石標本收藏者，有自己的公眾號，對每個展廳都很熟悉。有觀眾問「碧璽為什麼會容易吸附灰塵」，男孩就會替鄭蕊芯回答，「因為摩擦會使碧璽兩端產生電極效應」。兩人互留了微信，現在是礦標好友。

令於翀涵難忘的人里有位老太太。她在講解末尾掏出一隻用手帕包裹的翡翠鐲子，說是女兒花大價錢買的，想鑒定真偽。觀眾們沒有散去，等著回答。於翀涵一眼就能看出這是只假貨，但想在不違背專業性的前提下保護老太太的感情。「這隻鐲子很美，情義是無價的。」她說。

講解團曾經的據點是校內運營了 8 年的小玫瑰咖啡廳，由學生們自主經營，如今已經倒閉。這裡原本是家屬區居民樓之間用來停放自行車的一塊空地，後來蓋起了一棟小複式。空間只有四五十平米，但五臟俱全，運營者是源石社的某屆團長，鄭蕊芯也曾是幫手之一。

沒有菜單——當值的人想到什麼，就在群里問句」有人要吃披薩嗎「，得到回應才去開門營業，從和面做起，三四個小時才烤出一張披薩。有時乾脆就所有人一起煮火鍋，聊石頭。空氣中瀰漫著自由的味道，一隻叫小軟的白貓坐在窗邊陪著年輕人們。

轉折發生在 2014 年。此前數年，講解團一直掛靠在地質學院青年志願者協會之下。發展壯大後，青協想將源石社正式收編，更多介入其日常運營和公眾號的管理和審查。社團成員們並不願意。對他們來說，原來那種純粹簡單、自由自治的氛圍才是最寶貴的。

為了保護這種氛圍，於翀涵和另一位負責人試圖申請註冊校級社團，改名為「源石社」，但過程頗為受阻。到 2016 年，成員們一起在麥當勞吃了頓飯，決定如果找不到更好的辦法，就地解散。

幸運的是，地質博物館的一位白主任知道了這件事，與校方溝通，「源石社」才成功註冊。

對 30 多個年輕人來說，14 年的傳統算是守住了。於翀涵至今記得那頓幸虧沒能成真的散夥飯。他們把這頓飯稱為「偉大的麥當勞會議」。

世界盃阿根廷對法國的比賽剛結束，源石社一位成員推送了一篇與阿根廷礦石相關的新文章：「阿根廷特產的礦，是素有「印加玫瑰」之稱的鍾乳狀菱錳礦。一直開玩笑說，若阿根廷勝，就寫五福臨門（諧音菱錳）；若阿根廷敗，就寫阿根廷西柚（諧音 See you）。」

7、「與其說是我們去拯救文學，不如說是文學拯救了我們」

北京科技大學犀牛文學社的文學期刊《反航》一年出兩期，扉頁上印著同一行字：「豬尾巴，甲殼蟲，都好，只是人間無有」。

那是創刊人張懷朋起的。豬尾巴是《百年孤獨》里嬰兒身上那個豬尾巴，甲殼蟲是《變形記》里格里高利變的那隻甲殼蟲。張懷朋的意思是，「你們可以喜歡魔幻現實主義文學，但它終歸要落回真實的生活」。

張懷朋是田也的上一任社長，畢業後去做了程序員。田也很欣賞他。張懷朋不大會寫，但能讀，一讀就知道稿子好壞。《反航》第一期里有篇《Lamento：輓歌——反烏托邦》，編委會的人不大喜歡，覺得像隨筆或散文，不是嚴肅小說。張懷朋指出作者用第一人稱敘述是在模仿太宰治，大家才看出所以然來。

田也在北科大工業設計專業讀大三，喜歡王小波和波拉尼奧，微信名里也放進了這兩個人——「王小波拉尼田也」。他把反航公眾號的發刊詞寫得蕩氣迴腸，「我們想追溯曾經的黃金時代，成為新世代的文學青年」，但又像是信心不足，最後引用了波拉尼奧的句子給自己打氣，「雖然我聽見歌聲里談到了戰爭，談到了整整一代拉美犧牲掉的青年人之英雄偉業，我卻明白最重要的是說到了勇敢、鏡子、慾望和快樂。」

犀牛文學社創社 9 年，一直有要做本嚴肅文學刊物的想法。這在一所以冶金及材料科學著稱的工科學校里，顯得有點異類。通過 2014 至 2017 年舉辦的四屆犀牛文學大賽，文學社終於積累了一些高校青年作者資源。見到去年中央民族大學文學刊物《文西》獲得不錯反響，《反航》終於開工了。

欄目分成四個：有物、專題、解牛和雜食。「有物」里主要是小說，「專題」是特邀作者根據當期主題撰寫的文章，「解牛」和「雜食」則放文學評論和散文隨筆。

製作過程中有許多妥協和困難。編輯部有意要增加文學評論的內容，他們覺得那是體現一本雜誌觀點性的主要方式，但卻發現幾乎收不到這方面的好稿子，只好以小說為重。由於經費有限，《反航》只提供象徵性稿酬（20 元一篇），作者投稿動力不足，交稿也慢，原本計劃的季刊變成了半年刊。

有些出乎意料的是，發刊後反響不錯。第一期賣出去 300 多本，今年 5 月發刊的第二期已經賣出 100 多本。編輯部帶著它分別參加了單讀和 706 青年空間舉辦的獨立雜誌展，才發現原來沒什麼年輕人做嚴肅文學雜誌，其它人都是以設計雜誌、詩刊為主。

田也就更覺得這事值得堅持，因為「總感覺以後會做一些不那麼喜歡的事情」。

田也老家在河南南陽。小學是在北京上的，因為父母都在這裡做生意。由於戶口限制，到初中時他回到鎮上上學，和爺爺奶奶一起過。後來考上附近市裡的重點高中，就徹底開始了一個人的生活，直到進入北科才與父母重聚。

在最重要的一段青春期里，田也習慣了父母的缺席，在文學裡找慰藉。相比略顯沉重的俄羅斯文學，田也更喜歡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文學，覺得後者也有史詩般的厚重感，但更有張力、更輕巧，令人耳目一新。寫作方面，他不算勤奮，有想寫的才動筆，不過一直有觀察身邊人的細節、記錄靈感的習慣。比如在公交車上碰見的售票員，一個手上帶了 6 個金鐲子，「為什麼會帶這麼多金鐲子？它們從哪兒來？這個售票員的生活是什麼樣的？」，小說里的一個人物就出來了。

高中時期，他在班裡坐最後一排，是成績不錯但因為不守規矩不受老師待見的那類學生。比起上課和寫作業，他花在高中文學社和刊物《晨笙》上的時間更多。教語文的班主任不喜歡這個天天在課桌下讀馬爾克斯、莫言、帕慕克的男孩。「你搞這些能養活自己嗎？」他說。

由於和父母缺乏溝通，田也習慣了按照想像中的標準做個懂事的孩子。高考報志願，他猜測父母會重理輕文，覺得理科更好找工作，就選了工科院校。他最大的離經叛道就是製作《反航》，以及去單讀做了半年實習新媒體編輯。

這份工作和想像中不太一樣，田也打趣說：「許知遠自己在朋友圈裡發過一段話：單讀是個看上去烏托邦，實際富士康的地方。」但對他來說，這裡仍然是最接近烏托邦的地方。

讀到大三，田也對本專業提不起熱情，才開始和父母聊未來的計劃，告訴他們自己只對文學有熱情，想做文學相關的工作，想考北大創意寫作專業的研究生，「即使為了生計先去做了設計師、程序員，最後還是會回到這個行業的」。這麼一聊，田也才知道，父母對於他搞文學並沒什麼意見，他們更支持兒子做自己熱愛的事情。漫長的謹小慎微，看上去更像是田也在和自己較勁。

在《反航》之外，犀牛文學社每周三晚上 7 點到 10 點會組織一次無話不談的討論會。最近的氣氛有些沉重。去年 10 月，學校有同學跳樓自盡。一個平時活躍且有些話癆的年輕人，幾分鐘之間就徹底消失了，所有人都感覺不適。文學社裡幾個社員最近就此發起了一個社會實踐，調查大學生生活里的虛無和無力。

田也有時也會覺得虛無，但整體方向是堅實的，」如果你不讓我真實的活著，那我是不是還不如家裡的狗子，那我不如直接死去」，接受採訪前一周的某天，他在朋友圈裡這麼說。

8、 「年輕人就是要搞點事情，找點樂子」

離畢業還有一周，張澤鵬突然成了北京林業大學的熱搜紅人。

原因是他在北林微光社團的幾個哥們給他拉了條橫幅、又送了面錦旗，「張澤鵬同學，四年都沒找到女朋友」。為了保持熱度，這幾個哥們之後還以「如何脫單」為話題做了十幾個校園街訪，為張澤鵬搜集祝福，拍成了一段 3 分鐘的短視頻。

李明昭是這幾個哥們中的一個。他是北林微光第三屆副社長，張澤鵬的繼任者。

北林微光由數媒專業的一位學長於 2013 年成立，最初叫 Vlight 工作室。一夥年輕人聚在一起做視頻，風格大多走「酷炫」路線，剪輯乾淨利落。宗旨只有一個：「年輕人就是要搞點事情，找點樂子。」

去年，滴滴曾找到北林微光，請他們幫忙拍過一支聖誕節廣告。

北林 65 周年紀念片

李明昭喜歡 Tim Walker、王家衛和昆汀，但之前對拍視頻一竅不通。大一去內蒙古烏蘭木統的阿爾山做暑期實踐、調研植物資源時，他用的還是一台佳能 750D。同行的朋友當時是北林微光的社員，兩人一起把拍到的片段剪成一支微視頻，《蒙甸青歌》。這部作品後來獲得了第五屆環太平洋大學生微紀錄作品大賽的優秀獎，讓李明皓感到備受鼓舞。

加入北林微光後，他自己掏一萬七把佳能 750D 換成了 5D4。成員們通常會分成四組，「劇情片、旅拍、mv、紀錄片」，然後按項目推進。李明皓所有關於剪輯、機位等方面的技術知識就全部來自不同項目的合作者。

由於經費緊張，拍攝進度通常很趕。李明昭和其它社員去年幫北林綠苑舞社拍了一支時長 2 分半的宣傳片，滑軌、燈光、機身、鏡頭等加起來租金要一天 1800，他們就從前一天早上 6 點拍到了第二天早上 6 點。

另一支花了不少心血的片子是給北林校園樂隊毒氣球導演的 MV《救世主》。配合歌詞里寫的那個崩壞的世界，李明皓給樂手們戴上了塑膠動物頭套。一邊是他們在城市街頭遊盪的場景，一邊是樂隊在錄音棚里高歌：」你的飛船就停留在你沒崩壞夢想的鏡頭「。

過去一年，李明昭一共做了十幾支片子。如果不在教室，就是在剪片子，但回想起來都不滿意，「和張澤鵬比太菜了」。

然而和一年前比起來不同的是，他在新片場社區註冊了一個賬號，有了作品集，裡頭躺著他比較滿意的三支片子。「李明昭」下一行小字寫著：「新銳剪輯師」。

北林微光與北林樂隊毒氣球拍攝的 MV《救世主》

9、「有一天大教堂塌了，他們又建造了一個更輝煌的」

每周六和周日晚 8 點到 11 點，北大燕園 35 號宿舍樓地下二層的 18 號房都屬於楚顯琨和他的元培地下電影院。

這裡不算大，由自習室改造而成，但該有的都有：一個投影儀；兩條淺粉色蛇形沙發椅，上面躺著一隻毛絨熊：牆上貼著不久前張國榮主題放映留下的海報；角落裡還摞有一堆黑色摺疊椅。電影院成員有 23 人，他們負責輪流值班，在當值的那周末選片、寫推送和放映。運營一年，一共放映了 80 場。

地下電影院放映的電影並不「地下」。有《大佛普拉斯》、《如父如子》這樣小眾口味一些的電影，也有成員們選出的優質商業片，《王牌特工》、《銀翼殺手》。高校中堅持前者水準的電影協會不少，如中央民族大學的放大影站、清華影協、北語影協。楚顯琨持不同看法，覺得高校電影院不應該只是電影發燒友的聚集地，而該是個更包容的地方。

楚顯琨是北大元培學院 2015 級政經哲方向本科生。去年 5 月電影院成立時，完全是為了滿足《世界電影史》這門選修課「看 100 部電影」的學習任務。因為宿舍樓地下二層的 18 號房有投影儀，幾個人就把它改造成了電影放映室。

整個空間看上去有些冰冷，一幫人就花了點心思改造。首先是去地下一樓搬了十幾把椅子和一個書櫃，接著買來一堆《看電影》舊刊和海報貼滿牆面，花了三四天，用掉了十幾個雙面膠。在楚顯琨當時的想像中，放映室很可能人滿為患，於是他又跑到霍營附近花 100 來塊買了張二手毯子，讓沒位子的人可以坐到地上。為了製造溫馨氛圍，電影院的另一位成員沁竹貢獻出了自己的一隻黃色毛絨大熊「前前」。

最重要的是爆米花機，這是電影院區別於放映室的靈魂與核心。楚顯琨與另一位成員何楊為此跑到離五道口一小時公交車程的大屯路，花 300 多找一家咖啡廳買來了一台二手爆米花機。拿到機器時已經是晚上 10 點多了，兩人打車回到燕園南門，激動地把它從南門一路抬回 35 號樓地下。

電影院開張放映的第一部片子是《天堂電影院》，成員們為此炸了 40 桶爆米花。他們顯然過於樂觀了，活動公眾號推送有一萬多閱讀量，但最後來看電影的只有十幾個，其中還有 10 個是電影院自己的成員，「我終於確信了閱讀量的多少和來看電影的人數並沒有什麼關係。」

」5 月份炸的爆米花，還有一點點糊「，元培地下電影院公眾號寫道。

楚顯琨對電影的愛好最初來自高中學校附近的盜版碟片店，《天堂電影院》、《聞香識女人》、《霸王別姬》都是那時開始看的。進入大學，他最常去的是現在已經關閉的五道口金魚放映室，在那兒認識了各式各樣的影迷，以及附近高校電影協會的人。

來看電影的人越來越少，幾乎是楚顯琨認識的所有協會負責人的煩惱。能看片的渠道太多了：網盤、B 站、騰訊、愛奇藝。大多數人喜歡躺在被窩裡盯著手機，或者蜷縮在電腦前戴著耳機。

元培地下電影院的年輕運營者們承認這一點。他們覺得電影院能提供的是另一種價值：空間中人與電影的交流、與其他人的交流、與自己的交流。為了驗證這一點，他們曾嘗試過組織《春光乍泄》映后座談、找來調酒愛好者製造氣氛。效果最好時，電影院里能擠進 30 多個人。

更多時候，地下電影院的人流還是難以預測，椅子的數量總是比人多，100 塊買來的毯子幾乎沒有用上過。放張國榮和王家衛可能會來 30 個人，放大家投票選出最想看的《頭腦特工隊》卻一個觀眾也沒有。唯一確定的是，每到期中期末考試季，元培學院的學生們比起電影院，更願意 18 號仍然是自習室的樣子。

但楚顯琨覺得這都沒那麼重要，重要的是有一個可以看電影的臨時公共空間存在著。下學期，電影院計劃邀請戴錦華、李猛等北大老師來講電影，向更多人開放電影院。在社團內部的一篇採訪推送里，他引用了伯格曼的一段話：

「我的夢想就是古代的一個傳說：有一天大教堂塌了，工匠、磨坊主、騎士、小販、三教九流不約而同聚集過來，花了很長時間重建了更為輝煌的大教堂，建完他們就走了。」

(*應受訪者要求，明正為化名）

題圖分別為《放牛班的春天》劇照、歐陽惠雨行為藝術作品現場，配圖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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