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約翰·G教授的記憶碎片
最近忙於工作和翻譯，一直沒空更新公眾號。正好看到一篇寫得還挺有意思的舊文，就先發一篇湊個數，分享一個關於諾蘭兄弟的八卦，兼描繪一下美國大學的教授可以鬼畜到什麼程度……||| 寫於2015年，雖然現在已經發生了太多變化，但初心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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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斯托弗·諾蘭執導的電影《記憶碎片》里，患有記憶障礙的男主角堅信自己的妻子被一個叫約翰·G的人姦殺，為了給妻子報仇，終日追蹤約翰·G的下落。但直到片尾，約翰·G從未露過真容。這個惡棍也許並不存在，只是男主角在面對巨大創傷後自己虛構出的一個復仇目標，一個無望的夢魘。
大一的時候有一位學姐告訴我，《記憶碎片》的原小說作者和電影編劇之一、諾蘭兄弟中的弟弟喬納森·諾蘭，不僅是我們學校的校友，還是我們的教授約翰·G的愛徒。而《記憶碎片》里那個神龍不見尾的大反派，正是喬納森在向他同名的導師致敬。
自然，喬納森借用的只是G教授的名字。G教授的人格無可指摘，電影里對約翰·G犯罪行為的指控，與我們這位真實的G教授毫無關聯。但我仍難以理解喬納森的決定。要向恩師致敬，為什麼要把他的名字安插在一個令人髮指的角色身上？我更難以理解的是，現實生活中的這位約翰·G，顯然並沒有因為學生的玩笑而感到憤怒。他把喬納森大學時的手稿珍藏在辦公室里向學生們炫耀，用JG的縮寫來簽署自己的所有公務郵件，似乎覺得這個惡作劇很幽默，甚至引以為豪。
隨著和G教授的熟識，我和身邊的同學們逐漸體會到了這種致敬的趣味。電影里約翰·G這個名字始終侵擾著男主角的日常生活，而生活中的G教授則以他對學生的嚴格要求時時給學生帶來無限壓力和恐懼。某年期末考試前，有人提議說要把電腦桌面改成G教授的照片，這樣熬夜的時候剛想偷懶就會看到他犀利的眼神，連瞌睡都不敢打了。這個提議獲得了眾多同學的支持，大家紛紛效仿，效果奇佳。
大四畢業前最後一次去G教授的辦公室時，我像往常一樣在辦公室門外瑟瑟發抖，手裡緊攥著即將被他批閱的文章，想像他的皺眉、嘆息和批評，想像他在紙上劃滿問號和大叉，最後將血淋淋的稿紙扔回我手裡。G教授的辦公室是英語系走廊上的最後一間，從門口看去，長廊一如既往地安靜而又陰暗，每一扇灰色的門都緊閉著，壓抑得令人心驚膽戰。那一刻我終於理解了被我們戲稱為「師兄」的喬納森。我想，也許有一天我會寫一篇恐怖小說，寫一條似乎永遠走不到頭的走廊，在那遙遠的盡頭，有一個名叫G教授的噩夢在靜靜地等待。
胡思亂想了半天，約定的時間終於到了。G教授那接近兩米高的身體出現在辦公室門口。像往常一樣，他總是親自走到門邊迎接每一個求見的學生，笑著叫學生的名字，像是久別重逢，熱情地與學生握手。必須承認，我們平日的想像完全把他妖魔化了，真實的他並不怎麼駭人，因為長得過高而總是微微屈著身子，發須皆白，目光溫和，活像肯德基老爺爺或者聖誕老人。
但這不妨礙我心中的忐忑。且不說我作業在手，走近他的時候我總覺得被籠罩在他高大的陰影之下，而握手更是每次見他時都必須經歷的第一道考驗——早在大一的時候，他便教會了我們正確的握手方式，虎口相對，有力地一搖，稍有一點差池便被視為缺乏自信的表現。
我不知道喬納森是否對G教授懷有同樣的情感，但我和我身邊的朋友們都像這樣對G教授又怕又愛著。他的辦公室門口永遠排著長隊，我們對他的批評心懷畏懼，但仍然將他的意見視為至寶。
有朋友對G教授作出了一個精準的總結：剛認識G教授的時候，他看上去真的很可怕，但如果你認同他的目標，如果你認真去向那個方向努力，那他將是你最忠實的拉拉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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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句話可以概括G教授教書育人的中心思想。
他將一句格言送給他的每一個學生：為了智慧的一生即是為了世界的一生（mentis vita pro vita mundi）。
他曾在暑假給學生們群發了一封郵件，郵件沒有署名，只寫著一句話：如果你對你的選擇和決定沒有哪怕一點點恐懼，那麼你也許並沒有在成長。
他要求每一個希望在他指導下成為未來領袖的學生寫一篇文章，文章的題目是：你要如何為這個世界而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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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教授的頭銜有很多：英語系教授、狄更斯文學研究學者、編劇、學校獎學金與研究辦公室主任、學校慶典委員會負責人、學校籌款行動負責人……
而我們最熟悉的，則是他創辦並指導的卡洛爾學者項目——一個橫跨大學四年、聚集了G大尖子生的項目，美國本科生最難申請的羅德獎學金和馬歇爾獎學金的預備班。
有人說卡洛爾學者項目是相當於耶魯骷髏會一樣的神秘組織，因為學校主要社團的負責同學往往都是G教授的門徒，而畢業典禮上的學生代表，從演講者到領隊旗手，也常由G教授親自從他的畢業生中選出。G教授堅持要他的每個學生將「卡洛爾學者」放在簡歷第二行，僅次於本科專業和GPA成績。
G教授對他的學生們，總有著近乎偏執的嚴苛要求。比如如何握手，比如在回答「你好嗎」這個問題的時候必須回答「棒極了」，比如必須參加體育鍛煉和文藝演出（有一年他把所有學生扔到樹林里讓他們在規定時間內跑出來，而如今的集體方塊舞和大合唱已成了一年一度的傳統），比如在規定時間內寫一篇關於」華盛頓被恐怖分子毀滅」的短篇反烏托邦小說。當大部分大一新生還在忙著適應大學生活的時候，他已經要求申請卡洛爾學者項目的大一學生找教授寫推薦信了。然後他會連珠炮地問他新招來的大一學生「你畢業後想幹什麼」「你對未來的人生有什麼目標」「為了實現這些目標你的短期中期長期計劃是什麼」，並讓新生親眼目睹他當著一百多人的面把他手下的羅德獎學金申請人的申請文書肢解得體無完膚（當然是在申請人在場並站在大家面前的情況下）。
參加卡洛爾學者的學生大多是被它那「學術研究」的噱頭忽悠進來的，但過不了多久就發現自己受騙了。畢竟很少有人能同時鑽研學術，又是體育健將，又有文藝天賦，還善於社交，同時悲天憫人，滿懷社會理想。所以G教授成了我們的噩夢，因為我們也許能做到其中幾樣，卻極難達到他的全部要求。實際上，卡洛爾學者間珍貴的友誼和默契，往往正是建立在大家對G教授共同的恐懼之上。
每屆都有一半的人知難而退，而另一半則留了下來，有的是為了G教授那傳說中「史上最牛」的推薦信，有的則是出於對G教授的心服口服。
隨著在美國時間的增多，我逐漸意識到，很少有美國大學（哪怕是最好的那幾所）有這樣的機會，讓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親自帶領一部分本科生走過從大一到大四的四年時光。
G教授對本領域已經做好了學術貢獻，在學校里擔任過種種職務，又教出了喬納森·諾蘭之類不少作家和編劇，以他的資歷，大可以隨便教兩門課，寫寫文章，偶爾發發牢騷，在清凈的英語系裡休息休息，等著退休。
但他沒有這麼做。他耐心去結識每一個他招來的大一學生，了解他們的性格和夢想，三言兩語便把他們引見給那些可以助他們一臂之力的人。他每周都給大一學生們上課，教大家怎麼做研究、怎麼閱讀、怎麼演講、怎麼寫各種申請文書，也教大家怎麼寫感謝信、怎麼婉拒那些自己沒有時間或精力做的事情、怎麼請教授寫推薦信。起初大家常常無法理解他那些奇怪作業的用意，但當我渴望參加學校的各種活動卻不得不從中作出取捨的時候，當我開始將學術研究作為事業來看待的時候，當我給那些幫我寫推薦信的教授寫感謝卡片的時候，當我在畢業時掏出當年寫的「人生計劃」然後驚奇地發現自己居然依舊堅持著當年的夢想並且逐步實現了自己的短期目標的時候，我不得不感嘆G教授的遠見。
留下來沒有退出卡洛爾學者的人，多多少少大概是有一點「斯德哥爾摩癥狀」的。顯然G教授並沒有預期學生們要樣樣精通，他只是在逼大家在自己擅長的領域尋求突破，同時克服恐懼、跨入陌生的疆域，而凌駕於這之上的，則是將才學運用到社會的目標。每年他都能想出些折騰人的新辦法，但他的三句名言從未改變，而且，他始終在與我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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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教授在G大讀本科大概是50年代，那時，每個G大畢業生還必須用拉丁語參加辯論比賽，畢業生代表還必須穿著印第安人傳統服飾上台發言。60年代他博士畢業回歸G大教書，一呆就是近半個世紀。
後來他告訴我們，讀本科的時候他並不喜歡G大，畢業那天，他最後望了一眼學校高聳的鐘樓，暗自慶幸自己再也不用見到這個地方了。我們大家聽了狂笑不止，因為他後來很快就回來了，一呆就是好幾十年。當年他指導過的學生，有的如今已回到G大指導起了別人。
我們都難以理解他對G大的複雜感情。他不是天主教徒，卻高度評價學校里的耶穌會神父們。他常對G大提出尖銳的批評，甚至讓我們合唱《悲慘世界》里的革命之歌（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開玩笑地提議大家直接去校長辦公室鬧一場革命，但他又是G大的校史專家，對學校的各種趣事秘聞如數家珍，還有著諸多「體制內」的頭銜，長期參與學校活動的校友都認識他，把他視作G大的象徵。近年來他常說要退休，很多校領導挽留他，因為大家難以想像G大沒有他會變成什麼樣子。
和許多G大教授不同，他沒有把自己的孩子送進G大，而是把他們送去了哈佛和芝加哥。對於自己的學生，他似乎也總是致力於讓學生離開G大，作為英倫愛好者他近乎狂熱地崇拜劍橋牛津，當他的學生進入美國國內名校的時候他也一樣激動萬分，那架勢簡直像是時刻在拆G大的台。當校領導們將G大視為一流學校的時候，他似乎在承認，G大還有很大的差距。
因此，他究竟為什麼來G大教書然後肩負要職，這對我們來說始終是一個謎。
直到他給我們上的最後一課。
每年他都會給剛加入卡洛爾學者的大一大二學生開一整年的課，而這門課總是以一堂關於G大校史的講座結束。最後一課，他放下架子，隨意地坐在桌上，給我們講述校史，然後告訴我們，進入G大的學生里有四種人：一種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一種是期望習得某種專業技能的人，一種是熱衷於國際政治的人，還有一種是因為運氣不佳沒被哈佛耶魯等校選中、將G大作為保底學校的人。
在座各位大多是後兩種人，他說，尤其是最後一種人，他們有著哈佛耶魯的能力和志向，但因為那些學校無法容納那麼多人而極偶然地被遺落下來。他們在G大成為「雞頭」，但G大並沒有舞台讓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實力。
不要以為你們的能力便止於此，不要以為你們和哈佛耶魯的學生有什麼天生的差距——他告誡我們——你們倘若進了哈佛耶魯會有多努力，現在在G大就要有多努力，不要減少半分。那些G大給不了你們的，你們自己去尋找，去創造，你們可以將G大變成你們理想中的哈佛耶魯。
「我的課上完了，這一年的課是你們的起點，此後你們會分散在G大的各個角落，那就自己去創造吧。」他這樣結束最後一課，為我們接下去三年的奮鬥壯行。
那堂課以後，我似乎有點明白了他對G大的情感。無論他當初為何會選擇來G大工作，他深愛G大，但從未滿足於隨波逐流。他對G大的批判源於他對G大躋身頂尖學校的嚮往，而他的種種行政職務則是他親自動手改造G大的行動。
我無法評判他對整個學校作出的貢獻，但僅就我個人來說，正因為他在G大的種種工作，G大本科四年給我的收穫，也許比哈佛耶魯本科生學到的東西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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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G教授是什麼樣的，我們只是零零星星地知道一些片段。並不是他故意隱瞞，而是我們不敢窺探。G教授的辦公室里，曾長期擺放著一隻低矮的椅子，學生前去見他時，不得不坐在這椅子上，抬頭仰望在高大的辦公桌後面坐得有如神祇的G教授。這樣的人，似乎已經被山巔的雲霧遮蔽起來，只可遠觀而難以靠近。當然，這一切依舊只是我們因恐懼緊張而產生的錯覺罷了。
我距離G教授的私人生活最近的是在大二那年。開學時，G教授為卡洛爾學者們組織了一場跨越華盛頓的尋寶活動，像往常一樣，他沒有解釋用意。我所在的小隊集體穿著紅色隊服，汗流浹背地在烈日下疾走。一位正穿著運動服健步如飛的瘦削老太見到我們，熱情地迎上來，問我們是不是G教授的學生。「我是他太太，」她笑著說，「最近整天聽他在家謀劃給你們安排活動，所以我想如果今天在華盛頓市區看到一群穿著同樣顏色衣服的大學生，想必就是他的學生了。」
大家想像G教授半夜裡老謀深算地在家裡陰笑的樣子，不由嚇出一身冷汗。G太太似乎看出了我們的心思，故作神秘地問我們想不想去看看G教授的家宅，接著便帶我們偏離了尋寶活動的路線，往他們家走去。大家都不再在乎尋寶比賽的輸贏，因為我們找到了最大的寶藏。
儘管是瞞著G教授「偷偷」造訪，但他卻好像無處不在，因為他家的一切在我們眼裡都是他的標誌性風格：花園裡的維多利亞式雕塑、厚重古典的傢具色調、咖啡桌上的半瓶威士忌和酒杯以及隨意攤著的一本《紐約客》，當然，還有那隻毛茸茸的黑色大狗……我們幾乎可以想像他晚飯後坐在安樂椅上翻著《紐約客》小酌半杯的閑適情景。而在咖啡桌對面的另一張小桌上，擺著他和妻子新婚的照片。照片上的兩人正是風華正茂的年紀，在人群中相擁共舞，深情的眼神和燦爛的笑容令大家禁不住趁G太太不在的時候駐足觀看，一邊交頭接耳：沒想到恐怖的G教授居然也有如此溫柔的時候，這簡直顛覆了我們的世界觀。
G教授自然不會跟我們講他的愛情故事，實際上，他的婚姻觀飽受爭議。我曾親耳聽到G教授跟一位女同學說，由於當前社會的限制，女性無法同時成就卓越事業又成為賢妻良母（唯一的例外是女性學者有可能做到兩者兼顧）。這句話後來引起了一些人對他性別歧視的激烈批判，但也有些人不得不認同他此話的現實。他妻子算是大半個學者，我不知道G教授是否認為她有卓越的事業，但他們的愛情無可置疑：他在課上提到妻子的工作和成就時從不掩飾聲音里的驕傲，而當他們共同出席學校正式場合時，已近古稀之年的兩人像是從哪部好萊塢老電影里走出，一個風度翩翩，一個精緻優雅，在他們滿頭的銀髮、睿智的眼神、及默契的配合下，更增添了歲月的深厚。那位受到他如此欽佩與愛慕、與他相濡以沫幾十載的夫人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似乎比G教授本人更為神秘，我們就只能靠想像來揣摩了。
那次去G教授家，G夫人為我們在家門口合了影，囑咐我們不要告訴他，等他回家她再給他看照片「嚇他一跳」。大家竊笑著答應了，回學校見到G教授時，一個個都對他露出微妙的笑容，令他困惑了一整天。那照片確實給了G教授一個驚喜，那一年，它成了卡洛爾學者辦公室分發的聖誕賀卡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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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教授絕非完人，他的許多缺陷里包括一條：對中國幾乎一無所知。
這並不意味著他不知道中國的強大與脆弱。他的學生里，有的是隨父母到美國」避難」的華裔，近年來，他身邊又多了不少學生希望利用中文能力發一筆大財，或者借中國研究來實現政治野心。於是他對中國的印象停留於學生們的雄心壯志，以及他常閱讀的《紐約時報》、《紐約客》那些主流媒體里渲染的中國威脅論與中國面臨的種種危機。
但正像那些媒體的論調一樣，G教授作為一個典型的西方中心論者，為中國的崛起而著迷，但又始終懷有某種根深蒂固的傲慢。
所以，當我成為他的第一個中國籍學生的時候，他首先關心的並不是我的學習狀況和未來理想，而是學校周圍哪家中餐館比較好吃。當我告訴他我對中國高等教育感興趣的時候，他的第一反應是：中國大學會接受海歸學者嗎？
他的偏見和誤解終究還是逐漸消除了。也許我的行動多多少少讓他認識到了真實的中國人是什麼樣子，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意識到中國蘊含著他所期望的巨大機遇。
他要學生在對不可控因素的畏懼中尋求突破與飛躍。他要學生積累智慧、積極思考，並發揮自己的學識在社會上留下印跡。他要學生為世界而戰鬥，不止為了美國，也不止為了英語國家。而在中國這個廣闊的舞台上，有著那麼多可以進步的空間需要人們用頭腦去填補，而這過程中亦有數不清的未知與險境。這簡直是G教授理想中的冒險家的樂園。
所以G教授毫不嘲笑我的理想主義。甚至，當我自己耐不住壓力想打退堂鼓的時候，他還對我的雄心壯志念念不忘，提醒我說：」可你的目標不止這些啊。"他話語堅定而又自然，像是在陳述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
被研究生院錄取後我向他彙報錄取結果，祝賀過我之後他突然說：」等你博士畢業，就要開始往你的目標前進了。讀博士期間的這幾年，你要做好準備啊。"
我驚訝於他的記性和關心。所有人都叫我好好休息，在研究生院開學前盡情慶祝一番，別去想後面的事情，更別提畢業找工作的事了。但G教授已經想到了我博士畢業之後的那一天，想到了我那時將要面臨的變數和挑戰。他明白我在此後幾年裡必須要為了面對那一天做出多少努力，也明白我已經脫離他的羽翼，必須重新去尋找新的嚮導和資源，來面對那條漫長而又曲折的回家之路。
離別之時他所能做的，只有提醒我，他還記得我那個還要接受更多次考驗的理想，並且一如既往地相信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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