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申遺」路——關於明孝陵申報世界遺產的一次訪談（一）

原標題：漫漫「申遺」路——關於明孝陵申報世界遺產的一次訪談（一）

2018年7月3日，是古都南京目前唯一的一處世界文化遺產---明孝陵列入《世界遺產名錄》15周年紀念日。為進一步擴大文化遺產保護、文物活化與利用在社會公眾中的影響，營造全社會關注文化遺產保護的良好氛圍，塑造更具標誌性的南京城市「文化名片」和「形象窗口」，在今年6月底到7月底，中山陵園管理局會同市文廣新局、市旅遊委將舉辦「牽手世遺，文旅融合」系列文化宣傳活動，為大家帶來一場「古都文化盛宴」。

「南京明孝陵列入《世界遺產名錄》15周年研討會」也將在7月3日召開,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所長賀雲翱教授受邀參加,為了紀念明孝陵申遺15周年,大眾考古特此轉載賀雲翱教授在《文化遺產學論集》中的一篇訪談錄——慢慢「申遺」路。（原載於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中共南京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主編《難忘火紅年代——建設者口述歷史》一書 訪問者：南京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洪欣）

漫漫「申遺」路

——關於明孝陵申報世界遺產的一次訪談

（一）

一、讓我們追溯一下它的過去

做一件事都有它的來龍去脈。就明孝陵「申遺」這件事來說，我們追溯一下它的過程，首先在於明孝陵本身。本來明孝陵的文物地位就相當高，作為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陵寢，它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又一個高峰時期的產物，凝聚了當時社會的政治思想、哲學理念、建築技術、審美情趣和國家財力。它既繼承了被元代中斷了的漢、唐、宋帝陵制度中的優秀成分，又在宏觀布局和微觀建築單體上開創了具有鮮明時代風格和典範精神的陵寢建築形式。而且，明孝陵開創的帝陵制度，此後一直規範著明、清兩代500多年帝陵建設的總體格局和風貌，因此其地位崇高且影響極為深遠。

明孝陵的可貴之處，不僅在於它本身所擁有的內涵和價值，而且還在於它至今仍保存著原始的環境和基本的空間序列上的完整性，這一點是作為世界遺產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在有明一代，儘管屢遭自然因素的摧折，但由於它是開國帝君的陵寢，關係到大明江山的國運，因此多次受到維修和保護，直到明朝已是風雨飄搖的崇禎十四年（1641），崇禎皇帝還下詔在孝陵立《禁約碑》，嚴禁破壞孝陵「龍脈」，違者從嚴懲治。清代早期，孝陵在改朝換代過程中並未大損，康熙、乾隆帝幾度南下，大多要到南京拜謁。如今樹立在孝陵享殿前門基址上的「治隆唐宋」碑，就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皇帝第三次南巡時在孝陵所題，其意在褒揚明太祖朱元璋的文治武功超越唐宗宋祖，評價之高令人驚訝。清前期對孝陵的維護也給予關注，至今孝陵內還保存著康熙時江蘇巡撫宋犖、江南織造郎中曹寅會同修理明孝陵城牆的記事刻石。1853年以後，太平軍和清軍在孝陵地區展開了生死搏鬥，孝陵木構殿宇樓閣在戰火中多遭焚毀。同治三年（1864）後，儘管清地方政府幾次撥款予以修復，但已無法恢復舊制。民國初建，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曾親率「南京臨時政府」官員到明孝陵謁祭。後來，中山先生又歸葬鐘山東峰下，孝陵陵域也因此納入「總理陵區」而繼續得到了民國政府的特別保護。日本侵略軍佔領南京期間，明孝陵遭到一定程度的損壞。

明孝陵的環境和遺留的文物在1949年後又有進一步的全面整理和保護。1961年，明孝陵被列入全國第一批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為明孝陵提供了法律上的地位保障。此後，明孝陵得到很好的保護、維修和管理，陵區周圍的自然環境和風水地貌獲得了完整保存，內外部環境狀況良好，保持了陵寢原有建築的真實性和空間布局的完整性。20世紀80年代，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派專家對孝陵享殿等建築遺存作過一次清理，南京博物院的專家也對孝陵文物做過一些研究。到1991年，中山陵園管理局、南京市文物局、東南大學建築系等聯合編製了《明孝陵保護規劃》，規劃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後逐步得到實施。所以說，明孝陵能夠申報世界遺產，首先是它有一個很好的基礎，這個基礎凝聚了600多年來數代人的勞動、智慧和心血。

二、主持明孝陵考古工作

我對明孝陵的研究開始於1996年。當時，南京市群藝館和市文化局、文物局聯合做一個電視連續節目，叫《金陵夢尋》，其中涉及明孝陵、明故宮，還有一些民國建築等，明孝陵這一集讓我來寫腳本。在寫腳本的過程中我到明孝陵做了許多調查，感覺到雖然此前做了許多研究工作，但還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這年年底，我從南京博物院調到南京市文物局，負責創辦文物研究所。

1997年，我們做了一個科研工作方案，開始想做明孝陵的研究。1998年正式起草了明孝陵綜合考古調查勘探計劃，通過江蘇省文化廳報到了國家文物局。五六月間，中山陵園管理局開始進行明孝陵陵宮門（一稱文武方門）復建工作。原來的門很小，只有一個門，很殘破，那是清代的，是太平天國之後曾國荃重建的。中山陵園管理局啟動復建，按照國家文物局的批複，在復建之前要對原有建築遺存做考古清理，取得確鑿的科學依據後按明代風格復建陵宮門。因為當時我們正在做明孝陵的考古方案，文物局局長譚躍和文物局文物處長董長勝就讓我們介入，開始正式的考古發掘。

7月，我和考古人員邵磊、路侃、袁曉琪、王碧順等進入施工現場，中山陵園管理局文物處處長王前華先生也參加了我們的工作。之前，陵宮門已經有了一個設計方案，設計人員是按照80年代南京博物院有關專家原來做過的一個復原圖設計的，認為陵宮門五座門道皆為券門（上方是圓的）。我們通過考古發掘，發現實際情況是中間三道門確為券門，但東西兩側的掖門卻是平頂式門（上面是方的）。這其中掩藏著一個禮制問題：走券頂門的人地位高些；走平頂門的人地位較低。東南大學的古建築專家根據我們的考古發現及時修改了復原設計，保證了孝陵陵宮門復建的科學性。這個發現上報國家文物局後，文物局文保司負責人孟憲民先生評價非常高，認為這一考古發現及復原設計修改對明孝陵文物考古和修復提供了很好的經驗，甚至還有普遍意義，要求我們寫成文字材料在《中國文物報》上發表。所以那一年國家文物局同意了明孝陵文物考古方案，而且給了10萬元科研經費。江蘇省文化廳文物處處長龔良、副處長姚建平等對考古工作也給予積極的支持和指導。中山陵園管理局也覺得明孝陵地區的考古發掘對他們非常有意義，局長王學智、書記劉伯生、副局長史愛玲等直接過問考古工作的開展，給予很大支持，我們的考古發現經媒體公布後，引起社會的廣泛興趣和注意，遊客增加了，而且增加的量也比較大。在此後三四年時間裡，我們陸續作了東配殿、神廚、西配殿、具服殿、欞星門、下馬坊等建築遺址的考古工作，就是說陵宮內的幾乎所有建築遺址都作了清理挖掘。

經過這次比較系統的考古發掘，我們首次弄清了在歷史上已湮滅的有關建築在陵宮內的具體位置、規模、結構和建築方式以及興廢過程。例如，文獻記載孝陵陵宮內原有神廚、具服殿等建築，但對其建築細節一直不清楚。我們在孝陵陵宮內前部東側清理出一處建築基址，其上留有被火燒過的磚台遺存，遂確認它就是神廚基址。在神廚前的東井亭基址也同時做了清理髮掘，這組建築遺存是孝陵陵宮內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此之前專家們復原的孝陵圖上沒有這些建築，就是靠考古發掘及時增補的。雖然我們做考古時還沒有提申報遺產，但是這些工作為後來申報打下了一個基礎，不然文本裡布局完整的圖做不出來，就沒辦法反映它的整體結構和營建制度，也無法進一步發掘它的文化內涵。另外，考古中我們有了成果就向社會公布，1998、1999、2000年那三年通過考古挖掘了文化內涵和文化價值，起了宣傳的作用，後來申報遺產的時候需要有一個群眾對遺產本體的了解度，更多的人就知道了明孝陵。當時我們建議，挖掘出來的遺存希望做好保護，中山陵園管理局在這方面意識很強，出土遺迹都作了保護性展示，這些為申報工作都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1999年做了東陵寢園的挖掘。明東陵遺址早在1991年已被調查發現，位於明孝陵東。但由於文獻上還有明東陵在梅花山西側一說，直到1997年後，還有考古專家發表文章贊同此說。加之遺址主要部分原來掩埋於土中，無法窺見全貌，因此文物考古界和歷史學界對明東陵幾乎沒有認識。經過1999-—2000年的野外考古，明東陵的寢園、神廚、排水系統等得到全面揭露，江蘇省地震局地震工程研究院的專家張治天先生還和我們合作進行了明東陵和明孝陵地宮的精密磁測，在此基礎上，中山陵園管理局斥資建成了「明東陵考古遺址公園」，這是南京的第一個考古遺址公園，還被選為「第六屆中國藝術節」參展項目之一向社會正式開放。明東陵的一系列考古發現，對認識明代初年的帝王陵制和建築風貌及明孝陵的總體布局，研究明代洪武至永樂時期的這一段歷史都有特殊價值。

這次考古發掘還大大豐富和深化了明孝陵原有的文物內涵，為全面、科學地認識明孝陵的整體規劃、風水觀念、設計思想、建築內涵、建築風格，及其在中國帝陵發展史上所擁有的獨特地位，提供了大量新資料，進一步完善了明孝陵的科研資料。

三、提出「北斗七星說」

通過考古發掘，我還對明孝陵獨特的平面布局設計思想做了探討，即明孝陵從大金門到寶頂，設計上「取象於天」，布局呈北斗七星圖式，東、西、南、北四方以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象相繞，以求得「天人合一」「天下獨尊」的效果。

在一般人眼裡，明孝陵可能就是指神道一線及到紅牆所圍的那麼一處帶狀範圍。其實，孝陵原有外郭環繞鐘山長達22.5公里，相當於當時明代首都京師城城牆長度（33.676公里）的三分之二，今天面積達30多平方公里的鐘山風景區，幾乎就是當時明孝陵的整個範圍。明孝陵不同於其他帝陵之處，在於空間序列的複雜、神道布局的曲折以及陵宮建制上的創新。漢、唐、宋三代，帝陵逐漸形成方上、陵台、方垣、四齣神道、上下宮的制度和中軸對稱的規整格局。到了明初，朱元璋卻放棄了這套成熟的帝陵體制。孝陵以鐘山為中心，外郭城垣走向曲折，繞山而建，這一點與明初京師城垣相似；神道也是不循常規，彎曲而行，前人有認為孝陵彎曲神道的做法可能與朱元璋本人講究順應自然、出奇制勝的個性有關。無論如何，孝陵的這一做法確屬別出心裁之舉，值得探討。

明孝陵作為當時的一項國家工程，整個陵寢建造跨洪武、建文、永樂三朝，時間延續近40年。如此漫長的建陵時間，不可能沒有一套設計方案和設計思想，只不過其設計理念未能得到記載而保存下來。我在每一次的野外考古調查中，都關注著陵墓地形和建築設置。有一天，我看到一幅20世紀80年代測繪局繪製的明孝陵航拍地圖後，作出了一個大膽推測，提出其按「北斗七星」圖式規劃布局的觀點。那是在1996年，當時我把這個想法寫進了《金陵夢尋·明孝陵》的腳本中，1997年後又做了系統分析。

四、明孝陵神道及陵宮、寶城布局

「天為帳幕地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間不敢長伸腿，恐把山河一腳穿。」這首出自朱元璋之手的詩，顯示了他君臨天下、擁有四海的雄心，也隱含了他對天象的崇仰。如他的宮殿設計理念就是上采天象，地構宮室，追求「象天法地」的皇家建築效果。我將明孝陵的七個主要建築拆出，發現「下馬坊」「大金門」「望柱」「欞星門」「五龍橋」「享殿」「寶城」分別構成了北斗七星的「勺頭」、「勺身」和「勺柄」。看來朱元璋深信「魂歸北斗」「天人合一」，他死後仍想乘坐「北斗」這一「天帝之車」關照大明江山。

天地神靈、陰陽風水、生死輪迴等說都對朱元璋有一定的影響。在這處龐大的帝陵區域內，設計者將整座鐘山以及部分水面作為重要的「風水」景觀一起納入孝陵的建築規劃設計中，從而實現了「因山為陵」「天人合一」的中國帝陵建築傳統和文化理念。譬如，鐘山古稱「龍山」，早在東漢末年，已被諸葛亮、孫權等視為「龍蟠」之地，朱元璋作為大明開國之君，擇金陵「龍脈」以為葬地，這完全符合風水要義。鐘山之陽建造帝陵，鐘山之陰陪葬功臣，南北對應，尊卑昭然；鐘山有東、中、西三峰，在風水上稱「華蓋三峰」，而以中峰為尊，孝陵恰好位於中峰之南玩珠峰下；在孝陵之西，有一座小山，古人稱「小虎山」，過去不解其意，現在從風水地貌上分析，方知其正處於孝陵之右的「虎砂」位上，與孝陵之東的「龍砂」之象左右對列；而直對孝陵陵宮的梅花山，過去都以為乃朱元璋為了讓孫權這位好漢給他的陵寢看門而留下的，其實，這一如座如屏的小山是孝陵風水中的「案山」，有著十分重要的文化象徵意義；正對陵宮並且遠在江寧東山的「土山」應為孝陵的「朝山」；其西南方向的前湖（古燕雀湖）及逶迤南下的「鐘山浦」也具有靈動的「朱雀」風水特徵。這樣孝陵陵宮及寶城就具備了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的風水「四象」，加之孝陵的三道「御河」都呈由左向右流淌的形勢，這種水在風水上稱「冠帶水」，亦十分難得。在中國明代早期之前的歷代帝陵中，像明孝陵這樣擁有如此完善的風水景觀的陵寢真可謂鳳毛麟角。「風水說」是中國古代的環境科學和建築規劃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豐富的科學思想和文化哲學涵義，儘管它受時代局限也夾雜著一些迷信成分，但在當代東西方學術界，人們都把它看成是中國古代文化的典型特色之一。

孝陵的神道設置也很獨特。神道的望柱通常是立在最前面的，朱元璋卻將其放到神道中間（石象路與翁仲路之間），這恐怕就與星座及特殊的設計思想有關。我提出「北斗七星說」後，有關報紙曾連續近10天連載，很多專家參加討論，當然對此專家有爭議，有不同的看法，學術討論，這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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