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終誰能決定？當家屬期待違背病人意願該怎麼做？

念醫學院時，我們學過許多不同種類的「醫患關係」，卻從來沒學過如何與病人的家屬相處，或是更糟糕的情況：當家屬的意見與患者的意願相左時，我們該怎麼做。

每當遇到不知該如何處理的狀況時，我總會問同事的意見，就像這一次。

「如果家屬的意見與患者的意願不一樣時，該怎麼辦？」我剛結束與病人的兒子通的電話，煩惱地問身邊年長几歲的同事。

「這種事情最忌諱由你當中間人了。把家屬叫過來，讓他們面對面地直接講清楚吧！」

我連連點頭，馬上再度撥打病人兒子的電話，跟他約時間會面。

醫、患與家屬，艱難的三方會面

「首先，很感謝各位今天撥出時間前來。正如我在電話中所說的，今天主要是希望趁所有家人都在此的機會，好好講解一下治療計劃，以及討論未來的方向。」

說完開場白，我開始向病人以及她的一兒一女簡單地講解治療計劃，其實也不過就幾句話，畢竟也沒什麼好做的。

接著，便直接切入今日真正的主題。我面無表情，維持飛快的語速繼續說下去。

「……這就是我們大概的治療方向了。另外，今天也有一個話題是我想提出的，正如我之前說過，張女士這個病是不可逆轉的，而且可能會惡化得非常快，導致有生命危險，總會有那麼一天，我們必須面臨要不要搶救、要不要做心肺復甦術的抉擇。我了解這個問題需要長時間的考慮，我們也不必急於在今天達成共識，但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讓大家能說出自己的想法，而且也聽聽其他人怎麼想。張女士，既然你是當事人，我想在這裡，你應該是第一個講話的人。」

「我不想要插管，也不想做心肺復甦術。」病床上的張女士言簡意賅，決絕異常，並沒有受我前面那一長串意圖緩和氣氛的廢話感染。

這句話一說出口，床邊的眾人陷入一片死寂。

大概是察覺到氣氛變得太僵，她把手一揚，又補充一句：「身後事我都交代好了。」

她的補充如同小石子落入無底洞窟，毫無迴音，無力攪動一池死水。

「嗯，那我也來說說我身為醫生的看法吧。」趁姐弟二人此刻還發著愣，做不了反應，我趕緊先發制人，打算將場上的比數變成二比零，就此拍板定案。「我也認同張女士的決定，因為她的病情是不可逆轉的，而心肺復甦術……」我機械性地背誦出自己常用的標準台詞，同時以眼角餘光觀察兒子的反應。他仍舊面無表情。

說完自己的看法後，我沒有再出聲，只是低頭專註地盯著手上的病歷，開始發獃。

過了大概一分鐘，又或許是幾秒吧，姐姐問我：「可是，媽媽未必會惡化得那麼快，不是嗎？我們可以再想一想嗎？」

我抬頭望向她，說：「你們當然可以再想一想，但這跟她的病情惡化程度多快並沒有關係。這個問題是我們遲早要面對的，趁著現在大家都在，有個結論，你母親也會比較安心。」

又是一陣沉默。

姐姐沒有再看我，她求助的眼神射向弟弟，「媽媽說她不想……」我也追隨她的視線，一同望向兒子。

過了好久，好久，我才看見原本面無表情的兒子帶著苦笑，說：「既然，這是她，在清醒，的時候，這樣說的，那麼，我也只能……」我無法忽視他在每個停頓間的深呼吸，直至最後一個停頓變成句點，他把雙手一攤，示意他要講的都講完了。

我心頭湧上一陣對這個兒子的歉意，因為我的任務順利達成了。

會談的最後，我如同打圓場般補上一句：「張女士，我了解你不願意接受插管，但是你願意使用正壓呼吸器嗎？正壓呼吸器也會造成一定的不適，可是侵入性較低。」

病人猶疑了一下，說：「好吧。」

無聲的共識

那時湧上心頭的歉意，連帶地讓我想起自己有多麼言不由衷：開場白是如此冠冕堂皇，偽裝成讓眾人分享心情、不必達成結論的溝通環節，實際上目的只有一個，而且我最後也成功了。

當我告訴我的病人，她的子女即將前來，我們將共同討論治療方案，而她答「好」時，我便知道我倆已借著潛台詞達成無聲的共識，結成了秘密同盟。這是一場鴻門宴，她有自主意願，我有專業判斷，一切都已準備好，只待子女赴會，他們不會有反對的權力。

我的任務成功時，我心想：這個男人，真的，快要哭了，因為他的母親要死了。

身為孩子，他沒有做錯任何事，不過就是我打電話告知他：「你的母親不希望接受心肺復甦術。」而他答：「我知道做心肺復甦術很辛苦，不到最後一步，我也希望你們別做。但如果你們看著她不行了，你們也沒理由不做任何事情吧？」

其實他一直知道的，從三年前母親發病時，他就知道「這一天」早晚會來，但是我硬要將這個血淋淋的現實放到他面前。我猜他知曉關於死亡的一切，只是情願讓死亡繼續當一個遙遠又模糊的幻影，而不是如此真切地聽見母親接受自己將死，還早已做好準備的宣告。

突然，病情惡化了

過了一段時間後，某天，張女士的病情急劇惡化。她的情況原已嚴重到不得不長期使用純氧氣面罩，但那天即使戴上純氧氣面罩，血氧濃度仍舊跌個不停。她的子女都不在，護理師問我：「要不要幫她戴正壓呼吸器？」

「我先打個電話給兒子吧。」我猶豫了一下，說。

我打電話給兒子，告知他母親的情況轉差，他說他會儘快趕到。接著我走回床邊，遲疑了一下後說：「幫她戴正壓呼吸器吧！爭取時間，讓兒女見她最後一面。」

我彎下腰，想到這個病人待在這裡那麼久，現在是真的快要死了，鼻腔不由得一陣發酸，便拍拍她的頭，在她左耳邊喃喃道：「一直以來，你都很努力了，現在兒子和女兒都正在過來，你再等等。」

後來事情的演變令我更想哭。

戴上正壓呼吸器後，她的血氧濃度急劇上升，又撐了好些天。那天，護理師問我：「她不斷說她想死，你可以做些什麼幫她嗎？」我幾乎反射性地交抱起雙手，說：「可是我們沒有安樂死的法律啊！」我用了防禦性語氣，不知道想防禦什麼。

隔天，她死了，雖然不算太安樂。

在她臨終時，我見到她的子女在床邊一路相伴，邊陪邊掉淚。我們所有人都遵守了自己的承諾：子女沒有在她心跳停止後，要求我們做心肺復甦術；我幫病人讓子女同意遵守她的意願，並用了一些手段使她活到讓子女見最後一面──或許用得太過了；病人也沒有拒絕我給她的正壓面罩，儘管那還是挺辛苦的。

沒有人背棄自己的諾言，結果該受的罪和該掉的眼淚還是沒有變少，世事真是沒有道理。

身體是病人自己的

後來，我再也不肯折衷，立場變得越發強硬。當病人的狀況太差時，我直接便對著家屬說：「他的情況實在不好，正壓呼吸器同樣具有侵入性，而且會延長他的痛苦，我們不建議使用。」連會賦予他們最後一點點希望的選項都要奪走。然而，病人的身體畢竟是他們自己的，不該用作換取家人一時安心的籌碼。

我越來越了解到，醫學院只教「醫患關係」，不教「醫師與家屬的關係」，是因為醫師負責的對象只有病人，而且也應該只有病人。但我對那個兒子依舊抱著歉意──為著我逼他得在面對事實前，多面對一遍事實的預演；逼他在為現實傷心前，預先為尚未發生的現實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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