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題詞遺墨的鑒定方法略述

近年來，孫中山的題詞遺墨拍賣價格一路走高。北京匡時2010年春拍上，孫中山行書「樂趣」題詞，拍出了201.6萬元，這幅題詞曾在北京誠軒2009年春拍以50.4萬元成交，僅過了一年，就出現了3倍價格的上揚。上海朵雲軒2013年春拍「雙雨山館藏珍」專場中，孫中山的「楷書五言對聯」估價30萬一50萬，最終以1023.5萬元成交，創下孫中山書法作品最高紀錄。據不完全統計，孫中山書法作品近年共上拍358件（次），總成交額為8368萬元，成交率78.02%，顯示出孫中山題詞遺墨巨大的市場潛力。隨之而來的就是贗品偽作也不斷湧現，不少拍出高價的孫中山題詞遺墨，形神均與真跡相去甚遠，而且編造上款及偽作流傳著錄者均屢見不鮮，這就需要收藏者掌握鑒定其作品的技巧與方法。

鑒別孫中山的題詞墨跡既離不開傳統的書畫鑒定技法，同時也需結合近現代文物鑒定的經驗。筆者因工作之便時有接觸、經眼孫中山題詞遺墨機會，故不揣淺陋略述鑒賞與辨偽的淺見。

一、識筆墨風格

筆墨風格是書畫最本質的內容，系統掌握孫中山題詞遺墨的書法用筆、風格特徵等，是鑒別孫中山題詞遺墨真偽的藝術依據。

孫中山墨跡前後書風變化不大並有脈絡可尋，中年後常見的書法風格在顏真卿、蘇東坡之間，貫徹著一種正大、沉毅、豪邁的陽剛精神和恢弘獨特的美感。孫中山不是一個專業書法家，投身革命活動後，更當無餘暇顧及此道。曾任孫中山機要秘書的李仙根曾回憶「國父遺墨，繼往開來。曩叩詢胡展堂先生，以國父法書所自，謂在國父案上曾見有書棚本《九成宮》一冊，意其少時曾習之，後亦頗追右軍千文。」嶺南著名書家黃文寬更認為孫中山曾專門學過蘇東坡書法的，儘管孫中山「放筆直書，隨意揮毫，已不受任何拘束，但百變不離其宗，在他的筆觸上，還認得出他來龍去脈的根底」。筆者認為孫中山的書法基礎應該是在童年的私塾教育中打下的，孫中山9歲入私塾接受中國傳統教育，在清末蒙學教育中，除了學習《三字經》《干字文》《百家姓》《幼學瓊林》等傳統課本外，「描紅」臨摹碑拓法帖仍是主要的教學內容，私塾教育的「館閣體」追求齊整平穩、烏光方正，為初學書法者提供了最基礎的寫字訓練。孫中山早年的墨跡也反映出這一點。在清末民初，毛筆仍是主要的書寫工具之一，孫中山一生中留下的書信、文稿也多是毛筆書寫，通過長期的書寫，基礎技法得到熟練。此外，書法水平的高低不僅建基於主動的追求和勤奮的練習，還取決於書者的襟懷、氣度、學養，也就是所謂的「字外功」，這在孫中山身上體現尤為明顯。名列民國政壇四大書家之一的譚延閨說「故時賢謂總理之書，深得唐人氣韻，流美自然，非力學所能工。至其矜慎厚重，不詭不隨，又適如其人焉」。又說孫中山「其書不但似東坡，而往往有唐人寫經筆意，正直雍和如其人」。譚氏是書法名家又曾追隨孫中山革命，所述當然最為透徹。孫中山對書法也有相當的鑒賞品位，如1922年，他曾為文天祥墨跡題籤「文信國公真跡」。1923年12月，孫中山為楊庶堪所藏王羲之墨寶題寫「羲之墨妙」題詞，據說題詞時還不斷稱讚王羲之的書法「寫得好、寫得好」。

俗語說字如其人，孫中山寫字一絲不苟，十分認真，駕馭筆墨的能力也是相當出色的。邵元沖在《總理學記》中說：「總理生平未嘗臨池學書，而筆筆端重，胎息深厚，無潦草從事者。其手稿《孫文學說》，全書數萬言，皆為總理手寫，一字不苟。」孫中山擅長楷、行兩體，篆、隸未見；用字規範，筆筆交代清楚，一篇中同一個字出現多次，也絕不從繁從簡，或一字數型以示其博；書法風格一脈相承，無論是案頭小牘或揮椽巨構，所書皆筆勢舒斂有致，字字獨立卻氣脈渾整，顯示了孫中山作為政治家所具有的良好的理性心態。如孫中山題贈檀香山華僑楊廣達「博愛」題詞，朗健清逸，來歷清晰可靠，被國家文物局專家組鑒定為國家一級文物。孫中山題贈日人山井先生「天下為公」題詞，開闊雄渾。兩件都是開門見山的孫中山代表性書法題詞。

二、辨時代工藝

紙、絹、墨、印章以至裝裱等創作工藝是否符合該時代之特徵，是鑒別孫中山題詞遺墨真偽的物質依據。

邵元沖回憶孫中山「寫字好用西紙，不善用石硯或墨條，常用外國墨水，取其利便而色調，不需磨墨功夫，以求時間經濟也」。這裡指的應該是書寫書信、手令等的習慣。而書寫題詞的時候，使用的還主要是傳統的毛筆、墨汁、宣紙。但孫中山的題詞遺墨經常是在旅途之中，因應需要即興題寫，對紙墨的要求自不如專業書畫家的講究。目前所見，孫中山之題詞，題於宣紙上的固多，題於絹綢、摺扇、團扇、相冊甚至衣物上的也有。如為童航時（萱甫）題詞「博愛」便書寫於團扇之上，典雅蘊藉；又如題贈梅屋庄吉夫人的題詞「賢母」，書寫於日本和服外套的後背上。孫中山的題詞遺墨多在民國年間，不同時代的紙、絹、墨在原料、製作工藝上自有其時代特徵，鑒別時需要多加留意。尤其是裝裱工藝，筆者就曾見有收藏者持孫中山題詞要求鑒別，但一看就是現代才有的機械裝裱工藝做舊，孫中山題詞如此珍貴，絕不會用不可逆轉的機械裝裱去處理，故大致已可判斷必為仿偽之作。

至於用印，孫中山的題詞有鈐印的，也有不鈐印的，並無固定規律。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收藏有一批孫中山使用過的印章，並彙編出版《宋慶齡藏印》，在鑒賞孫中山題詞遺墨的時候極便於比對。1916年陳融為孫中山所刻的「孫文之印」，應該是孫中山先生較為常見使用的，經常見於其題詞之上，現在許多仿作和偽作往往也是仿製此印鈐蓋。有時即使所鈐蓋孫中山印章為真，但亦不代表該幅題詞墨跡出自孫中山親筆，需要區別對待。

三、明事迹流傳

孫中山革命足跡遍天下，為友人以及社會各界所題寫的題詞、頌詞、對聯、碑文甚多。弄清楚相關的人物與歷史事件，對於鑒別真偽以及確認其歷史價值也至關重要。孫中山作為20世紀三大偉人之一，只要是孫中山的題詞遺墨真跡，已經是難得的珍貴文物。若孫中山的題詞遺墨與當時的重要革命活動相聯繫，或是題寫給重要機構、著名人物等有重要內容和廣泛影響的題詞，就更是價值非凡。與騷人墨客不同，孫中山先生是一位終生以革命為己任的政治家，他的不少題詞往往寄託著某種革命情懷，蘊含著一定的政治主張或思想傾向。孫中山生平最愛書寫「博愛」「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等，這正凝集了他高遠的政治理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1922年6月，陳炯明發動叛變，孫中山命黃馥生赴緬甸募集討陳經費，即親題「博愛」及「天下為公」字幅各10件，備作答謝僑胞義捐之用。孫中山的題詞內容總與題贈的人或機構等密切相關，如1921年題贈翠亨學校，便題寫「後來居上」，鼓勵學生努力學習，積極進取。孫中山先生的題詞遺墨在其生前死後，刊於各種報刊、畫冊或在展覽會上展出的就已經不少，鑒別孫中山題詞遺墨時若能查找到相關的流傳著錄經過，則是很重要的有力佐證，不但有助於確定該件題詞遺墨的真偽，而且還很可能增加新的附加文物價值。

近年來，造假者喜歡捏造名人上款，若從未見著錄、來歷不明的題詞，不能輕信。更有人把偽造孫中山題詞遺墨混入近代名人專藏專場中拍賣，魚目混珠，以真掩假，也騙過不少藏家，價格屢創新高。孫中山日本友人眾多，傳世題詞亦復不少，偽造者也會鑽此空子，偽造日本人名上款，稱為「日本迴流」，欺騙世人。即使有著錄，也要辨明是近十餘年新刊圖錄的新著錄，還是自民國以來就流傳有序的老著錄。這裡可以舉孫中山題贈李仙根「知難行易」橫幅為例子。李仙根（1893～1943年）曾任孫中山大本營秘書，也是近代著名的書法家、詩人和收藏家。該幅題詞內容為「知難行易」，是孫中山哲學思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書法神完氣足，題於大紅宣紙上，光彩照人，題詞本身已經是一件藝術價值甚高的書法墨寶。1933年3月中國國民黨廣州特別市執行委員會出版的《總理逝世八周年紀念刊》就刊登過這幅題詞。1937年，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撰委員會所編的《總理史料目錄彙刊》（第三集）也著錄此件題詞。1940年初，李仙根提供該題詞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的「廣東文物展覽會」展出，題詞照片收入展覽會編輯出版的《廣東文物》書中。1942年，這件題詞又在革命史績展覽會中展出，李仙根還題詩品評：「幕府當年侍起居，『知難行易』荷親書。珍藏感痛滄桑後，今日觀摩一夢如。」李仙根去世後，這件題詞一直保存在其親屬手中。1963年春，為1966年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做準備，周恩來總理親自指示中國革命博物館要大力收集孫中山與同盟會元老、國民黨左派名人的文物。在廖仲愷女兒廖夢醒的介紹下，李仙根親屬把該件題詞捐贈當時的中國革命博物館收藏，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如此流傳有序的孫中山遺墨題詞，那當然是真品無疑，而且其價值也通過流傳過程得到進一步的提升。

孫中山生平留下的大量墨跡中不少是別人代筆的，各種公文、手令等自不待言。鄧澤如《孫中山先生廿年來手札》後記中就指出：孫中山的「書札親筆者半，由胡展堂、汪精衛、廖夷白、古湘芹諸先生代筆者亦半」。鄭逸梅《藝林散葉》中也說「中山作書，有時出於田桐、田桓代筆」。題詞是代筆並不等同於贗品，即便不是孫中山手書，若能證明其來源可靠或曾得到孫中山認可，並無損其歷史價值；若能考證出代筆者身份，則價值更進一層了。如1923年為劉殿生壽誕隸書題詞「百年長樂」條幅。劉殿生（1863～1945年），美國舊金山華僑，同盟會員，曾任美洲國民黨總支部庶務科主任等職。此件題詞1957年自劉殿生之子劉漢南處徵集，來源可靠，似非偽造。但此件題詞集漢校官碑隸書，在孫中山題詞中絕無僅有。經比對，此件題詞應為林直勉代書。林直勉（1888～1934年），1923年任廣東省政府秘書長、大元帥府秘書，為孫中山代書此幅題詞合情合理。林氏擅書法，尤精漢隸，刊行之《林直勉先生墨跡》中即收有林氏集校官碑字對聯多幅，聯字、落款均與此幅題詞如出一轍。因為此幅遺墨為劉殿生後人長期保存，來源清楚，雖非孫中山親筆，但仍有相當的歷史價值。

四、常見作偽方法

1.仿造展品

早年為展覽或宣傳所製作的孫中山題詞遺墨仿造品，內容有一定的根據，字跡是仿孫中山筆跡而寫，極易以假亂真。如翠亨孫中山故居門聯「一椽得所，五桂安居」，原對聯是1892年故居落成時孫中山親筆所題，但在抗戰時搬運到澳門過程中遺失。1958年復原故居展覽時，從孫中山墨跡中選出此八字重新拼合刻制。所以該聯現在所看見的字跡是孫中山中年以後比較成熟的書法風格，與故居落成時26歲的筆跡自當有所不同。又如孫中山題詞「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時於展覽及報刊畫冊中看到，其實是自孫中山致蔣介石函中截取片段仿製而成的展品，並非孫中山親筆原跡。

2.集字仿製

孫中山題詞中，從其他墨跡中集字而成的也不少。如常為報刊選用的孫中山題詞「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題詞，三個「有」字，兩個「道德始」完全一模一樣，不差分毫，顯然是集字而成。此外當代不少機構、報刊名字，尤其是與孫中山帶點關係的地區，都好集孫中山字。如中山大學雖是孫中山1924年創辦，但其校名卻是集孫中山的墨跡而成，非其親筆。

3.移花接木

同一件題詞或信函等，改換上款，或抹掉上款等，偽造成一件新的孫中山墨跡。王耿雄先生曾經指出的孫中山關於商團事件的函件就是一個很經典的例子。《孫中山全集》第十卷收錄1924年8月9日同一天，孫中山致蔣介石、廖仲愷和胡漢民、汪精衛三封函件，除上款不同外，內容完全一樣。經對比三封原函手跡，正文字跡竟然一模一樣，仿若印刷，僅抬頭及落款處略有不同，顯然大有問題。結合信函內容及當時各人之活動，則可判斷只有致蔣介石函為真跡，其餘兩函均為偽造。更有甚者，《孫中山先生墨跡》影印孫中山給廖仲愷六封信函，除了上款及日期有不同外，手跡內容和字體與孫中山致蔣介石另外六封函件完全一樣。馬腳就露在偽造時修改了原函的時間，造成函件內容發生時間與史實脫節，足以證明此六封孫中山致廖仲愷函均為偽造。

近年拍賣會上，也有此類情況。如於某拍賣會上見孫中山題詞「知難行易」，與上述贈李仙根題詞的字體結構宛若一母同胞，但落筆遲疑，臃腫無力，殊無孫中山常見題詞一氣呵成之氣勢，印章仿陳融刻「孫文之印」，尤為拙劣，與原印相去千里。題詞刪去落款「仙根先生」四字，反欲蓋彌彰。孫中山一生多次書寫「知難行易」，均無字體結構如此相似的例子，故可判斷必為偽作。

4.無中生有

完全無中生有，偽造孫中山題詞遺墨的情況也經常出現，尤其是「博愛」「天下為公」等字數較少的題詞。圖13就是其中一例，該幅題詞字體及書寫習慣均與孫中山常見風格差異明顯，書法水平大大不如孫中山，而且印章也是仿陳融刻「孫文之印」，尤其拙劣。

又見某拍賣會上有據稱1919年孫中山所題「欣然」二字題詞），字體在楷隸之間，筆法生硬，從未見孫中山有此相近字體；落款「己未春局」彆扭不通，行書結體用筆暴露出仿製者書法基本功較差，與孫中山筆勢氣脈渾整的風格相去甚遠；印章「名敬字日仲直」，孫中山幼名帝象，學名文，字德明，其餘別號甚多，但「名敬字曰仲直」前所未聞。按孫中山家鄉俗例，「字」通常是男子成年結婚時按照輩分排行所起的名字，一個成年男子一生只會有一個「字」，所以字曰「仲直」其實是仿造者不清楚風俗的緣故。或說此是孫中山之化名，不過1919年的孫中山已經名滿天下，根本無需使用化名，而且既已署名「孫文」，又何必再鈐蓋化名印章呢？所以此件題詞大為可疑。

5.仿製印刷

還有一些博物館、紀念館製作的紀念品，早年採用木版水印、宣紙印刷，相當近真。近年數碼印刷技術的進步，高精度模擬宣紙印刷的普及，出現大量仿製印刷品。不過此類仿製之作，辨別容易。一方面印刷品墨色平板，浮於紙面，仔細觀察便知，觀其背面則輕重濃淡一致，沒有書寫墨色力度的變化。此外印刷仿製必有所本，而且所本多為流傳有序廣為人知的名跡，即使故意略作修改，仍能看出本來面目。如孫中山「福壽」題詞），宣紙印刷並加精裱，頗受遊客歡迎。但其所本即武漢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所藏1916年孫中山祝賀黃申薌母親七十大壽的「福壽」題詞，不過在複製印刷時，把上款「黃老夫人七十大慶」八字刪掉，落款布局略有改變，但熟悉孫中山題詞者，應該望而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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