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亞歷山大：塞林格通過避開公眾而長留在公眾的視野之中

最新 07-03

「事實上，就塞林格而言，他的兩種歷史：個人的歷史和作品的歷史是很清楚地交織在一起的。他生活中的迷戀在作品中表現了出來，反之亦然。看看他的生活，在他的作品中表現出來的迷戀也能在其中找到。讀讀他的作品，從那裡也能找到他的生活細節的線索。」

兩種傳記

——選自《塞林格傳》

[美]保羅·亞歷山大

孫仲旭譯

從絕大多數現當代作家們的職業生涯中可以總結出他們的一種行為方式：當一個作家確立了自己的作家地位後，他創作作品並以定期的方式——差不多是每隔三四年——通過一個出版商向公眾推出該作品。但也存在著一些例外，因為出版業的通則可能也可能不適用於一些具有獨特氣質的作家。這位作家也許沒那麼高產，就像F·斯考特·費茨傑拉德那樣，因為他每發表一篇作品前總是要推敲上幾年。或者是他（她）可能只寫了一本書，但這本書結果成了經典之作，就像哈潑·李（Harper Lee）所寫的《殺死知更鳥》（To Kill a Mockingbird）那樣。要麼這位作家在公眾充分認識到他（她）的作品是天才之作前就辭世了，西爾維婭·普拉斯就是這樣的例子。但是，絕大多數作家，即使那些靠真正的天才激勵而寫的作家們，都會定期寫作和發表，主要原因是他們想跟一個讀者群交流。也正是同樣的動力驅使作家通過他們可以採取的方式讓他的讀者們能和他接觸——例如閱讀作品或是回復讀者來信。說到底，如果一個作家取得了成功，是那些買他書的讀者這些人讓他可以享受所達到的成功的。

幾乎所有的作家們都遵守著出版業體制中逐步形成的遊戲規則——他們這樣做當然是因為他們想繼續得到出版商的照顧，正是那些人制定的規則——但是，在超過半個世紀的寫作生涯里，J.D.塞林格拒絕遵守那些規則中即使最基本的。只有一次——他在薩拉·勞倫斯學院里教了一堂課——他算是站在了一群讀者之前。他給記者們打過幾個電話，也和一些記者邂逅過，他參加了一兩次法律取證，但是他從來沒有接受過傳統意義上的採訪。在他的第一本書首次出版後不久，他就拒絕同意出版商把他的照片印在他所有書的封套上。他從來沒有跟他的讀者們交流過。多年來，他甚至行事極端地指示他的代理人把熱心讀者們寫給他的信件扔掉，根本不必費事拿給他看。

塞林格曾參與過二戰。

但是還不止如此。在他寫作生涯中的某個時刻，他決定了他不想把他的短篇小說以選集的形式再版。然後，他規定他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三年間出版的四本書只有在下列條件下可以繼續以平裝書再版：除了樸實的封面封底以外就是正文，別的一概不要——沒有封面上的廣告說明，沒有封底上的溢美之詞，任何地方都沒有作者的傳記性信息，沒有類似於出版商為賣書和宣傳作者及其作品的花哨包裝。最後，在一九六五年以後，雖然他此後不時地有反常規地告訴公眾他還在繼續寫作，但他停止在雜誌上或者以書本的形式發表作品。通過這樣做，塞林格得到了反常的名氣：他成了一個寫作但不再發表的著名作家。

結果，塞林格的聲譽至少在他的後半生不是建立在他所寫過的書上，而是建立在他允許被出版的書本之上。當然，《麥田裡的守望者》是他的代表作。「塞林格是個極具魅力的作家，他有意限止了寫作範圍並在這片狹小天地里達到了完美。」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說，「《麥田裡的守望者》打動了一代人的心，而且好像對後幾代人中那些敏感的年輕人也有吸引力。這本書的敏感性和年輕人的敏感性相吻合，這些年輕人即將形成自己的看法，對成年人世界有種不信任感。它大概不會湮滅。」湯姆·沃爾夫（Tom Wolfe）表示同意：「《麥田裡的守望者》捕捉到了青春期少年急切想要適應環境但又不想讓別人看出他想那樣時的心理狀態，他們想要率意而為，可是在他們那率意的外表下有著極大的悲哀。」

度假中的塞林格。

勿庸置疑，那本出版於一九五一年的薄薄一本小說給塞林格帶來了職業上的成功。如果他不是《麥田裡的守望者》和出版於一九五三年的《九故事》（Nine Stories）的作者，肯定他的成功就不可能那樣輝煌，雖然後書中包括了三部短篇小說——《香蕉魚的絕佳日子》（A Perfect Day of Bannafish），《給愛斯美——懷著愛和凄楚》（For Esmé—With Love and Squalor）和《泰迪》（Teddy）——這三篇現在已被許多評論家認為是短篇小說典範之作。要是他不是《麥田裡的守望者》的作者，《弗蘭妮和祖伊》（Franny and Zooey）——塞林格在一九六一年將兩篇曾在《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上發表過的中篇小說合成一本書出版——也不會在《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榜上一衝而至榜首，同時也成了引人注目的出版大事，以至於《時代》周刊將塞林格放上了封面。要是他不是《麥田裡的守望者》的作者，《木匠們，把屋樑抬高和西摩：介紹》（Raise High the Roof Beam, Carpenters and Seymour: An Introduction）——塞林格於一九六三年結集出版的另兩篇在《紐約客》上發表過的中篇小說——也不會成為暢銷書。反過來，無疑這兩本書的出版也增加了《麥田裡的守望者》的銷量。到一九六一年，《麥田裡的守望者》已經售出了三百五十萬冊，到一九八一年是一千萬冊，到一九九六年是一千六百萬冊。在一九九七年末，在它的平裝本第一次面世四十五年後，這本小說在《今日美國》（USA Today）報紙上的頭一百名平裝書暢銷書榜上仍居於七十幾位。

至少從宣傳的角度來說，所有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於一九五三年塞林格成了一名隱士。通過與他的讀者群隔絕，塞林格確保了他與公眾進行的任何接觸都值得媒體報導。結果是多年以來，他可以看到關於他生活中一些最平凡活動的新聞報道——登在《時代》周刊上的一幅他去雜貨店的照片，或者是《新聞周刊》上關於他出現在戰友會退伍軍人聚會上的一則報道。有人會說塞林格因為不想出名反而出了名。換句話說，不能單單因為他變成了一名隱士就意味著他不想要名聲。事實上也可以這樣說，通過他選定的姿態——並保持這個姿態——他確保了他將會因為是一名隱士而繼續出名下去。簡而言之，不管他是不是蓄意而為，塞林格通過避開公眾而長留在公眾的視野之中。

（左）《麥田裡的守望者》封面

（右）讀者自行繪製的該書封面

時不時地，總會有人要提出這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塞林格為什麼去到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並呆在了那裡？他是不是想避開評論家和同行們的攻擊？就像諾曼·米勒（Norman Mailer）在他一九五九年寫的隨筆《評估——對圈子裡天才們簡而不廉的評語》（Evaluations—Quick and Expensive Comments on the Talent in the Room）中貶低塞林格「比預科學校里最出色的能人們高不到哪兒去」。（這句評語也因其刻薄而廣為人知）。或者像瓊·迪迪昂（Joan Didion）在《全國評論》（National Review）上所寫的：「使其（《弗蘭妮和祖伊》）極具潛在吸引力是在於它一點沒錯地是那種自助性書籍的模仿之作：到最後就會發現，它就像是為中產階級偏上的人們所讀的《正確思考》（Positive Thinking），就像薩拉·勞倫斯學院里的女孩們所讀的《讓你的精力翻番，生活不覺疲倦》（Double Your Energy and Live Without Fatigue）。」要麼塞林格還有別的動機？他是否在他的讀者中激起了他無法滿足的期待？他是否已江郎才盡？他是否從未能在成年人世界裡應付自如？或者是根據另外的一種說法，他是否感到了自己內心的一種衝動——情感上的，性方面的，或者是心理上的——而不惜代價地讓盡量少的人知道？他是否有過某種直覺讓他如此心神不安，所以願意改變他以往的生活方式以保守秘密？

雖然塞林格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起就發表短篇小說，並在六十年代成為國際著名人物，但他卻是五十年代的偶像。當時，美國已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兩次大戰所留下來的在最痛苦方面的代表是這樣一個事實，即全國每家每戶都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受到了影響。戰爭的遺留也確定了美國文化的結構。在五十年代絕大部分時間裡，美國總統是一位前五星上將——德威特·艾森豪威爾，這一點絕非偶然。美國人現在還在爭論美國是否應介入南北韓之間的衝突，這種爭論是於事無補的，當時當然是作出決定為了阻止共產主義擴散，美國應該與南韓並肩作戰，結果是美國捲入了南北韓衝突，這也助長了愛國主義並導致了保守主義的強勁發展。

塞林格與愛犬

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利用了公眾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心理，發動了一場旨在將國家從「紅色威脅」中解脫出來的運動。麥卡錫和他的支持者們所針對的一個團體就是猶太人，另外一個更廣泛的團體是具有創新精神的團體。保守主義者曾經採取了極端的立場，即為了保衛國家的神聖性，政府應該反對那些被認為是開明或是自由思想的任何事物。然後，在這個令人窒息、倒退的時代之中突然出現了一個像艾爾維斯·普萊斯利這樣的歌手，他通過在他的演唱和現場演出中注入明顯的性意味而改變了社會現狀。與此相仿地出現了像詹姆斯·迪恩這樣的演員，他通過在他的表演藝術中注入初步的個人主義和有意為之的性困惑而重新塑造了好萊塢偶像。

塞林格像普萊斯利和迪恩那樣向著一代人發了言，他是通過十六歲男孩霍爾頓·考菲爾德之口說出的。當塞林格的第一批讀者讀到霍爾頓時，他們馬上認同了霍爾頓所說的話：社會上充斥了虛偽的人們，他們有著虛假的信念，毫無立場可言——用霍爾頓的話就是「偽君子」。這種關於虛偽的主題在塞林格的讀者中引起了共鳴，特別是那些在五十年代後期讀到這本書的人們。因為他們可以在當時的國內舞台上看到那些人——麥卡錫，J·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fer）和其他人——而且知道這些人說話根本就不是真心實意的，更何況說是實話了。因為霍爾頓·考菲爾德一腔熱情地點透了這些人所代表的虛偽性，《麥田裡的守望者》對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長大成人的那一代人來說是個具有重大影響的文本。

塞林格肖像畫

在關於一個作家的傳記中，實際上存在著兩種傳記：一種是由該作家的「實際」日常生活所組成的，第二種是從他在寫作生涯中所完成的作品中產生的。對於任何一個或多或少有點名氣的作家來說，一種傳記不可能離開另一種傳記而存在，因為如果他沒有創作出自己的作品，讀者是不會對該作家產生興趣的。而且，在許多情況下，作家不一定能讓自身與所創作的作品脫離開來。那些主宰他生命的精神迷戀經常作為他作品的主題表現出來，他可能不會直截了當地寫到他的迷戀，他可能通過他筆下人物的生活透露出來，但是那些迷戀總是存在著的。

自然，塞林格有他自己的迷戀並在他的文字中表現了出來。不用說，他對人性之中的虛偽性感興趣，但是他也被「高等白人」溫文爾雅的富足生活風格所吸引。一般來說，寫社會上的這一部分人並不稀奇，因為這也經常是其他像約翰·契佛（John Cheever）或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這些作家們的寫作主題。但是塞林格出生在父親是猶太人、母親是愛爾蘭人的曼哈頓上西區中產階級家庭，跟他所創造的人物沒有共同性。因為這一點，一定會有人問究竟是什麼動力讓他去寫那個「高等白人」的世界呢？他為什麼不寫他生於其中的那個團體，即在美國開創了新的成功生活的東歐猶太人團體呢？塞林格不想成為猶太次文化的一部分嗎？他寧願成為東海岸鄉村俱樂部的一分子嗎？塞林格的祖父是個拉比，塞林格的父親雖然從文化上講是個猶太人，但好像從來也沒有信奉過猶太教，也沒有證據表明塞林格本人行過巴·密茨瓦禮。

這些方面在他的一些作品中表現了出來，雖然很少是直接提出的，但是塞林格的確曾有一次用自己的話承認了他的精神迷戀——是對「很年輕的人們」生活的迷戀。要想看看塞林格是如何處理這個和其他方面，還有這些迷戀是如何在他的文字中表現出來的，那就必須看看他生活中的種種細節。事實上，就塞林格而言，他的兩種歷史：個人的歷史和作品的歷史是很清楚地交織在一起的。他生活中的迷戀在作品中表現了出來，反之亦然。看看他的生活，在他的作品中表現出來的迷戀也能在其中找到。讀讀他的作品，從那裡也能找到他的生活細節的線索。比較起來是不容易的，但對於塞林格來說好像正是如此。與一般情況下其他作家相比，他筆下的人物和故事跟他自己經歷之間的聯繫要緊密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