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憑社會》並非中國獨有
高考剛剛結束，志願選擇牽動著千家萬戶的心。而幾乎同步進行的大學畢業季，拿到文憑、走向工作崗位的大學生們，再次讓就業成為熱議話題，大部分的工作似乎並不對口大學所授，一切還得從頭學起，那大學究竟有什麼用？
一面是「不能輸在起跑線上」「寒門難再出貴子」的焦慮，使得人們為胎教、培訓等奔波勞碌；另一面是「新讀書無用論」的困惑，讓人們對文憑產生懷疑。
這種困惑，並不是當下中國所獨有。1979年，美國著名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就出版了《文憑社會：教育與分層的歷史社會學》（簡稱《文憑社會》），分析文憑「通貨膨脹」背後的原因思考。今年6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再次出版了這本著作，書中結論在今天依然具有指導意義。帶著對文憑的困惑，長江日報讀＋採訪到新版《文憑社會》一書的中文版譯者劉冉，作為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她的研究方向為社會分層、教育與性別不平等，曾翻譯《消散的現代性》《暴力：一種微社會學理論》等學術作品。
文憑通貨膨脹？ 本科以上教育還不算普及
文憑通貨膨脹是一個很好理解的概念，改革開放的四十年里，大學生從「天之驕子」變為「滿街都是」，工作的學歷准入門檻越來越高，用句時髦的話說，本科學歷已經「不太能打」了，更別說高中，許多工作崗位都要求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越來越多的人獲得了更高的學位，過去金貴的學位彷彿突然「不值錢了」。
這個現象早在美國就發生了，並被學者注意到。《文憑社會》一書基於1850年至1978年間美國的教育發展歷程寫作。蘭德爾·柯林斯認為，文憑通貨膨脹的原因，有著錯誤的前提，是一場刺激經濟的凱恩斯主義，即膨脹的文憑能夠把更多人留在勞動力市場之外，暫時緩解技術化帶來的就業壓力，此外，文憑膨脹所推動的教育系統擴展，可產生龐大經濟效益，防止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
劉冉認為，中國的教育擴張確實與西方實證研究的一個結論有相似之處，那就是所謂的「有效維持不平等」（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也就是說，高等教育擴張很大程度上發生在「次等的」非精英機構和專業中，結果是加劇了橫向的不平等，「雖然越來越多人能夠進入高等院校，但北大清華、985/211、一二三本的市場價值卻可能相去甚遠，不同專業的經濟回報也差別很大，專科院校更是在勞動市場中飽受歧視。」她認為，這種不平等，也是造就表面上看起來「讀書無用」的原因之一。
不過，劉冉認為中國教育並沒有發展到「過剩」階段，「柯林斯對教育過剩的判斷是基於教育擴張超過產業升級的需求作出的。考慮到上世紀70年代之後確實發生了進一步的科技發展和勞動市場升級，九年義務教育可能已經無法滿足社會化和基本技能培養的需求。中國本科及以上教育還不算普及，也許無法滿足一部分新興產業的要求。這需要更多實證研究來驗證。」
「新讀書無用」論？ 理性選擇仍是提高教育水平
將文憑視為「通貨」，或者在某種意義上，它已經是一種社會「通貨」，以「有用與否」來衡量教育，這是不是一種急功近利的做法？
劉冉認為，教育是否應該「有用」，首先要看如何定義「有用」，「如果我們單純以教育能否培養工作技能來衡量其價值，那麼就像柯林斯所論證的，大部分工作技能並不是在教育系統中學習到，因此教育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有用』。」但是，她也強調，「『無用』的教育並非沒有存在的價值，人類畢竟不是以工作技能為唯一目的而生活的。柯林斯想說的只是教育應該承認其『無用性』，而不是建構出一整套虛偽的話語來維護資源和權力的不平等分配。」
不論是在美國勞動市場還是中國勞動市場，「文憑歧視」一直以來都是一個飽受爭議的問題。未來社會是否還需要文憑？ 這也是社會學領域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柯林斯在書中主張「文憑廢除主義」，這是一種非常激進的態度。劉冉解釋，「柯林斯的立場是從根本上廢除文憑作為通貨的功能，徹底切斷文憑與勞動市場的聯繫，相當於釜底抽薪。這在當前社會似乎不可能實現。」
但她介紹，事實上，最近信息產業領域已經出現了一些「文憑廢除主義」的嘗試，「有一位法國企業家創建了一所免費的編程培訓學校，在巴黎和矽谷各有一所分校，入學完全不看文憑、成績和相關領域經驗，只需要通過一個在線測試和為期一個月的密集培訓即可。然而相應地，這所『學校』並不能提供文憑或證書，因此學生也許會在求職時遇到一些阻礙——並不是所有公司都認可這種獨闢蹊徑的技能培養方式。」她認為，技能較為標準化、公開化且容易測量的行業，文憑並不必要，但是，這種「文憑廢除主義」的嘗試，具體對勞動市場和求職過程有多大影響，目前尚無定論，這可能是一個很有趣和值得研究的發展方向。
能夠肯定的是，有關一紙文憑的廢止與否可以繼續討論，但教育和技能學習並不能廢止。由此來看近年社會鼓噪的「新讀書無用論」，劉冉表示，「如果嚴謹來看，這並不是說教育本身不再有回報——事實上在當今中國社會，教育水平仍然與工作成就和工資水平直接密切相關——而是說，縱向來看，同一學位的經濟價值縮水了。因此，雖然理性選擇仍然應該是儘可能提高教育水平，但同一教育水平的人們互相比較，就會發現家庭出身等影響也很大，這也就同時引發了對子女教育問題的焦慮。」
長江日報記者 黃亞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