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侯旭東教授的秘密書架：影響我最深的五本書

侯旭東，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1968年生於北京，1986-1996年就讀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先後獲得學士、碩士與博士學位；1996-2008年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2008年轉任清華大學教授。主要研究秦漢魏晉南北朝史與出土文書簡牘，近年主要關注古代國家的形態與運行機制。著有《寵：信－任型君臣關係與西漢歷史的展開》《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縣與村裡》《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以造像記為中心的考察》等（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6月21日《南方周末》）

侯旭東的書單

◎馬克思、恩格斯：《費爾巴哈：唯物主義觀和與唯心主義觀點的對立》（《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卷第一章），人民出版社，1988年

◎俞吾金：《問題域外的問題：現代西方哲學方法論探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 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

◎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中華書局，1985年

◎王銘銘：《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三聯書店，1997年

入大學讀的是歷史系，不過，直到畢業前，將來做什麼，並沒有多少明確的想法。反而對哲學有不少興趣，買了些叔本華、尼采著作的中譯本，大部頭的書加上艱澀的表達，結果都是半途而廢。那時反覆閱讀的是馬恩這本幾十頁的著作。彼時通行的馬列閱讀書目並無這篇，是在翻看《新華文摘》，瀏覽馬哲研究論文中，發現那時學界關心的熱點是「實踐唯物主義」，討論的多半是這篇，於是便安心學習。

最早讀的還是收在1972年版《馬克斯恩格斯選集》中的譯本，1990年才買到單獨印行的新譯本。按照通行的看法，這本書屬於馬恩青年時期的著作，他們的精力放在批判黑格爾與費爾巴哈的哲學上，尚未開展對政治經濟學與資本主義的系統研究，那些耳熟能詳的觀點更未成形。儘管如此，其中蘊含了很多根本思考，更具啟發意義。從根源處走近馬恩，領會他們如何突破德國古典哲學的重圍，奠定新的立場來看待人類的過去與未來。

自從開始中國古代史學習與研究，很少有機會重讀它。歲月流逝，記憶、遺忘相互疊加，其中的語句早已淡忘，但馬恩對現實中人的實踐活動、人的生活的強調，以及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的看法，銘刻在心，即便探尋遙遠的古代東方，包括戍守漢帝國邊塞的吏卒，也冥冥中左右著我的立場與取捨。

俞吾金教授的書是1988年9月購買的，那時剛上大三。這是本寫給大學生的讀物，收入「當代大學生叢書」。在作者長長的論著目錄中並不起眼，對我而言，卻打開了通往現代西方理論的第一扇窗戶。

這本書不到30萬字，收入西方理論家足足有幾十位，分作17個流派，從意志主義到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最多，也有心理學家（包括當時最時髦的弗洛伊德，以及今天心理學圈外可能也知者寥寥的瑞士心理學家皮亞傑）、人類學家、語言學家（喬姆斯基）與歷史學家（斯賓格勒、湯恩比與福柯）。最早的是叔本華（1788-1860年），去世最晚的列維·斯特勞斯（1908-2009年），此書出版時尚活躍學界。

哲人林立，自然，留給每位的篇幅有限，介紹的專精程度上，無法與專著比肩，當時，對這些思想巨人的研究，剛剛起步，深度亦可知。作為一本面向大學生的著作，咫尺千里，的確讓我初步感受到西方19世紀以來思想與理論的豐富多彩，吸引我進一步窺見堂奧。

後來去讀皮亞傑的《發生認識論原理》和《結構主義》，兩本薄薄的小書，並不好懂。囫圇吞棗地讀，理解了多少具體內容真難說，但他提出的建構主義認識論確實觸動了我，推動我跳出反映論來看待觀念與行為。追根溯源，還要感謝《問題域外的問題》一書。

幾年前聽說俞吾金教授因病去世，正值學術創造的高峰期，不勝唏噓。自己的專業與他的相去甚遠，他三十年前用心血播下的種子，已經發芽成長，遠在天國的逝者或許會感到一絲欣慰。

田先生的書，手裡有三個版本：第一版，印製裝幀最簡陋，卻是自己反覆閱讀的本子；第三版，2000年3月拜訪田先生時所賜，上面有田先生的手跡，最珍貴；第五版，精裝本，北大出版社所贈，最新的版本，恐怕也是最後的版本。田先生已於2014年底去世，無法再做新的改動。

讀碩士時才開始學習魏晉南北朝史，那時興趣尚在經濟史，政治史甚少用心，更沒有想過去北大聽田先生的課。偶然在新街口中國書店購得此書，暑假中細細閱讀，深為作者細密的分析所折服。天頭地腳留下了不少批註，開始多是揣摩田先生如何處理史料，謀篇布局，漸漸也有補充資料，甚至對具體分析的感想與意見。印象最深的是田先生分析的縝密深入。我開始關注北朝民眾的佛教信仰，分析佛教流行的背景時，便力求遵循田先生的做法，尋找事實之間的聯繫，而不是邏輯聯繫——那是思想史習慣的做法。

走上工作崗位，有緣和胡寶國、陳爽成為同事，隨後又結識了陳勇、韓樹峰、李萬生、羅新、何德章等，他們均在田先生門下受教多年，深入堂奧，透過他們，對田先生學問的理解又深了不少。田先生是我博士論文答辯的主席，因此和田先生有了直接往來，逢年過節亦不時拜訪田先生，不過，談論的多半並非學術。這些接觸，增加了對田先生為人與經歷的了解，感悟田先生的學問，更多的還是通過著作，以及和田門眾弟子多年的交流。2013年初，田先生九十壽辰座談會上，我說離聖人遠，距賢者近，便是指此。

十年前，來到清華任教，給同學上課，其中就包括閱讀、討論田先生《東晉門閥政治》中「釋『王與馬共天下』」以及陳寅恪、唐長孺和川勝義雄相關的論文。四文相互映照，背後的關懷、觀察的角度、各不相同的故事，清晰可辨，真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感。反覆閱讀與對照，幾年下來，萌生一些新的體會，本想找機會拜訪田先生，向他請教，無奈先生遽歸道山，遺憾終生。

馬先生的書，準確說是長篇論文，字數不足8萬，頁碼100出頭，1965年完成，生前未能出版，去世十多年後方得付梓。不記得在哪裡買到，靜靜躺在書架上多年，轉而研究北朝造像記時，才翻檢出來認真閱讀。一旦打開，便無法放下。作者新穎的問題，讓千百年前散布渭河兩岸的碑碣造像獲得了新生，從補史、證史的配料搖身變為主菜。關中地區民族分布、姓氏變遷、婚姻關係、階級分化與部族融合等等以往想都不敢想的問題，變得有跡可循。中古民族的歷史不再止步於文獻中的宏觀描述，或各族首領的豐功偉績，而收穫了一幅充滿細節的特寫，背景雖不出關中，出場的人物幾乎都是名不見經傳的普通人，他們的信仰、家庭與生活有機會穿越千年，再現於今。

當時意識到作者眼光與眾不同，卻不明所以然，只知道馬先生是民族史名家，成就卓著。多年後才清楚，他原來畢業於中央大學社會學系，攻讀民族學專業。

到清華工作後，同樣將這本書推薦給同學，希望他們體會如何點石成金。要做到這一點，獨特的眼光必不可少，馬先生用自己一生的業績實踐了這一點，後來者當賡續前賢，並努力發揚光大。

大學畢業時曾有意改學社會學，未能如願，這方面的興趣一直潛藏心底。博士階段打算利用北朝造像記來探討百姓佛教信仰，再次喚醒了心中的舊愛。不過，關係更為密切是社會學的友鄰：人類學。1995年暑假到北大旁聽了文化人類學高級研討班，先認識了王銘銘，這本書兩年後才出版。研討班上了解到當時文化人類學最新的研究與理論動態，百餘年來人類學家中國研究中積澱的成果，主要源自這本專題學術史的梳理。作者且行且思考，新見頻頻，著作頗豐，包括新近出版的《超社會體系》，課堂上也帶領同學讀過其中的論文，但給我長久影響的還是這本。人類學的興趣一直保持到今天，很多人類學的立場、觀念與方法，已融入從事的史學研究中。沒有多少術語的包裝與註腳的引用，外人或許不易覺察，自己卻十分清楚，人類學的印記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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