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麗榮 黃鳳祝：危機與公正

危機與公正

劉麗榮 劉麗榮

Prof. Dr. Elmar Treptow

美國社會學家裡夫金（Jeremy Rifkin）在《歐洲夢》（2004）一書中，提出美國夢逐漸死亡、歐洲夢普世化的觀點。美國夢追求自主和無限的物質進步，歐洲夢強調生活質量、可持續性、集體責任感和全球意識。在里夫金看來，歐洲夢代表了一種嶄新的歷史觀，承載了人性對美好未來的渴望。隨著歐債危機的演變，歐盟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維繫有關社會與經濟正義的承諾。在日趨常態化的危機中，歐洲夢明顯力不從心。作為歐洲夢主要支柱的福利國家制度，首當其衝，成為危機的犧牲品。

福利國家制度是歐洲大陸社會主義運動、社會民主世界觀和多黨制的產物。福利國家制度追求的不是增長，而是公正和適宜居住的社會。福利國家在收入分配方面更為平等，但是高社會福利支出也是制約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危機時代，福利國家制度何去何從，在歐洲學術界引發了廣泛的討論。

歐洲社會近來出現一種思潮，認為社會民主時代的福利國家精神正在走向終結。哲學家斯洛特戴（Peter Sloterdijk）把福利國家制度和社會市場經濟稱為「半社會主義」，是以「社會公正」為名實行制度化的國家「盜賊統治」。他抨擊現代國家的稅收和財富分配機制，呼籲發起「反財政的內戰」和「稅收革命」，用公民自願貢獻財富取代強征富人稅。在他看來，現代國家建立於一種「索取」的機制，只有「給予」的倫理，才能克服當代政治文化的停滯狀態。斯洛特戴的觀點無異於發動一場自上而下的階級鬥爭。從強制稅收到自願捐獻，公共預算一旦失去穩定的來源，將導致現行社會體制的崩潰。

斯洛特戴的主張看似極端，實則擁有廣泛的民意基礎。全球金融危機加劇了社會的「經濟化」趨勢，市場經濟的原則與偏好得以向社會的各個角落滲透。在社會生活的許多領域，經濟原則本來只扮演次要角色，現在卻完全凌駕於非經濟原則之上。政黨政治和公共管理也日益追求經濟理性。

法蘭克福學派的現任掌門人霍奈特（Axel Honneth）批評斯洛特戴的觀點是強者的道德。這種社會日益「經濟化」的趨勢，正在侵奪人們對社會基本問題的關懷。哲學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德國哲學協會主席尼達-魯莫林（Julian Nida-Rümelin）以及經濟學家伯芬格（Peter Bofinger）聯名撰文，呼籲在歐元區建立「超國家民主」，從市場手中奪回歐洲政治的決策空間。所謂「超國家民主」，就是通過建立「洲際民主」取代傳統意義的民族國家，進而實現康德有關世界民主國家和世界公民的理想。三位學者質疑新凱恩斯主義，反對歐盟以解決危機為名，干涉成員國的社會福利政策，認為這是歐洲民主的終結。他們批評默克爾的歐洲政策是以市場為導向的「門面民主」，指出擺脫危機的唯一出路是加深歐洲一體化，在制度上給予歐元更好的保障。所謂的制度保障，就是債務共擔，前提是推動歐洲政治聯盟的建設，讓政治決策空間超越民族國家的疆界。在歐元區建立超國家民主，需要修改歐洲憲法，在成員國內進行全民公決。具體如何建構，有待進一步明晰。

危機期間，「公正」一詞尤為敏感，強者道德和弱者道德的裂變一覽無餘。圍繞「公正」，哲學家特里普透（Elmar Treptow）在《資本主義的矛盾性公正》（Die widersprüchliche Gerechtigkeit im Kapitalismus）一書中提出了一個觀點：在平等基礎上產生的不平等，是資本主義社會公正的內在組成部分。

在所謂「公正」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結構性平等關係居於主導地位。這種關係同樣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因為其經濟結構建立在等價交換的基礎之上。但是貨物交換必然導致不平等，平等與不平等的矛盾統一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公正」的特殊性。這種矛盾表現在各個層面：在僱主與僱員的關係中，雙方在利益上互為條件，又彼此對立；此外，生產力的差異也導致企業之間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

資本主義的經濟平等是一種抽象的平等，無法避免利益的不平等。藉助抽象的平等，利益的不平等獲得均等有效的合法化。這一法則不僅適用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平等，也適用於法律、政治、道德和倫理平等。經濟不平等在歐債危機期間進一步加強。「損失社會化和利潤私有化」的創新模式，深化了危機，導致國家債務迅速膨脹：在福利國家制度中，社會、醫療和教育保障是僱員生存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削減社會福利支出，加劇了僱主與僱員的不平等；政府向與體制相關的大企業和大銀行提供支持，任由小企業破產，加劇了企業之間的不平等。

在資本主義社會，工資和收入的不平等是合法且公正的，因為這種不平等是社會結構的產物，符合資本主義的內在經濟規律。同樣，國家可以利用不平等的稅負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為了平衡財政預算採取不平衡的緊縮措施。在資本主義社會，公民擁有平等的權利和不平等的利益。個人利益的普遍化形成資本主義社會的一般利益和共同福祉，共同福祉是衡量社會團結的尺度。

不平等關係中的強者和弱者可以運用非經濟手段爭取經濟利益，成敗與否取決於具體的力量對比，包括不同利益集團的組織形式、可支配的資源以及選舉支持率。綜觀危機時期的西方選舉政治，儼然是兩種經濟發展模式的對決。美國的民主黨和歐洲的左翼政黨反對以犧牲社會福利為代價的財政緊縮措施，主張增加公共投資，刺激經濟增長，同時提高富人稅，降低財政赤字；美國的共和黨和歐洲的右翼政黨反對通過負債刺激經濟增長，主張緊縮財政，削減社會福利支出。

資本主義社會的公正是公正的一種特殊歷史形式。所謂「普遍的公正」，只是對公正的特殊經驗關係的一種抽象。從資本主義既有的矛盾性公正出發，要求社會公正，缺乏現實依據，只能是一種無法滿足的願望和幻想。藉助民主手段過渡到後資本主義社會需要具備一個前提，即這種矛盾性的公正超越了大多數民眾的承受力。現階段人們對「歐洲穩定機制」和「經濟激勵機制」的訴求，目的不是超越資本主義，而是鞏固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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