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最不能得罪的三人 此人全罵了個遍 百姓表示大快人心

在我國古代的官制中，有一種言官制度。在明清時期，擔負言官職責的部門主要為都察院，其作用為「糾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御史們主要負有監督和諫言的職責。

一個好的言官制度，其最重要的特點就是不能因言獲罪。忠言往往逆耳，如果因為說了上位者不愛聽的話而被處罰，那人人都將噤若寒蟬，言官也失去了原本應該有的作用。

另外，明清兩朝的言官制度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允許風聞言事。就算是道聽途說而來的事情，御史也有權利向上級檢舉揭發，即便查實為無中生有之事，也不會因此被控誣告之罪。

晚清官場上的御史，大概可以分成三種。

第一種，是好好先生類型的，不隨便說話，也不得罪人，占著個御史的位子，悠哉悠哉地混日子。

第二種，是依附朝堂上的某一股政治勢力，幫助這股勢力發聲，打擊政敵。靠給人做傳聲筒，來獲取某種政治庇蔭。

第三種，則是真正忠於自己的內心，肩負御史的職責，為天下蒼生、黎民百姓講話，不惜觸犯聖顏，也要說出真話的人。這一種人，才是真正合格的言官。

在清朝，由於言官地位受到打壓，御史的權力已不如明朝。不過晚清時期，朝士風氣尚未墮落，因此也還湧現出吳可讀、潘敦儼、朱一新等一批敢言直諫的言官。

其中有一名御史叫安維峻，也是清末以敢言而聞名的御史。

安維峻是甘肅人，有「隴上鐵漢」之稱。巧合的是，他與那位以「隴上諸葛」自稱的晚清名臣左宗棠，正好是師生關係。光緒元年（1875年）安維峻參加甘肅鄉試，由左宗棠監考，將其拔為第一名解元。

左宗棠非常欣賞安維峻這位年輕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安維峻和他一樣，擁有剛正不阿的性格。光緒十九年（1893年），安維峻由編修轉為御史。

成為言官之後，安維峻沒有辜負左宗棠的期許，在不到一年時間裡，就上了60多份奏疏，大談興利除弊之法，是當時最為「高產」的言官之一。

而在安維峻當上御史的第二年，中國就發生了一起大事件——在甲午中日戰爭中，由李鴻章率領的淮軍和北洋水師在水陸兩個戰場相繼潰敗，李鴻章即將前往日本議和。

對敗於日本這件事，安維峻義憤填膺，給朝廷上了晚清時期非常著名的一道奏摺——《請誅李鴻章疏》。

安維峻在奏摺中言道：

「李鴻章平日挾外洋以自重，固不欲戰，有言戰者，動遭呵斥。……然則此舉非議和也，直納款耳，不但誤國，而且賣國。中外臣民，無不切齒痛恨。……李鴻章事事挾制朝廷，抗違諭旨。唯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其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將士有不奮興、賊人有不破滅者，即請斬臣以正妄言之罪。」

甲午戰敗後，李鴻章雖然遭到漫天毀謗，但他曾經作為疆臣之首，太后的心腹重臣，安維峻直接上疏要求誅殺李鴻章，是需要莫大的勇氣的。

而且不僅於此，安維峻把當時最不能得罪的另外兩個人，同樣批評了一通。

第一個是當時大清實際的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安維峻說，「皇太后既歸政，若仍遇事牽制，將何以上對祖宗，下對天下臣民？」指責慈禧太后表面歸政，實際上仍背後弄權。

第二個則是慈禧的寵監李蓮英，「又謂和議出自皇太后，太監李蓮英實左右之，……至李蓮英是何人斯，敢幹政事乎？如果屬實，律以祖宗法制，豈復可容？」這句話明著是罵李蓮英，實際上還是繞著彎在罵慈禧，而且還暗示慈禧和李蓮英之間有非同尋常的關係。

所以這道奏摺一公布，震驚中外，尤其是慈禧太后的反應難以猜測，安維峻一下子成為了所有人關注的焦點。

慈禧看到這份奏摺後，果然大怒，說安維峻挑撥離間他們母子，於是打破了御史不能因言獲罪的規定，將安維峻革職流放。

而因為這件事，安維峻雖然丟了官位，還得流放贖罪，但卻贏得了名聲。在他發往君台臨行之前，「訪問者萃於門，餞送者塞於道，或贈以言，或資以贐，車馬飲食，眾皆為供應。」說明當時許多人，都對清廷對日屈辱求和的態度不滿，寧願與日本決戰到底。而安維峻的奏摺，恰好說出了天下人的心聲。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安維峻雖因言獲罪，但只遭革職流放，而且流放之時還被聘為掄才書院的主講，也說明當時風氣還相對開明，人們還有表達自己意見的空間。

而五年之後的庚子拳亂中，慈禧一人徹底獨裁，凡是表達不同意見的，都被慈禧直接下令處死。言官的最後一絲自由空間被擠壓，也預示著清朝走向了窮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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