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大的英雄，也只是一陣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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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真是一個很奇怪的動物，快樂總是來得短暫，心塞，卻會伴隨你好久好久。
想必此時，我們的梅西先生最有這種體會了。
在梅西還沒離場的時候，互聯網和朋友圈已經充滿了對「百米飛人」姆巴佩的讚揚。
世人只知新人笑，何曾聽得舊人傷。
過了這幾天，想來除了梅西的老父親，可能沒幾個人會去念叨梅西的離去。
而梅西的心塞則可能不會隨著這屆世界盃而消逝，因為，這次比賽以後，他可能再也沒有機會再舉起大力神杯了。
下一屆世界盃，梅西就35歲了，他還能再次參加世界盃嗎？還能像今天、昨天一樣盤帶過人嗎？
這個被稱為馬拉多納接班人的球員，已經很難再有機會超越他的前輩。
和梅西同樣鬱悶的還有比他大2歲的 C羅，梅西前腳剛走，C羅馬上也追去機場了，真是一對好兄弟，走都要手牽手。
這兩個被認為最有機會成為貝利和馬拉多納後新一代「球王」的人，就因為少一座世界盃，將一直停留在配角陰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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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多納雖然貴為球王，曾經也有自己的偶像，他還把偶像的頭像刺在了他的右臂上。
年輕時的馬拉多納，圖片來自網路
這個偶像和梅西一樣，都出生在阿根廷聖菲省羅薩里奧，同樣也是6月出生，他叫切·格瓦拉。
羅薩里奧市是阿根廷共和國第一面國旗升起的地方，矗立在巴拉那河邊的國旗紀念館就是這座城市的標誌性建築。
而格瓦拉則被譽為「紅色羅賓漢」、「共產主義的唐吉柯德」、「拉丁美洲的加里波第」、「完美的人」、「浪漫冒險家」。
但鮮為人知的是，切·格瓦拉與足球也有著一種難以割捨的緣分。他曾經說過：「足球可不僅僅是一種運動，而且也是一種革命工具。」
因為患有哮喘病，切·格瓦拉在足球場上只能出任門將。
英國《每日電訊報》曾有一篇文章這樣說道：「或許對於每一個像切·格瓦拉這樣富有魅力的游擊隊領導人、一位領袖來說，這是最難以想像的一個位置。但在門柱旁喘息著的阿根廷人，彷彿就是通過看著其他人爭奪榮耀，嚮往人類自由平等，而形成了自己的共產主義理想。」
對於崇尚自由的格瓦拉來說，一個守門員的位置是留不住他的心的。早在學生時期，切·格瓦拉就時常利用假期在拉丁美洲周遊。1951年，又在好友藥劑師阿爾貝托·格拉納多建議下，休學1年環遊整個南美洲。
在這次旅行中，切·格瓦拉開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貧窮與苦難，他的國際主義思想也在這次旅行中漸漸定型。
1953年，他回到阿根廷完成了學業。但是不久便離開了阿根廷，北上玻利維亞與革命者為伍，其後2年，又與菲德爾·卡斯特羅與勞爾·卡斯特羅兄弟結為盟友，幫助領導古巴游擊隊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權，成為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
1965年，格瓦拉放棄要職離開古巴，決意將革命思想傳播到世界其他地方。可惜在1967年10月8日被美國訓練的玻利維亞部隊抓獲，9日，格瓦拉被處決，年僅39歲。
這位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死後，其肖像已成為全球流行文化的標誌，《時代》雜誌也將他選入二十世紀百大影響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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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曾兩次訪問中國，其中1960年11月那次，他率領古巴經濟代表團見到了中國的另一位「守門員」。
和格瓦拉一樣，這位守門員的足球生涯也只停留在學生時期，當時他就讀的學校叫長沙第一師範上學，因為他180的身高和冷靜矯健的身手，被稱為全長沙最優秀的足球守門員。
這位守門員除了足球，在游泳、乒乓、籃球上也有一手，也算是一個體育愛好者。
早在1917年4月1日，他就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體育之研究》。當時，用的筆名是「二十八畫生」，在這篇文中有這麼一段：「夫體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意志也者，固人生事業之先軀也。」
1955年時，這位守門員已經62歲了，球自然是踢不動了，但對足球的愛好不改。那年南斯拉夫足球隊在獲得了奧運會冠軍後，來中國訪問比賽。在看完比賽後，老人家熱情地接見了南斯拉夫隊，並堅定的說：「我們今天輸給你們，明天輸給你們，但13年之後要贏你們！」
老人家的一席話，使中國足球界倍受鼓舞，接下來的幾年，是中國足球的高速發展期。當時的中國足球隊，後來也被譽為中國足球史上最強盛的隊伍，隊員有戚務生、徐根寶等。就在老人家發出預言的僅僅4年後，中國隊就取得了以6比0大勝日本隊的驕人成績。
令人遺憾的是，13年之約未到，一場大運動就來了。於是一切都被耽擱了，中國足球自然沒能倖免，連國家足球隊都解散了。
直到今天，中國足球還沒緩過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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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也好，球星也罷……就象風一樣，不過是從這大地上吹拂漫卷，一掃而過……大地，是永遠不動的……！
他們只是吹過，那一刻，他們把旗幟和沙塵揚起。只是過後，已沒幾人記得當年的熱血和衝動。
記得有部叫《七武士》的電影，在幫助農民打贏山賊後，一個武士看著遠遠慶祝的農民說：「勝利的，不是我們，而是農民。」
是的，在任何時候，武士、球星和英雄們，都不會是勝利者。
踢贏球星的，是無情的歲月。
而打敗英雄的，則是無奈的時代和宿命！
部分參考
切·格瓦拉——從古巴英雄到世界偶像，BBC
體育之研究，1917年4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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