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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山戰國絲綢能不能「青春常駐」?這個問題,就這樣一下子擺到了全國文物保護工作者的面前

荊州馬山一號墓戰國絲綢的發掘出土,在改寫中國古代歷史,改寫中國古代科技史、中國絲綢文化史的同時,又「培育」出了一個創造或者說改寫中國文物保護歷史的人物——文物保護專家吳順清。

這批罕見的戰國絲綢的出土後,首要的是保護而不是研究和展示。於是,馬山一號楚墓出土的絲織品在初步整理完成後,如何有效地保護就成了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

國家文物局領導在聽取了赴荊州專家組的彙報後,又一紙電令,召來了湖北省文化局、荊州地區文化局和荊州博物館的相關領導,向全體局領導班子成員彙報。國家文物局領導在集體聽完彙報後,明確指出:荊州的這次重大考古發現,是世界上少有的,這批絲綢一定要保護好!

只是,對於這批出土絲織品如何保護,國家文物局的領導層里,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

第一種意見是,荊州既缺乏絲綢保護的技術水平與能力,當地的濕度又大,出土的絲織品也容易生霉,應先送北京處理與保存一段時間,待穩定後再送回荊州;

另一種意見則認為,這批絲織品剛剛出土,環境過濕或過干都不利於文物的保護,南方的濕度雖然大一些,只要採取的措施得力,也是可以防止生霉的,況且,長途運輸極有可能使剛剛出土的文物受到損壞。

在這種情況下,時任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的沈竹建議:絲綢文物先存放在荊州,北京可以派專家和技術人員去指導,以後再根據實際情況決定搬不搬。

這個建議,得到了與會領導和專家的一致贊同,並最終成為此次彙報會的決定。

就這樣,馬山出土的戰國絲綢保護的歷史重擔,就落在了一位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肩上。

他,就是時任荊州博物館保管部副主任的吳順清。

好在有王孖先生的言傳身教。於是,吳順清在王孖先生的指導下,開始了出土絲織物的清理工作。

吳順清告訴我說:「那批出土的絲織品中,大部分衣衾的污染不算嚴重,只是靠近骨架的部分沾上的污物較多。但是,因為這些絲織物基本上已沒有機械強度,如果用水漂洗,就有可能造成損傷,我們只能用軟毛筆蘸著清潔劑,一點一點輕輕地刷。我們足足用了一個月時間,才完成這批文物的清理工作。」

當我詢問起那次清洗的效果時,吳順清高興地說:「正是由於那次清洗的方法得當,搞得比較徹底,這批出土的絲織品才沒有生霉,才為我們後來的保護,特別是用生物技術重新進行處理創造了條件。」

出土的全部絲織品清洗完成後,接下來,就是對出土的大衣物與繡花被進行整形了。這項工作,對吳順清他們來說,更是一項全新的工作。

幸運的是,王孖先生主持過長沙馬王堆漢墓絲織物的清理和整理,在他的具體指導下,許多難題逐一解決。出土的衣物,多數是里子朝外,要整形複位,首要的就是,恢復到面朝外里子朝內的正常狀態。可是,馬山出土的戰國絲綢雖然出土時保存完好,但畢竟歷經2000多年的風風雨雨,早已變得異常脆弱,哪能反覆地摺疊呢?毫不誇張的說,每一件衣物的複位,都不亞於一場戰役,首先都要弄清相關情況,收集相關資料,對絲織物進行技術分析、鑒定與繪圖。

為了復原出土絲織物的色彩,荊州博物館還與上海絲綢工業公司聯繫,購買了一本絲織物顏色立體色譜,與出土絲織品作對比分析。彭浩將出土的絲織物碎片通過實體顯微鏡進行分析,一張張的描繪出結構圖。

而對於當時的繪圖員劉德銀來說,繪圖的任務就更加複雜了。這批絲綢的刺繡紋樣非常複雜,臨摹比較困難。特別是衣衾的尺寸都很大,臨摹時身體又不能接觸到實物。

怎麼辦呢?劉德銀動開了腦筋。他讓人用厚木板在衣衾之上搭建了一個工作平台,然後,將經過消毒的白色薄布輕輕地鋪在衣衾之上,先用軟筆在上面臨摹,再認真進行整理和清繪,工作量非常之大。

那天,回憶起30年前的那段往事時,劉德銀居然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對我說:「那段時間,真累呀!光是繪製的平面圖和結構圖,就有百把張。」

彭浩則接過話頭說:「那些文字的記錄,就更多了,足足有200多張紙哩!」

1982年初夏,裝有空調機的專用庫房改建完畢,馬山出土的絲織品經過吳順清等人的認真清理、漂洗和殺菌後,全部遷入新庫房。

此時的荊州博物館,雖然因為馬山一號楚墓有了「絲綢寶庫」的美譽,但區區一個地市級的博物館,經費和條件畢竟有限。

於是,建立一個恆溫恆濕存放絲綢的專用標準庫房,就成了大家心中的一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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