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口沉銀秘史：張獻忠率40萬亡命徒 殺5王搶數百噸金銀

從2018年6月29日至9月26日，張獻忠「江口沉銀」（四川彭山江口古戰場遺址）考古發現的大批珍貴文物在國家博物館公開亮相，向世人揭開了一段塵封許久的歷史。筆者先睹為快，謹以此文從財寶來源、武器裝備、大西軍戰鬥力等方面做一粗淺解讀。

展區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方「永昌大元帥金印」，該印呈正方型，虎形鈕，印面有寬邊欄，印文為九疊篆「永昌大元帥印」6個字，印背虎鈕兩側各鑿刻一行楷書文字，右為「永昌大元帥印」，左為「癸未年仲冬吉日造」。

癸未年就是明崇禎十六年（1643年），有分析認為這方金印鑄造於當年11月，正值張獻忠所率大西軍席捲湖南、江西之際。當時張獻忠在湖南擴軍，將原有「步騎4大營」擴充為「9營」，兵力從20萬增至不少於40萬之眾。為進一步理順指揮體系、整頓部隊提升戰力，張獻忠特命人鑄造元帥金印以統一號令。

再往裡走，可以看到展櫃中陳列著不少古代兵器，以鐵制刀、矛、箭簇、鐵蒺藜（扎馬釘）等冷兵器為主，火器品種稀少，其中最搶眼的莫過於三眼火銃。

雖然從考古價值上來講發現三眼火銃實物意義非凡，但這種火器有效射程較近（50米左右）且命中率不高，發射動作繁瑣、彆扭（需要射手將銃柄夾在腋下然後騰出手去點引信），明代著名兵器專家趙士禎就對三眼火銃很不看好，認為後者能否「命中殺敵」純靠撞大運。

後來在遼東戰場對抗八旗鐵騎時，三眼火銃同樣被證明難以克敵制勝。不過，這件文物的出土卻透露出一則信息——明代三眼火銃主要列裝北方邊軍，而其最終出現在大西南的江底，很可能是大西軍轉戰南北時繳獲的戰利品。

從目前發現的張獻忠大西軍所用冷兵器來看，質量上難稱精良，製作規格也不統一，其打勝仗更多靠士氣旺盛和實戰經驗豐富。史載，大西軍主要成分是「叛卒、逃卒、驛卒、饑民、響馬、難民」，可見多數是叛逃過來的職業軍人。

這幫亡命徒隨張獻忠征戰多年都變成了「老兵痞」，一位明朝軍官就說大西軍打仗是「習慣成自然」，從戰場上瞅過去但見對手臉上、身上大都帶傷，有的人甚至鉛子、箭頭還嵌在肉里也滿不在乎，特別是聽說要跟官兵打仗更變得極度亢奮，令人望而生畏。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從古戰場遺址發現的武器種類來看，無論大西軍還是四川明軍在重型火器方面都十分匱乏——張獻忠因為長期流動作戰，不便攜帶笨重的火炮尚可理解（但有意思的是他們卻能帶著重達數百噸的金銀財寶跋山涉水、轉戰萬里），而明軍裝備也如此差勁似乎就只能「歸功於」明末社會經濟體系大崩潰後的軍費緊缺了。

實際上，在擁有較多火器的北方明軍潰散後，與清軍交手的南明軍隊和農民武裝不止一次吃過「重火力不足」的虧。順治二年（1645年）清軍調紅衣大炮猛轟史可法據守的揚州城，重達10餘斤的彈丸越過高牆命中府衙，一時間「滿城惶悚」，1個月後城池失陷80萬軍民慘遭屠殺。

同年正月，清軍用紅衣大炮猛轟潼關，迫使大順軍棄守天險撤出陝西，4個月後李自成在湖北被殺。1659年初大西軍名將李定國率部在滇西磨盤山設伏，準備全殲尾隨而來的吳三桂主力，不料叛徒告密，吳三桂下令炮擊伏兵，終使李定國功虧一簣。

張獻忠主要行軍路線圖

繼續沿順時針參觀，可以看到大量刻有時間、地點、用項、官員及銀匠姓名的明代稅銀，稅種包括糧銀、餉銀、輕齎銀（用於漕糧運費和軍費開支）、義助銀、祿銀、稅契銀、行稅銀等，地域涉及河南、兩湖、四川、江西、廣西、廣東諸省，不但是明代中晚期徵稅制度的反映，也是張獻忠主要行軍路線的佐證，更折射出明末苛捐雜稅確實已多如牛毛。

國博展出的大多為50兩銀錠，鐫刻銘文清晰工整，造型均為統一制式的馬蹄元寶，雖然其因數百年泡水氧化、沙石衝擊而變得烏黑髮暗、捲曲斑駁，但據科學檢測這些銀錠鑄造規範、成色上佳，純銀含量都在95%以上。

史載，有明一代，官方對白銀採取先抑後揚的政策——明初禁止民間金銀交易。至中後期，隨著賦役改革和「一條鞭法」全面推行，各州縣的田賦、徭役基本上都改為以銀兩方式征繳。白銀成為主要流通貨幣和政府稅收，不僅是財富的象徵，更是明帝國賴以存在的基礎。國博展出的大量官銀，正是明代白銀貨幣化的生動反映。

要說這些官府稅銀為啥都落到大西軍手中，眾所周知，張獻忠打仗的主要特點就是流動作戰，起兵17年間雖攻城略地無數卻大多隨占隨棄，這就決定了大西軍必然會儘快、盡量在當地搜羅戰利品以便繼續轉戰他鄉。

比如，「江口沉銀」展覽中出現了大量耳環、手鐲、耳環、耳墜等金銀首飾和散碎銀兩，這些價值並不昂貴的女性飾品和小銀塊/銀錠顯然屬於普通百姓私產，這就從一個側面揭開和佐證了張獻忠所部沿途「打糧」的真相。展方雖對這些民間財產的來源避而不談，但大西軍後勤供應基本靠「搶」是沒有問題的。

再往裡面參觀，就會看到多個明代用於冊封宗室（包括女眷）的金冊、金寶。明代建立了嚴格的宗室爵位制度，將皇子王孫分為8個等級。諸皇子封親王，親王嫡長子之外封郡王，由朝廷歲賜食祿，在封地設置王府，世襲爵位，享有特權。江口古戰場遺址就發現了明代冊封親王、世子、郡王以及王妃的金冊、銀冊和金寶，涉及榮、襄、楚、荊、蜀等王府，反映了明代宗室的封藩制度和冊封禮儀。

蜀王金印

展櫃中特意陳列了一方破損相當嚴重的「蜀王金印」，底部篆書「蜀」字雖可勉強辨識，但割劃、鑿切痕迹明顯，據稱發現時已被分為16塊。而展覽中出現的金餅（用繳獲的黃金重新冶鑄而成）和「西王賞功」金銀幣，也說明大西軍數十萬官兵之所以效命張獻忠，想來與前者出手闊綽有很大關係，說白了就是讓跟隨他的人在戰亂年月能吃飽穿暖、升官發財。

說到這裡，不妨多著些筆墨聊一聊被張獻忠害得「家破人亡」的明代王爺們。據史料記載，從1641年2月至1644年8月的短短3年半時間裡，張獻忠就先後處死5位藩王，沒收了至少10位藩王積聚的大量金銀財寶。

比如崇禎十四年（1641年）張獻忠攻下軍事重鎮襄陽後，處死了襄王朱翊銘和貴陽王朱常法，在沒收襄王府所有財產後他「發銀五十萬以賑饑民」，張獻忠此役繳獲白銀數量之大可見一斑。

明代長沙府「孝敬」吉王的50兩大金錠

2年後，張獻忠率軍橫掃兩湖——在武昌楚王府，大西軍「盡取宮中金銀各百萬」，動用了幾百輛大車都沒法一次運完。而在攻佔長沙、衡陽、常德等地後，大西軍又從分封當地的吉王、桂王、榮王各府中搜繳到大筆財富。

雖然沒有具體數字，但從吉王一家就佔有肥沃良田近百萬畝（當時田賦都折成白銀繳納）來判斷，兩湖地區的這些明代藩王個個都是「百萬甚至千萬身價」。其中，榮王名叫朱慈照，崇禎五年（1632年）從老爸朱由枵那裡襲封王爵，可惜好景不長，1644年張獻忠攻入湖南，朱慈照逃到辰溪（今湖南懷化市以北）後不知所終。

「西王賞功」金幣相當於大西軍的一等軍功章，此外還有銀幣、銅幣

巴蜀地區的瑞王（就藩重慶）和蜀王（就藩成都）更是富可敵國，史載大西軍攻克重慶時，末代瑞王朱常浩的莊田租銀基數竟高達200萬畝，以至於要靠陝西、河南、山西、四川各省分攤、加派賦稅才能交夠這位王爺的「年租」。蜀王朱至澍與前者相比毫不遜色，他的王府莊田已經佔到當時都江堰灌溉土地面積（約300萬畝）的70%，200多萬畝是妥妥的。

如果參照明代就藩山東的德王、魯王的田賦標準（上等耕地每畝3錢銀、中等耕地1錢7分銀）粗略估算的話，瑞王、蜀王每年光收地租銀（明代1兩等於16錢，姑且按成都平原「天府之國」上等和中等耕地各一半）就能有至少28萬兩進項，看來「3年明藩王，百萬雪花銀」真不是吹牛。

由此亦可推斷，張獻忠所獲官銀、王府庫銀不會少於1000萬兩白銀，摺合總重約373噸。那麼，又是誰敢從號稱「虎狼之師」的張獻忠幾十萬大軍手中「虎口奪食」攔截如此多的金銀財寶，以至於留下「江口沉銀」的千古謎團呢？且聽下文分解。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