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所以走向閉關鎖國，是因為王安石變法的失敗？

文 | 吳曉波

在中國歷史上，王安石變法可謂是一個轉折點。變法之前的中國，是一個充滿自信的國家，是一個開放的國家，是一個敢於攻擊別人的國家；而變法之後的中國，則變成了一個謹小慎微的國家，一個更願意閉關鎖國的國家，甚至就連國民性都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王安石，中國歷史上一位充滿爭議性的人物，中國歷史上像他這樣的人雖說鳳毛麟角，但也絕非不常見。這些人為官清廉，工作操勞，辦事雷厲風行，效率極高，而且不將私利摻雜在國事中。他們力主國家主義，不惜以犧牲民間工商自由為代價，換得中央集權制度的恢復與穩定。

他們提出的口號往往都是「均貧富」，可最終的結果卻一定是將民間的富人和窮人一起剝奪。

此宋朝之後，一直到明清兩代的數百年時間裡，王安石可以說是「失蹤者」，大家頂多也就是說說他的那些詩歌散文。然而，到了清朝末年，他突然來了個鹹魚大翻身，1908年，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梁啟超在其撰寫的《王安石傳》中，將他再次推向了歷史的舞台。

此時王安石的「復活」，自然是與當時的國家境遇以及世界環境有關。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淪為了「東亞病夫」，為尋求強國之道，推行國家集權主義便成了當時的主流意識，在當時，不管是保皇黨人還是革命黨人，都是這麼想的，也都是這麼做的。因為放眼當時的世界，不管是1917年蘇聯的誕生，還是20世紀30年代德國、日本的崛起，亦或是美國的「羅斯福新政」，都被看成是國家主義的勝利。

從此以後，王安石便成了主流意識形態中無可爭議的大改革家，之後聲望更是越來越高。郭沫若認為，秦漢之後第一個大政治家就屬王安石，而偉人毛主席所推崇的兩位改革家，一位是商鞅，令一位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變法，與之前的「管仲變法」、「商鞅變法」、「桑弘羊變法」、「王莽變法」乃至「劉晏變法」都是一樣的，都是歷代治國者在經濟集權政策上的一次大試驗。但從制度創新的層面來看，「王安石變法」的重要性又要超越之前的任何一次，因為它是最後一次建設性的探險，是整體配套性體制改革的「終結之作」。

王安石變法所造成的一個相當嚴重後果就是，給後來的治國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陰影。

一位如此才華卓越的財經大師，在工商經濟如此發達的大環境下，進行著一場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可結果卻依舊以失敗而告終，這令所有的後來者，對這種激進式的變革望而卻步。它的失敗可以說是歷史性的，表明了基於法家戰略和儒家倫理的治國手段，在經濟改革領域已無路可走，進也進不得，退也退不得。

自北宋之後，南宋、明、清歷代治國者，基本都放棄了體制內的制度創新，開始改用更為嚴酷的管制方式來維持統治，其經濟策略也越來越謹小慎微、越來越趨向保守，最終走進了閉關鎖國的死胡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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