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藥品被載入了階級屬性 「葯神」就是底層英雄

醫療，或許是當下中國最大的焦慮，每個人、每個家庭，都不可能永遠與疾病無緣，伴隨而至的是無法承受的悲痛。這是所有人的痛點，任何敢於觸及這個痛點，揭開痛點背後病根的嘗試，都值得注目致敬。「誰家沒個病人，你能保證一輩子不生病嗎？」光這句話就足以讓所有人沉默，假如醫院、醫生和藥房都指望不上，難道還不允許病人自救嗎？

「不允許」，這是美國FDA在《達拉斯買傢俱樂部》里給出的案例判定，然而在中國，同類的情況更為複雜。同樣是改編自真實事件，同樣是患上絕症的普通人走私藥品，賣給病患，與葯監、警方和藥廠周旋，《我不是葯神》的故事讓人第一時間想到的，是曾拿下奧斯卡的《達拉斯買傢俱樂部》。但徐崢有一個與馬修·麥康納最大的差異之處，也是《我不是葯神》與現實不同的關鍵更改—— 「勇哥」自己並不患白血病，他走私販葯的初衷就是牟利，是為家人籌措手術費，這讓他前半程的行為變得更市儈，也讓他最後的救贖顯得更偉大。

真正在電影中承擔病患和藥販子雙重身份的，是王傳君飾演的呂受益。他在《我不是葯神》中的角色功能，可以直接比對《達拉斯買傢俱樂部》里的傑瑞德·萊托，或許編劇在塑造這個人物時就參考了異裝癖雷蒙德，正是他帶來了印度仿製葯的信息和病患的巨大需求，不僅是渠道和銷售的主力，最後還用自己的死來刺激了主角，成為整部影片最重要的線索人物和情感燃點。當年《達拉斯買傢俱樂部》最令人稱道之處在於情緒上非常克制，哪怕是雷蒙德瀕死時的痛苦，導演都完全放棄了正面表現；相比之下，文牧野在《我不是葯神》的處理則更為煽情，一年前還是飽含希望的年輕父親，一年後就骨瘦如柴，病入膏肓。清創的那一幕叫人不敢直視，可對於病人家屬來說這又是再真實不過的日常。呂受益代表了眾多普通慢粒白血病患者中最不普通的一個，王傳君的表演尤為傳神，眼見希望變成了絕望，把自己的身體徹底碾碎，他選擇了最決然的死亡方式，令人悵然心酸。

不只是呂受益，其他的配角如牧師、黃毛，以及譚卓飾演的年輕母親，不僅塑造得成功，性格特點因戲份格外鮮明，還被導演賦予了信仰、義氣和重情等品德符號，而且他們有前後兩次登場，一種遞進關係，與程勇的碰撞得以升華，真正組成了救人自救的「葯神團隊」。而作為主心骨的徐崢，在某種程度上看，反而是被他們「推」著走的。這個賣保健品的小老闆有著常人的慾望和怯懦，只是在形勢所迫下去走私藥品、動手打架、爆發炫富，至少在電影前半程里，他的主動性並不強烈，且內心一直受到犯罪感的牽扯，這也為他的放棄埋下了伏筆。勇哥的突然收手是整部影片的轉折點，咋一看鋪墊並不充分，剛剛還為賺了大錢一擲千金，轉頭因為對手兩句恐嚇就放棄了，深究其緣由還是他自己沒病（原型是病人），且因為牽掛家人，對「非法賣葯」的刑罰一直心有惶恐。另外，這也側面說明程勇並非是個貪婪的人，給父親賺夠手術費就知足了，回歸正常的生活，當一個奉公守法的小老闆，這樣的人倒也真實可信。

收手的嚴重性，在影片的前半部沒有足夠體現，白血病帶來的痛苦被迴避了，過於讓位於喜劇元素。這種前喜後悲的結構在韓國電影中很常見，明顯的對仗有其商業效果，但難免顯得刻意了些。前面的鋪墊和展開，多了幾份嬉笑，病友們給觀眾更多的是希望的陽光，有源源不斷的印度仿製葯，所有人都相信一切會好起來；後半程的悲情則來得太猛烈，那些希望被一塊塊地打碎，一片片地扔在地上碾壓，似乎全世界都不再給人活路了。當程勇走到印度的街頭，在神佛面前迷茫自責時，死亡的衝擊是如此真切，曾經退縮的他成了辛德勒，成了宋康昊。毀家紓難式的重啟走私，不賺錢甚至賠本賣給病人，這是他真正自發的主動性，既扮演著底層的「救世主」，也是在彌補內心的愧疚。在人格上，最後的程勇已無可指摘，不求牟利，救人於危難，在病人眼中，這就是醫療體制外的「活菩薩」，保護他就是在為自己續命，怎麼可能讓警方抓住他，集體的沉默成了另一種抗議聲。

然而這樣的人存在，不僅侵害了藥廠的利益，也觸犯了現有的法律。程勇在電影中自始至終沒有同醫藥代表面對面，他就像是一個潛伏者，用自己廉價而有效的方式戰鬥。藥廠則一直把目標對準張長林這樣真正的藥販子，畢竟資本家當得太久，反而不相信善意的存在，不相信會有人倒貼錢去幫助病人。同樣警方也難以理解這種行為，畢竟他們抓到的絕大部分都是見利忘義的罪犯，客觀上也維護了藥廠的權益。也正是因為這個推理慣性上的錯位，才讓程勇又堅持賣了幾箱葯，救了幾家人的命，「葯神」的不合法性反而成就了底層的英雄主義。

站在病患和藥販子對面的是跨國葯企，被導演當作真正的「反派大Boss」來刻畫，他們對於普通病患、司法機關和媒體的粗暴，盛氣凌人，既有財大氣粗的底氣，也有法理上的依據。其嘴臉雖然令人厭惡，但至少有一句話是事實——的確是藥廠「發明的葯救了病人的命」，從根源上說，他們才是真正施救者。可如今之所以被視為大反派，則是藥廠的原罪，他們的商業屬性所決定的，尤其是「特別定價權」的保護，幾近壟斷。藥廠一隻手在救病人的命，另一隻手則從病人手中拿錢，而且還拿得特別多，特別心安理得，可世界上還有很多買不起葯的病人，為了生命他們無所顧忌，寧願鋌而走險，去追逐價格僅幾十分之一的替代品。

仿製葯的存在就來自這種悖論，印度龐大的仿製葯產業也是基於這種悖論而興盛，這之間的博弈超過了法律層面，也不是知識產權就能簡單判定的。跨國大藥廠為研製一種新葯的確投入了巨大的研發和實驗成本，作為企業他們需要儘快回籠資金，繼續研發更多的新藥品，而仿製葯的泛濫則打斷了這種良性循環。但藥品不同於其他商品，尤其是新葯和特效藥的唯一性所帶來的壟斷性，因為治病救命而具備了道德上的附加值。定價高對藥廠有利，但當貧窮的病人無力承擔時，藥廠就成了見死不救的冷血組織，藥品因此也被載入了階級性，這對於社會來說是不公的。

中國沒有像印度那樣放開仿製葯，即便在美國，《達拉斯買傢俱樂部》里也有FDA「不予批准」的灰色空間。「世界上只有一種病，是窮病」，張長林口中的這句話出現在《我不是葯神》里時，階層分化的無奈已經模糊了現狀，甚至還帶有點諷刺意味——很多人並非因為窮而得病，而是因為得病變窮，高昂的醫藥費能讓所謂的中產家庭頃刻間家徒四壁，沒有了健康，也沒有了收入，只能去賣房子續命。這樣的的案例太多了，老阿姨在電影中再說一遍時，警察周一圍怎會不知道這個「真相的困境」有多麼無奈，多麼恐慌。但他一個人的妥協是如此無力，如果沒有醫保來托護，在嚴格的司法和道德的悖論下，病入膏肓的患者們就真的被逼入了死角，期盼「葯神」降臨，那隻不過是奢求罷了。

文| 董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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