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歉，劇場里的這片「雪」沒有飄落在我的心上

最新 07-04

《雪》劇評

抱歉，劇場里的這片「雪」

沒有飄落在我的心上

作者 / Tuk

公眾號 / 劇場大實話

寫在前面

2018年6月最後一天的晚上，我和朋友們坐在天津大劇院里看奧爾罕·帕慕克《雪》的同名戲劇；2018年7月第一天的凌晨，我和朋友們走齣劇院彼此不斷的交流對《雪》的看法。法國的新戲、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品、中法文化之春的劇目、近四個小時的時長、試圖處理敏感而厚重的題材……這些先驗的「傑作標籤」讓我對這部劇充滿期待。然而，就算摻雜我對作家帕慕克的喜愛、那次等到最後關頭卻最終未竟的土耳其之行、以及殘留的對曾作為戲劇及文化地標的天津大劇院的感情等加分項，也難以讓這部作品在我心中獲得高分。

另外，我們想和大家多多進行交流，所以如果你看到了結尾……

博斯普魯斯海峽

近期出版的《華盛頓郵報》前主席凱瑟琳·格雷厄姆的自傳標題被譯作《我的一生略小於美國現代史》，而土耳其身上背負著的，則略等於整個世界文明史。

這個被博斯普魯斯海峽一分為二的國度東側屬於亞洲，西側屬於歐洲，這樣的地緣位置似乎已道明它面臨過的和將要面臨的一切。羅馬帝國一千五百餘年的王統、奧斯曼帝國六百年的統治、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凱末爾領導土耳其人民建立共和國獲得獨立從而走向「近代」，這座鬱金香國度的地理和歷史造就並展示著這裡的一切。

反認故鄉為他鄉

恢弘壯闊、激動人心的歷史之外，這裡也充滿著衝突、隔膜、迷茫、眼淚、傷痛與絕望。《雪》就是這樣一部作品，在德國度過政治流亡12年的詩人卡因母親的葬禮重返伊斯坦布爾，憑藉記者的身份他來到土耳其小鎮卡爾斯報道女性學生自殺的事件。

1992年的這四天四夜，在這個小鎮，卡經歷了政治糾葛、宗教與民族紛爭、愛情與背叛、陰謀與暴力，各方勢力和人物悉數登場，觀眾將和卡一同面對土耳其混亂、殘破與搖擺。

舞檯燈光昏暗，烘托著這部作品陰沉與悲涼的氛圍，偌大的舞檯布滿各種燈光無法抵達而形成的暗角，這些陰暗處存放著主人公卡的憂鬱和搖擺，也潛藏著土耳其社會的暴戾、傷痛與隔膜。

演出開始，卡從觀眾席行至舞台，開始了一段長長的自白，在這段獨白中他介紹了自己的情況，包括自己政治流亡德國12年，對政治從不感興趣等等。如果幽暗的舞台之上是土耳其和那裡發生著的一切，卡從台下走向舞台的入場方式便十分值得引起注意。流亡國外12年的他在種族和基因上屬於這裡，但除此之外土耳其對於他來說早已為「異鄉」。

這種「反認故鄉為他鄉」的錯置不僅體現在他對故鄉目前情況的一無所知、短期造訪後還要重返德國等，更重要的是他歸鄉的動機是極具象徵意味的母親的死亡，他是回來奔喪的。於是，卡從台下走到台上，從觀眾/看客之中行至「土耳其」，一切已經說明了他觀看者的身份。在即將經歷的一切事件中，糾纏於其中的他卻永遠無法成為真正的參與者，只是被動的觀看者與經歷者，與他來自的觀眾席上的觀眾別無二致。

那某種意義上已經不是土耳其人的他是德國人嗎？顯然更加不是，他連德語都不會說。於是，卡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了一個飄蕩的人、一個失根的遊魂，終其一生都在搖擺與選擇之中，而這諸多抉擇，也是許多土耳其人所面對的。

身份疑雲

與

奧爾罕·帕慕克

同時，卡身上還存在著多個身份衝突與多重的與當下境況的格格不入，這包括其詩人身份與非詩人居民的角色對立、來自中產階級的他與小鎮居民的階級對立、長居國外被認定為受到西化的他與小鎮「純粹」的土耳其的文化對立、作為無神論者或被認為讀《聖經》的他與信奉伊斯蘭並誦讀《古蘭經》的穆斯林的宗教對立等等。一切的隔膜在如此多元且無孔不入的對立與衝突中似乎永無消解之法，而這次直面故國的旅程也改變了卡接下來的一生。

像卡這樣，基於土耳其複雜歷史及社會背景的人物，在原著作者奧爾罕·帕慕克的作品中頻頻出現。帕慕克出身土耳其富裕的商人家庭，該家族還是奧斯曼帝國的貴族後裔。他無疑是組成「淺綠」陣營中上流社會人士、中產階級和高級知識分子中的一員，他們傾向於認同歐洲，行為西化。並認同國家政權應該世俗化，宗教是個人的信仰和行為，這也是凱末爾主義中所提倡的。

但帕慕克作為土耳其人和伊斯坦布爾人，卻從未割捨他對這片土地的深情，《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這部自傳色彩極強的作品向我們展示了他所深愛的伊斯坦布爾；《純真博物館中》他借主人公的名義收集起所愛之人的一切和對伊斯坦布爾所有的眷戀（他也真的在伊斯坦布爾開設了一間「純真博物館）；《我腦袋裡的怪東西》中他再次借主人公小販麥夫魯的視角，記錄下了伊斯坦布爾的生活畫卷……作為土耳其人他對自身身份永恆的懷疑確認、再懷疑再確認的過程，附加對紛繁異常的民族、宗教、政治之爭的觀察與思考，讓他筆下的主人公似乎都表述著作者自身，也表述著土耳其自身的困局。

向左滑動，依次為上述作品封面

戲劇作品《雪》基本將原著照搬至舞台，極為書面化的對白、多次出現的獨白段落、每個人宣言式的長段演說而非對話……這些都提示著作者和原著的高度在場。看似巧妙的簡易支架搭建的主舞台景觀和投影的使用，也並沒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用戲中戲之結尾作為該劇結尾的方式確屬巧妙，但側重點失焦。戲中戲女性角色發聲的落腳點放在了「你不是我們，永遠也無法理解我們」之上，與其在最後討論「理解」這一抽象而極度個人化的無解之問，不如將劇中探討問題之解決的遙遙無期與戲中戲和本劇的落幕進行對比，從而傳達戲劇結束了，而土耳其那遙遠土地之上的紛紛擾擾卻仍未停歇之意。

此外，這是一部法國主創用法語進行的演出，土耳其文到法語的轉譯，法語演出再到達中國，於是，無論是主創還是觀眾，我們都絲毫沒有權利碰觸「理解」二字，畢竟大家都是觀看者，就連主人公卡也是觀看者不是么？

所謂的「戲劇化」

以及

作為符號與旗幟的頭巾

個人對本劇的另一不滿是戲劇化程度不夠，這裡的戲劇化不是指情節的戲劇化及衝突，而是指舞台呈現的戲劇元素不夠豐富。實然，本劇舞台調度豐富且講究、音樂與燈光還算烘托出了些許氛圍，但是卻失手並未將本劇重要的標誌和意象——頭巾，進行某種高屋建瓴式的舞台意象及視覺化處理。

作為民族及宗教符號乃至旗幟的「頭巾」已無須多言，對於局外人的我們，也是大多數非穆斯林來說，主張婦女脫下頭巾早已成為某種政治正確，並早已內在於現代文明所構建的話語之中。然而在在劇中我們可以了解到，頭巾所承載的，遠比政治正確複雜得多。主張世俗化的政府和民眾眼中，頭巾是枷鎖、是不堪、是愚昧；而脫下頭巾，是世俗化、是解放、是平權、是自由。而對於那些力圖堅守傳統、排斥西化的人來說，頭巾無關自由，佩戴頭巾是他們守護傳統的無聲宣言，而這裡的傳統又不僅局限於宗教。或者，無論對於哪一方，頭巾都有關自由，只不過一方是「破」的自由，另一方則是「守」的自由。

在土耳其的世俗化政策中，法律是禁止女大學生在校園中佩戴頭巾的。關於頭巾和自由，可以分享一個故事。在土耳其西方化最徹底的大學——海峽大學（Bosphorus University）中，曾有過關於大學女生是否可以戴頭巾的討論，海峽大學的女校長說：「如果我可以穿牛仔褲來上班，為什麼我們大學的女生不能戴著頭巾來上課？」於是，大學中出現了佩戴頭巾上學的女學生。當摘下頭巾變為一種不自由時，我們對於頭巾和自由的觀念在此產生了裂縫，原來，自由二字不是放之四海皆準的答案，也不是單向度的思考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