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五星好評皇帝，做一事讓全民熱愛學習，卻給子孫種下亡國隱患

公元26年，劉秀稱帝的第二年，就重新設置了太傅，並讓一位名儒擔當此職。

這並不因為他有多愛儒生，而是想加強對儒生的控制。他很明白，自西漢宣帝、元帝之後，儒家知識分子群體已然掌握了對國家政權合法性—「道統」的解釋權，而自己獲取的僅僅是國家機器—「治統」，「治統」必須獲得「道統」的認可，才能夠獲取合法性，進而綿延傳承後世。

為了收攏知識分子，劉秀選擇了讖緯之學。與其他儒學派別不同，談論怪力亂神的讖緯之學對社會的批判性嚴重降低，朝廷正好可以借其為自己的「治統」正名，同時也少了許多知識分子借抨擊時政而搗亂的憂慮。

劉秀本人的學術造詣相當有限，他對儒學的熱愛也與學術無關，而是熱衷於用讖緯搞迷信。在確定重要官職的人選上，他往往依據的就是讖文。王梁和孫咸只因與讖言里的人名相吻合，就被他破格提拔，做了大官。他在行軍打仗的間隙，也熱愛閱讀河圖洛書之類算命卜卦的鬼神之書。對敢非議讖緯的臣下，則一律嚴厲處罰，或長期不加重用。

大儒鄭興與他談論關於郊祀的事時，劉秀問：「用讖緯來決定用哪套方案好不好？」鄭興回答：「臣不為讖。」劉秀當場翻臉，逼問鄭興：「你不為讖，難不成你是反對讖？！」鄭興不得不誠惶誠恐地再三解釋：「臣只是沒有學會讖緯之術，完全沒有反對的意思。」鄭興最終仍然因為不懂讖緯而未獲重用。

劉秀利用皇權，竭盡全力向社會各個階層灌輸讖緯知識，維護讖緯的政治地位。這直接導致讖緯在東漢初年的普及，並在社會中造成極為深遠的影響。準備了30年，到了公元56年，劉秀終於下詔，「宣布圖讖於天下」。此後，以河圖洛書為首的81篇讖緯經典取得了近乎國教的地位，朝廷也由此徹底壟斷了對讖緯的解釋權，並嚴厲控制任何私造讖緯的行為。劉秀對思想領域的統治，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不過，劉秀仍然不能放心。他又大力興建太學、優待學者、修訂典籍，同時推崇私學。效果似乎非常顯著：到了東漢後期，每萬人中即有太學生六人，社會上還出現了大批幾代人專門攻研一部經書的士大夫家族，即便到了漢末亂世，民眾顛沛流離，講授《左傳》的潁容避難荊州，竟還能「聚徒千餘人」。

整個社會看起來處於一種全民愛學習的良好氣氛之中。但是，因為這是以學習被迷信化了的讖緯儒學為前提的，無論官學還是私學，都以教授毫無價值的迷信內容為主，所以，培養出來的大部分人才，都無法成為真正的「儒家知識分子」，甚至只能被稱作「方士」。

更可怕的是，到了東漢中後期，許多學者已然演變成為有權威的「學閥」，希聲附光者日益增多。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之所以株連如此之廣，正是因為朝廷和宦官集團所面對的是一個個的學閥集團，而不像西漢時期，面對的是一個個具體的儒家知識分子，易於剷除。這種情勢，決定了朝廷和宦官不得不對學閥集團採取株連政策，由此也就造就了黨錮之禍，即東漢滅亡的伏筆。

當亂世到來時，「學閥」終於演變成了軍閥。最眾所周知的例子就是袁紹。他的七世祖以學《易經》起家，西漢時為太子舍人，學術傳於其孫，其孫舉孝廉，做過郡太守、司空、司徒。此後，袁家子孫均為東漢顯官。袁紹本人也曾擔任司隸校尉。袁氏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布天下。到了董卓之亂，袁氏家族舊有的學閥資源，便成為其蛻變為軍閥的最重要的憑藉。

劉秀為了給自己的「治統」增加合法性，選擇了一條詭異的道路，最後雖然成功收服了「道統」，卻給自己的子孫種下了亡國之因，也給後世的政治遊戲帶來了無盡的麻煩，成為中國傳統政治中永肅不清的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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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諶旭彬

來源｜《百家講壇》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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