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民國最大兵工廠廠長，卻還有另一個秘密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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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解放前，李承干長期從事國民政府的軍事工業，後加入永利化學公司任協理兼南京永利錏廠廠長。新中國成立前夕為全國政協代表、委員，之後任全國人大代表、預算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首任國家計量局局長等多個重要職務。1959年1月病逝，生前從未公開其中共秘密黨員身份，一生頗具傳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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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月17日，《人民日報》刊載新華社16日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預算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家計量局局長、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常委李承干先生，因病於1959年1月15日下午十時五十分在北京病逝，享年71歲」。1月18日，在北京嘉興寺舉行公祭，國家副主席董必武主持，李維漢、黃炎培、陳叔通、習仲勛、李燭塵、侯德榜等參加；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送了花圈，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歷來敵、我、友界限嚴明，建國初期，黨內傳統是互稱「同志」。李承干有著民主建國會領導人的身份，顯然是「友」，不是中共黨員，被稱「先生」是很自然的。病逝後舉行公祭的規格相當之高，表明是對李承干生前所做貢獻的肯定，生前與身後是一致的。

李承干，字直卿，清光緒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1888年7月7日）生於湖南省長沙縣清泰鎮，家境小康。六歲入私塾讀書，時達七年。清末，朝廷腐敗，維新思潮湧動，一批有識之士懷著「教育救國」的理念，創辦新式學堂，少年李承干入湖南省立實業學堂學習。其時，正值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的反清革命影響擴大，另一位民主革命先驅黃興正是長沙籍人士，其創建的「興華會」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與孫中山之民主革命理念亦相吻合。這種大環境無不對李承乾產生著深刻的影響，激勵著他「實業救國」的志向。

機緣巧合，1905年李承干獲得官派赴日本留學的機會。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李毅然回國加入黃興率領的革命軍，同清軍作戰。民國改元，1912年李重返日本繼續完成學業。次年考入東京帝國大學電氣工學科，1916年7月畢業，又經一年多的實習，1917年底始歸國，此時則已是近而立之年了。

壹

兵工專家的非凡生涯

李承干回國後經歷了數年的職業轉換，1927年進入南京金陵製造局，至1947年去職，有著長達20年的兵工生涯。

金陵製造局是晚清洋務派大臣李鴻章創辦，其前身為上海洋炮局，後遷往南京，更名金陵製造局。十九世紀末，員工已發展到1100餘人，有了相當規模，可生產多種槍炮，曾經興旺一時。辛亥革命後，因北洋軍閥勢起，局勢陷入混亂，生產時斷時續。

李承干進廠時，工廠仍有近千人，李先後任工務科科長、工務處處長，因工作出色，1931年升任兵工廠廠長。從1932年至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前，在李承乾的帶領下，工廠修建新廠房5萬平方米，添置大量設備，工人達2300餘人，產品16種，為員工建造宿舍、醫院、子弟小學，該廠職工的工資待遇高出其它工廠一、兩倍之多。

災難深重的中國，彼時正處於蔣介石「先安內，後攘外」的反動統治下，早已對中國虎視眈眈的日本軍國主義，在「九·一八」吞併我東三省後，繼續窺視華北乃至全中國，狼子野心日益暴露。1937年，李承干未雨綢繆，在兵工廠實行軍事化管理。在5月5日全廠舉行的軍訓入伍儀式大會上，李承干發表講話，鼓勵職工為國忘私，同心同德，奮力捍衛祖國。

不久，「七·七事變」爆發，金陵兵工廠多次遭到敵機轟炸和機槍掃射，損失慘重。至9月24日，兵工廠的子彈廠首先奉命西遷，撤往大後方。11月於重慶置地建廠，直至1938年2月，全廠西遷基本結束，3月即在新廠復工，其速度之快，堪稱奇蹟。自此，金陵兵工廠也奉命改稱（兵工）第21工廠。隨著抗日戰爭的持久，兵工企業合併、調整，在日寇投降前，已發展成擁有3000多部機器設備，14300多名職工，是大後方規模最大的兵工廠。

晚清時工人在金陵製造局工作的場景。

1872年，金陵製造局已能製造出比較先進的武器。

民國時期軍事裝備

戰時陪都重慶，是遭受日寇飛機轟炸最重要的目標之一，21兵工廠更是其中的重點，僅1940年至1941年的兩年間，便遭受轟炸14次，死傷職工40餘人。同在大後方的李承干昔日留日同學郭沫若，受邀為兵工廠創作了《廠歌》歌詞，請著名作曲家賀綠汀譜曲。「創造犀利的武器，爭取國防的安寧……同志們！猛進！猛進！」廠歌鼓舞著廣大職工，振奮起昂揚的鬥志，加緊武器的生產。有資料統計，自1938年至1945年，21兵工廠生產各種槍支32萬餘支（挺），炮彈近400萬顆，有力地支援了抗戰。李承干主政兵工廠，以廠為家，勤奮實幹，清廉自律，因其業績突出，曾受到多次嘉獎，包括國民政府頒發的四枚獎章、勳章，以及蔣介石的「條諭嘉獎」等。

抗戰時期的重慶

郭沫若為第二十一兵工廠寫的廠歌

1941年，蔣介石發動反共的「皖南事變」，在此前後即下令，兵工廠職員須一律加入國民黨，廠長任黨部指揮員，否則免職。但李承干拒不執行，聲言自己是技術人員，不參與政治，寧可不當廠長，也不加入國民黨。蔣介石為此曾請國民黨元老、監察院院長，也是李承干敬重的老師張繼多次相勸，李初衷不改。加之有兵工署署長俞大維也未加入國民黨的先例，蔣介石最終同意技術人員只要篤信三民主義，可以自由入黨，方才破解了僵局。李承乾的政治傾向其實早有端倪，他允許廠內圖書館訂閱中共的《新華日報》；廠內中共地下黨員遭遇被捕危險時，他立即將其開除，實際是保護其儘快脫離危險境地。

李承乾重視職工教育，1939年創辦工人補習學校，有學員百餘名，實行半工半讀，李親自兼任校長。轉年，在此基礎上成立技工學校，定為兵工署第11技工學校（即現重慶理工大學前身），培養了大批軍工人才。

1946年4月，李承干調升兵工署副署長，仍兼21廠廠長。鑒於內戰爆發，1947年3月辭去兵工廠廠長一職，同年7月以兵工署副署長身份赴美國考察。

第二十一兵工廠廠長李承干在廣場上帶領員工唱廠歌

貳

投身永利化學公司南京錏廠

永利化學公司是著名實業家范旭東（1883—1945）所創辦，另有其創建的久大精鹽公司和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統稱「永、久、黃團體」。范旭東一向認為，鹽、鹼、酸是化學工業的基本產品，精鹽、制鹼已經有了，還要把「酸」補上。遂決定選址南京卸甲甸建設永利硫酸錏廠（硫酸錏即硫酸銨），主要生產化肥，1935年5月開建，1937年2月投產，從籌建赴美國請專家設計，到購買設備等，皆由著名化學家侯德榜操持。後來由范旭東在日本留學期間的同窗好友傅冰芝主持廠務。錏廠也經歷了抗日西遷、勝利復工的艱苦奮鬥過程，而廠長傅冰芝卻積勞成疾，於1948年病逝。

天津塘沽永利鹼廠舊影

侯德榜（1890—1979），留美博士，以「侯氏制鹼法」名聞世界。1945年10月，永利創始人范旭東逝世後，侯德榜出任永利公司總經理。1947年，侯因公抵達美國處理公務，恰遇李承干也在美國考察，便動員李承干擔任錏廠廠長一職。李承干最終同意，1948年8月，李承干到職錏廠。

為紀念侯德榜和「侯氏制鹼法」而發行的郵票

此時，解放戰爭局勢已趨明朗，全國解放已是勝利在望。李承干在這種情況下到廠任職，當即發表《敬告錏廠同人書》，稱讚「永利團體所特有之一種堅韌苦幹精神」，表示願與全體同仁一起「發展實業，服務社會」。

國民黨政府鑒於形勢日趨緊張，已在準備南撤。錏廠中共地下黨此時已成立一年多，支部委員李文范曾問李承干是否撤出南京？李承干明確回答：只要我在廠一天，就要維持一天，工廠不能解散。廠方已籌款採購糧食等生活必需品，做應急準備。12月19日，工廠成立「同人互助會」，以「職工團結，勞資合作，護廠保家，共渡難關」為宗旨，李承干擔任名譽會長，所有這一切都為護廠奠定了基礎。1949年1月，國民黨封鎖長江（錏廠位於長江北岸），李承干因公去上海永利公司總管理處。在我軍渡江戰役打響前，毛澤東曾致電前線，指示「對永利錏廠不能強攻，如果毀壞了永利，就是毀壞了半個南京城」，從而使錏廠得以保存。直至4月21日南京解放，迎接解放軍進廠，錏廠安然度過了「孤島的日子」。不久，李承干應召前往北平。

1926年8月，永利鹼廠生產的「紅三角」牌純鹼榮獲美國費城萬國博覽會最高榮譽金質獎

叄

自由職業界民主人士

1949年9月，建國前夕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重要文獻》的名單中，在「自由職業界民主人士」一欄下，「李承干」大名赫然在目。李承干在政協頗得重視，他是政協「國旗國徽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委員，併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委員會委員。10月1日，李承干登上天安門城樓，與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1949年9月5日，李承干作為人民代表出席了南京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大會；12月8日，出席了市第一屆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大會，為主席團成員；又被推選為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協商會委員、副主席。1950年10月，李承干被選為南京市人民政府委員；1952年1月，又任南京市建設委員會主任。

1954年9月，李承干作為江蘇省人民代表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並被選為預算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在諸多社會政治活動中，李承干於1951年6月，參加了中國民主建國會，其後當選民建中央委員、常委。他還是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中央執委。

1955年1月，國家計量局成立，李承干被任命為首任局長。

1989年長春電影製片廠攝製電影《開國大典》鏡頭

肆

中共地下黨員之「謎」

多年來對李承乾的中共地下黨員身份，一直存疑。1995年新華出版社出版的《湖南大辭典》中明確肯定，李承干於「抗日戰爭勝利後，在重慶秘密加入共產黨」。

然而，這一確認的得來卻十分曲折，而且至今仍有謎團未解。《李承干傳》一書作者鄭洪泉，對此有過綜合性的表述：根據李維漢同志1982年3月9日《復中共南京市委黨史資料徵集組函》所稱，（李承干）「在重慶做兵工廠廠長時，已是黨員，何時加入，我不記得。1946年春夏間我在重慶同他談過話」。但中共中央組織部辦公廳1988年8月9日函稱：「我部文書檔案中沒有關於李承干黨籍的材料」。1990年7月6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函，對此亦稱：「我部所有檔案中無此記載」。

另據原南京永利錏廠地下黨支部宣傳委員、工會宣傳部部長、國家公安部離休幹部汪春耀提供的材料稱：「抗戰後期，他（指李承干）在重慶曾多次秘密去中共代表團駐地，受到董必武、李維漢的接見，後來成為受李維漢直接聯繫的中共秘密黨員」。而在國家計量局上世紀50年代《幹部登記表》的「社會關係」一欄里，李承干填寫有「與董必武、李維漢是朋友」。

中共黨員在入黨誓詞中，多有「嚴守黨的秘密」一語。特別是秘密黨員，因工作需要，會終生嚴守秘密，不公開自己的政治身份。因此，李承干作為中共秘密黨員的諸多細節，隨著同時代知情者的陸續辭世，或成無解之「謎」，而從黨的歷史看，這並非孤例。但本節開頭引用《湖南大辭典》的說法，應當就是可信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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