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討胡元檄文》-大明朝的特別與尷尬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皆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夷入主中國，四海以內，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彼時君明臣良，足以綱維天下，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曆以弟鳩兄，至於弟收兄妻，子征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儀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世哉！
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台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乃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
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治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閔。
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君，憑陵跋扈，遙制朝權，此河洛之徒也；或眾少力微，阻兵據險，賄誘名爵，志在養力，以俟釁隙，此關陝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為名，乃得兵權。及妖人已滅，兵權已得，志驕氣盈，無復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式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仇，絜家北走，陷溺猶深，故先逾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擾擾，故率群雄奮力廓清，志在逐胡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國之恥，爾民等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故茲告諭，想宜知悉。」
西曆公元1368年（洪武元年）是一個特殊的日子，在神州陸沉近百年後，漢官威儀又回來了。大明朝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朝代，它上承蒙元，下繼滿清，正好夾在兩個異族入主中原的朝代中間（當然現在又有了回明的說法，笑）。蒙元與滿清不同，蒙古人征服了大半個歐亞大陸，中國只是蒙古人治下的四大汗國之一，雖然元朝皇帝是名義上的四大汗國之首，但已無力控制其它汗國。因此，蒙古統治者較滿清統治者的異族屬性更為明顯和另類（元朝以後的色目人回教問題即為蒙古人帶來的一大問題），因而對中國的管理極為鬆散。元滅宋時，江南地區未遭到嚴重破壞，社會經濟大體穩定並得以延續，元朝時期廢除了科舉制沒有培養出一個強大的官僚集體來管理民眾，再加上蒙古人自身對中國管理鬆散，因而造出了元朝時期中國特別是江南地區成了一個較為「自由」的社會。
這樣一個「自由」的社會最受哪一類人的歡迎呢?自然是地主和商人階層。因不抑制土地兼并，小地主可以瘋狂的兼并土地成為大地主，商人可以瘋狂的投機居奇成為大商人大資本家。雖然這些地主和商人也是漢人，但他們並不會天然的站在漢人的立場，他們只要替蒙古人收好稅按時繳納賦稅就可以了。
當太祖洪武皇帝建極南京時，江南已有不少豪富巨賈，如沈萬三就是其中代表。因此明朝初年便有一個奇怪的現象，明明漢官威儀終於回來了，可不少富人大地主們卻十分懷念蒙古人的統治，他們哪裡是懷念蒙古人，他們懷念的是那份「自由」!
太祖朱皇帝自然是十分反感這類人的，不僅僅因為他們當年支持張友誠這樣的競爭對手，更重要的是大地主和大資本家的存在本身就是對皇權進而天下安危的極大威脅，所以朱皇帝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打擊江南豪富階層。當然，大地主大資本家階層僅憑手裡的資本是根本威脅不了皇權乃至天下安危的，但這些人一旦開始收買官僚階層，形成官商聯盟的攻守同盟的話，那天下傾覆幾乎就是朝夕之間的事。
官商聯盟一旦形成可以強大到什麼程度呢？他們可以架空皇權，將皇帝逼到不得不做瞎子做聾子毫無施展之力的程度。又官僚集團通過科舉制出身，整體文化水平較高，他們可以控制輿論、製造思想混亂、操縱民意、給皇帝潑髒水乃至無所不用其極，更厲害地，他們往往通過收買周邊游牧民族內外勾結以威脅皇權，一些邊關武將更可以在此過程中挾寇自重，形成尾大不掉之勢。自周秦以來，諸侯與天子爭，門閥與皇帝爭，皇權與官僚資本的鬥爭貫穿始終，尤其困擾每一個華夏政權的夷狄問題，如果沒有漢人內部勢力的收買和培育，生產力原本極為落後低下的夷狄們是沒有任何機會發展壯大起來的。
大明朝自成立初期，皇權與資本的鬥爭已極為激烈。洪武永樂二朝，因天子英明神武，雄才大略，還可以掌控全局，但永樂之後皇權對官僚與資本的掌控便漸漸由失控走向失衡，直至神州再次傾覆。先是鄭和下西洋被廢，造船技術與航海資料離奇遺失，後是土木堡之變天子近衛部隊全軍覆沒，此後官僚資本猶如脫韁的野馬在大明朝的土地上肆意兼并，吞人血肉乃至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去，明朝是當時世界的貿易中心，世界的貿易規則由明朝的一些官員和商人掌控的，全世界近三分之一的白銀流入中國，明朝滅亡後才有那些西方白皮們登上世界舞台的機會，而跟明朝時的中國人打了近百年交道的西方人也在這個過程當中學到了中國的技術，文化與思想，形成了一波「東學西漸」熱潮，推動了西方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乃至資產階級革命。
明朝的官僚資本是如此強大，以至於逼得皇帝不得不重用太監勢力予以制衡，但歷史的話語權又掌握在那群整體文化水平較高的官僚群體手裡，所以明朝的皇帝與太監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抹黑與污衊。大明朝這艘巨輪就是這樣在天子無力掌控天下的內鬥中迎來了農民起義，走到了生命盡頭，而後建州奴勢力趁隙入關，此前無論忠孝賢愚，貴賤不肖皆迎來了一場歷史上最為寒冷殘酷的審判，天地變色，草木含悲。此後，中國歷史陷入了長長的黑暗，直至再次迎來革命的曙光。
官僚群體是有兩面性的。唐以前，天下掌握在士族門閥手裡，皇帝與門閥勢力纏鬥了近千年，唐以後，天下的控制權移交到了通過科舉制出身的官僚群體手裡。官僚群體來源複雜，既有世家大族，書香門第，也有地主商人，大量地下層貧寒之家，士人們通過科舉考試做了官，得了皇帝的俸祿，天然地對皇帝忠誠，可官員們也有自己的私心，他們也要買地置業，也想發財，更想蔭佑子孫，這時候手裡握有大量錢財的商人群體自然就會靠近，因商人也想得到權力的護佑，兩相拍合，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官商同盟的官僚資本家群體。
大明朝的官僚資本發展下去，也無非是皇帝被徹底架空，成為虛位象徵之物，中國社會提前倒退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可中國卻又因地方大，資本的勢力尚不能統治每一個地方，且官僚集團內部也並未統一，官僚們一方面忠於皇帝，另一方面也忠於自幼嫻習的聖賢之道，總是有官員不屑於和資本同謀的，因此官僚集團內部也存在鬥爭。矛盾總是無處不在。
無論是諸侯，士族門閥還是科舉官僚集團最後都會走向反動，直至走向沒落，原因就在於這些群體從一開始就帶著「自私的基因」。天道無親，天道是這個世間上最為公平的東西，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那麼為政者就萬不能有所偏私，稍有所偏私，便會製造出不公，不公一旦出現便難以逆轉，整個社會走向失衡失控乃至崩潰便是二十四史反覆上演的劇情。天道好還，既然天地有四時，四時有陰陽，生老病死，草木榮枯本是自然萬物之理，那同為人世間的盛衰榮辱也並無什麼特別，這更加要求統治人間的執政者必須是天道化身的「天子」，以天下身為身，以百姓心為心，這至少才能保證人同萬物一樣不遭妄殺，盡延天年，周而復始。私心是執政者最害人的東西。
但縱然是天子終歸也是凡人，天子最終還得依靠門閥或官僚統治百姓，天子精力稍有不濟還會被下面的官僚們反噬。既然做不到「六億神州盡舜堯」，人人都教育成社會主義新人，但為了保證紅色江山永不變色，至少也要管的住「土地」和「資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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