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家駒二十五周年祭：再見青春，理想不死
黃家駒
在最光輝燦爛的時候把生命一下子玩到盡頭，
就是永恆。
——黃家駒
謹以此文，紀念黃家駒逝世二十五周年
黃家駒二十五周年祭
再見青春，理想不死
如果沒有黃家駒，我只是灰色小城市中一個反叛少年。是他為我帶來了一個反叛者起碼的價值觀：和平與愛、人的平等、對理想的執著……當然現在看來，這些概念都不免空洞和簡單，但對當時一個慘綠少年來說，那幾乎是感召，讓我們知道了反叛不能無因，自由需要擔當。 ——廖偉棠
01
時光退回到整整三十年前。
1988年10月15日，星期六。北京首都體育館。
晚上，這個可以容納將近兩萬人的體育館坐滿了人，他們都是來聽演唱會的。那個年代，相對於廣大人民群眾嗷嗷待哺的渴求，各種文化產品，尤其流行文化產品的供給，依然顯得疲軟。所以，即便首體這麼大的場館，演唱會也根本不用宣傳，只要在《北京晚報》四版隨便一個不起眼的角落登一則小廣告，說明演出時間和陣容，基本上都能坐滿。
這一次，北京觀眾們將要面對的，是一支年輕的搖滾樂隊，名字叫Beyond。
1988年，Beyond在長城
所有的觀眾都充滿好奇、興奮——這是首都體育館第一次迎來香港藝人的專場演唱會。雖然鄧小平和撒切爾夫人好幾年前就談妥了，可是對於絕大多數中國普通老百姓來說，不到真正回歸的那一天，香港的神秘色彩和巨大吸引力就不會有絲毫消褪。兩年以後，艾敬不是還在呼喚：1997快些到吧，讓我去那花花世界，給我蓋上大紅章！
其實台下的北京文青們不知道，台上的那幾個年輕人要緊張得多——他們的樂隊組建五年了，還從來沒有面對過這麼多的觀眾，而且是一群聽不懂粵語的觀眾！
不出所料，演出效果很慘淡。據說剛進行到一半，就有半數觀眾離席。不過也有懂行的留下來，其中就包括崔健——在整個八十年代，對於大陸人來說，這個名字就是搖滾的代名詞。為了向他致敬，黃家駒用並不標準的普通話唱了一首《一無所有》。
說這次首秀是「鎩羽而歸」，一點也不為過——尤其是跟幾年後的「魔岩三傑」在紅館的風光相比。
魔岩三傑
1994年，「魔岩三傑」和唐朝在紅館舉辦專場。演出開始前，何勇就狂妄地指名道姓挑釁四大天王，說除了張學友會唱點歌，其他三個都是小丑而已。引得天王們的粉絲撕爛海報，圍堵紅館，差點讓演出流產。
然而演出正式開始後，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不僅四大天王悉數到場，並且在整整三個鐘頭里，幾乎所有的觀眾都跟著台上尖叫、搖擺。黃秋生在台下撕爛了衣服跟著何勇狂奔。
演出結束後，紅館三分之一的椅子，被嗨到爆的觀眾們砸爛。
94紅磡，成為中國大陸搖滾音樂史上的神話。
02
魔岩三傑在香港「踢館」，大紅大紫的時候，距離黃家駒猝然去世已經一年多了，剛剛風光了沒多久的Beyond，早已失去了靈魂。
造化總是弄人。
魔岩三傑沒有想到，紅館的盛況彷彿在冥冥之中預留了中國搖滾樂衰落的伏線，而黃家駒的去世，反倒成為Beyond神話的開始。
高曉松說過，在整個華語音樂世界裡，黃家駒是當之無愧的天才之一，也是當年光芒萬丈的搖滾樂時期最重要的旗手之一。
這個評價是不是過譽，見仁見智。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從高曉松這樣的六〇末一代到八〇末一代，黃家駒和他的Beyond無疑稱得上兩代人的精神初戀。對於這兩代青年而言，第一次認真思考「理想」兩個字，不是來自陳詞濫調的教科書，而是來自黃家駒略帶沙啞，卻有血有肉的歌聲。
就像作家廖偉棠說的那樣：
如果沒有黃家駒，我只是灰色小城市中一個反叛少年。他為我帶來了一個反叛者起碼的價值觀：和平與愛、人的平等、對理想的執著……當然現在看來，這些概念都不免空洞和簡單，但對當時一個慘綠少年來說，那幾乎是感召，然我們知道了反叛不能無因，自有需要擔當。
黃家駒
整個八十年代，香港的流行文化與商業文明高度結合，娛樂經濟達到高峰，四大天王最火的時候，一人一年出四張唱片，兩張國語、兩張粵語。然而商業化有他致命的問題，關鍵之處，不在於像高曉松說的那樣，「缺少振聾發聵的聲音，缺少精英的吶喊」，而在於它被市場和資本裹挾，只能允許一種成熟的產品模式存在，不管這種你儂我儂甜甜蜜蜜的主流模式已經成熟到怎樣單調、乏味和程式化的地步，也不允許藝人輕易越出雷池一步。
這就是黃家駒生平最痛恨的事：香港只有娛樂圈，沒有音樂。
儘管鋪天蓋地的消費主義大幕和香港的市井文化幾乎不需要Beyond這樣的角色，但他們還是頑強的活下來了，彷彿一個冒險的實驗。用廖偉棠的話說，黃家駒「實驗了在商業高度發達社會另闢蹊徑的生存的可能性，實驗了成熟至程式化的粵語歌壇堅持個性的可能性」。其音樂本身姑且不論，在那樣的商業氛圍中，這種實驗存在本身就足夠叛逆了。這也是Beyond在此後長期保持影響力的原因。
並且，商業化程度越深，這種「特立獨行」的姿態對大眾的吸引力就越強。
03
更重要的是，黃家駒和他的Beyond，恰恰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國人價值觀的分水嶺上，灑下一束光。
整個八十年代，「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革命理想主義口號對大陸年輕人還能保有強大的感召力，但八十年代末的風雲變幻，一度使民眾陷入對前景的迷惘和對家國的省思中，大陸如此，香港恐怕更甚。
黃家駒當然是個敏感的音樂人，加上填詞人劉卓輝的出現，一拍即合，Beyond音樂史上最重要的一批作品，開始被時代催生了。
《大地》從台灣歸鄉老兵的角度反思當代中國的變遷，《長城》質疑固有的國家認同符號以及它代表的保守自封，《歲月無聲》和《農民》表現的是普通老百姓的堅忍、無奈與希冀，這在粵語流行歌壇罕見。《光輝歲月》和《Amani》既有對平等與和平等基本價值觀的詮釋，同時形象鮮明內含反思，像「繽紛色彩閃出的美麗，是因它沒有分開每種色彩」這種表述就是來自詩人一樣的發現與隱喻再現，具象化了曼德拉追求的種族平等，對於普通聽眾也發人深思。（廖偉棠：《Beyond最後的超越》）
這些基本的價值觀，現在我們稱作「普世價值」，在九十年代早期，黃家駒和Beyond的音樂，為當時的陸港青年埋下了它最早的種子，雖然單薄，但要要記得，所有的種子在萌芽之初，都是單薄的，關鍵是，它孕育著未來的希望。
04
默多克說過一句話：要想提高一份報紙的銷量，最簡單的辦法，就是降低他的品味。
有人拿相同的邏輯來批評Beyond，認為他們的流行，正是因為「淺薄」：
客觀地說，若論音樂性，Beyond的音樂談不上有多出眾，僅僅是比那些流行歌多一點音樂質感；論時髦，他們的音樂也不及達明一派或林強；論人文色彩，他們又不及羅大佑和黃舒駿；論搖滾的通俗性，甚至不及當時的黑豹……換句話講，把Beyond放在整個華語音樂範疇內，他們毫無優勢可言，但他們恰如其分地取了一個流行音樂的平均值。在歌迷眼中，他們被稱作是華語歌壇「殿堂級人物」。對於沒有見過殿堂是什麼樣的歌迷來說，用什麼樣的措辭都不為過。（王小峰：《Beyond：撒了一點人文作料的心靈雞湯》）
固然，Beyond談不上多麼「深刻」，也確實沒有多少搖滾樂里特別看重的叛逆精神。它可貴的地方不在這裡，而在於它洋溢出的天真之氣，那是幾個本性溫良的青年人所特有的天真與衝動，這和老朽顢頇之輩炮製給青年看的心靈雞湯不同。Beyond打動人的地方就在於此。
廖偉棠說，Beyond對香港流行音樂文化的一個重要貢獻，是為華語搖滾愛好者樹立了搖滾等於「樂與怒」這一觀念——「樂」是正視自己的快樂，「怒」是發出自己的聲音。這使得Beyond加入到香港抗爭歌曲傳統中去，此後，每當香港發生重大事件，市民要聚集起來的時候，他們不會去唱四大天王的歌，但是會唱Beyond，會唱黃家駒。
高曉松把音樂分成兩種，一種是「唱歌」，一種是「歌唱」。他說香港樂壇，絕大部分人是在「唱歌」，很好聽、很討喜、朗朗上口，但是沒有靈魂。黃家駒和他的Beyond，是在「歌唱」，因為他們有靈魂。
從這個角度說，黃家駒漸漸遠行，當年他最死忠的粉絲們也在漸漸老去，但是，理想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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