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實的君學、國學與儒學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出現與加深，更加「經世致用」的西學伴著救亡圖存的號召逐步衝擊中國傳統文化與思想觀念，與之相對抗的保存國粹運動也因此在民間興起。其中，鄧實與黃節、劉師培、章太炎、馬敘倫等人創立國學保存會，創辦《政藝通報》和《國粹學報》等報刊，成為國粹主義的先鋒人物。其對於國學的觀念，特別是對於君學、國學與儒學的區分，正是俺所試圖著力的焦點。
一、從君史與國史到君學與國學
鄭師渠認為，鄧實通過「國學」新概念的提出為「國粹」說打開了新的局面。在他看來，這一文化觀實質上吸收了排滿革命和「陶鑄國魂」的思想，從而與立憲派相區隔，將民族精神提高到中心位置，其中一大關節便在於國學與君學的分野。
關於君學與國學的劃分，可以追溯到梁啟超對君史、國史、民史的論述。他提出，「有君史，有國史，有民史。民史之著，盛於西國，而中土幾絕。中土二千年來，若正史，若編年，若載記，若傳記，若紀事本末，若詔令奏議，強半皆君史也。若《通典》、《文獻通考》、《唐會要》、兩漢《會要》諸書，於國史為近，而條理猶有所未盡。」從中不難看出，梁啟超將佔據中國史籍絕大部分的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均看作不符合史學發展要求的「君史」，將記載典章制度的三通、會要等書看作差強人意的「國史」，而幾乎否認了民史在中國的存在。換言之，梁啟超認為，中國正統史學就是所謂「君史」，「不過為一代之主作譜牒」，進而否定了正統史學的意義。
鄧實則繼承了前人「巫史不分」的看法，表示「神州學術，其起原在乎鬼神術數而已；鬼神術數之學，其職掌在乎史官而已。」鄧實又以「諸子出於王官說」，佐證國學中的各個流派均出自史學,即所謂「春秋以降，天下之學歸於史官」。當然，鄧實也就歷史編纂問題進行了思考，將中國歷史書寫分為神史、君史和民史，並作《史學通論》和《民史總敘》以論述之。更進一步的，鄧實將梁啟超的君史、國史、民史之分推廣為君學與國學之辨。在繼承康有為將君主、半君半民和民主與公羊春秋「三世說」相結合的論調後，鄧實提出，在君主專制下的「據亂世」，「以故其制度文物，則君主之制度文物也；其人才學術，則君主之人才學術也；其歷史，則君主一人之歷史也；其宗教，則君主一人之宗教也。觀中國歷代相傳之學說，大抵教人君者十之六，教人臣者十之四，而民則無有焉。」這其中的關鍵點,便是秦始皇推行秦政:「此秦以前之學,無愧於其為國學之真也。自秦政焚書，以吏為師，驪山種瓜，慘然一壓，諸生拜為郎者七百人，終乃無聲，而君學之統以成，國學之統以絕。」
正如梁啟超認為中國正統史學屬於君史而非國史一樣，鄧實將君學視作是中國傳統學術的主流。需要注意的是，和梁啟超尚未批判君史與國史的矛盾衝突不同，鄧實論述君學與國學的辯證關係。一方面，在漢代獨尊儒術之後，「國學君學遂混一而不可分」，也即君學借國學之名義而存在（這其中尤以儒學為代表）；另一方面，他明確表示，「夫國學之與君學不兩立者也。此盛則彼衰，此興則彼仆，群陰晝閉而微陽不現，黃金毀棄而瓦釜雷鳴」。如是，則「痛夫悲哉，吾中國之無國學也。」
那麼，什麼是「君學」？什麼又是「國學」？在鄧實看來，君學與國學之辯正是和朝廷與國家之分一脈相承的。「國學」，不是事君之學，不是功令利祿之學，而是「學以為國用者也，一國之學即以自治其一國為一國之用」。鄧實認為，正因君學與國學在目的和對象上有著根本的不同，在君主制下，君學於中國大倡，而國學實屬式微。出於「吾國之古學固未嘗用，而歷代所用者僅君學乎」的認識，鄧實相信，「無用者，君學也，非國學也」，真正的國學必將有益於國家。
鄧實偏好用「古學」來指代被「君學」所掩蓋的「國學」。這裡的「國學」與「古學」，並不僅指儒學，而是包含先秦諸子的思想，所謂「老子之道術，莊子之齊物，墨子之兼愛，申韓之法制，孫吳之兵謀，荀子之名學，管子之經濟，用其一可有裨於當世」。用更加明確的話說，「古學雖微，實吾國粹……孔子之學固國學，而諸子之學亦國學也。」不過，鄧實並不盲信先秦以前的古人，批判了荀子「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家之所謹守也」「大儒者，天子三公也」等將儒者之志貶低為「不過入官為三公」的提法。同時，正如羅志田所指出的那樣，鄧實所主張的國學統系依然主要為儒學家而非諸子百家。他既承認「漢以後神州之學術，在乎儒者之一家而已」的歷史現實，也質疑「同步合轍」的後果。
二、真儒之學與偽儒之學
陳實將國學衰微、君學昌盛歸因於秦始皇焚書坑儒、叔孫通制定禮儀、董仲舒獨尊儒術、隋唐開創科舉，尤為強調一些所謂的「儒家」人士在其中造成的負面影響。他說：「……是故有真儒之學焉，有偽儒之學焉。真儒之學，只知有國，偽儒之學只知有君。知其國則其所學者，上下千載，洞流索源，考郡國之利病，哀民生之憔悴，發憤著書，以救萬世。其言不為一時，其學不為一人，是謂真儒之學。若夫偽儒者，所讀不過功令之書，所業不過利祿之術，苟以頌德歌功、緣經術以取媚時君，固寵圖富貴而已。」
在鄧實的筆下，叔孫通、董仲舒、孔光、揚雄等大儒都是諂媚之徒，他們助長了「君學之天下」的格局；中國之所以能存留至今，正是由於「一二在野君子閉戶著書、憂時講學，本其愛國之忱，而為是經生之業；抱殘守缺，以俟後世而已」。在1907年，鄧實進行了最後蓋棺定論式的論述，認為「吾國綿綿延延以至於今者，實賴在周有伯夷、在秦有仲連、在漢有兩生、在東漢有鄭康成、而在晚明有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顏習齋、孫夏峰、李二曲諸先生之學為一線之系也。」羅志田指出，較1904年的陳述相比，鄧實刪去了孫明復、二程、朱熹等宋代大儒，增加了更加講究實用的顏、孫、李三人，更加凸顯出其去正統化、關注邊緣思想家的國學觀念。
在這樣一種變相確立國學道統的論調中，俺們似乎可以看到鄧實弘揚國學的野心。他將國學的道統與君王的政統相對立，認為「而歷代帝王寧使亡國敗家相隨屬，而卒不肯以國學易君學者，其故何哉？夫君學者，以人君之是非為是非者也，其言順而易入。國學者，不以人君之是非為是非者也，其言逆而難從。」非惟君學與國學對立，君主本身也與國學對立，並促使偽儒之學的產生。鄧實也並不將希望寄予民眾，而是訴諸「真儒之學」，提出「夫使君學之盛行而國學之不振者，吾民亦與有過焉矣。吾聞泰西……而觀俺國，則歷代雖有一二巨儒精研覃思自成宗派，其學術非無統系之可言，而空山講學所與倡和者惟其門徒及二三知己耳，而社會不知尊仰，後人不聞表彰，故其學派遂日遠而日微。」從這個意義上說，鄧實與梁啟超強調國史與民史並重不同，有著更加濃重的以「真儒之學」為線索的道統傾向。在他的體系中，民眾並沒有發揮到應有的作用，國學保存史更多的是在君主專制的大背景下真儒之學與偽儒之學之間的鬥爭史，也可以理解為國學與君學的鬥爭史，甚至思想家與君主的鬥爭史。
三、君主與君學
誠如羅志田所分析的那樣，伯夷在上述國學道統中的出現，暗示著「君學」的起源可以上追至秦政以前。則君學之興，實不待秦政之行，而與君主相始終。換言之，若說「真儒」是國學保存的希望，則君主正是君學昌盛的禍根。與國學道統相對應的便是君學之統及其對國學的破壞：「夫自漢立五經博士，而君學之統開；隋唐以制科取士，而君學之統固。及至宋明，士之所讀者，功令之書；所學者，功令之學。遙遙二千年，神州之天下，一君學之天下也，安見有所謂國學者哉？」
戰國時代的學術自由，絕非是因為當時的君主更為賢明聖哲，而是「士之懷奇抱異者無不用，雖一材一藝，皆得出而貢獻於俺國民。甲國不用則之乙國，乙國不用則之丙國。今日白衣，明日將相矣；朝為屠牧，暮作公卿矣。是以門閥之弊風能一掃凈盡著，當此時代為極點；人民之思想能活動自由者，亦以此時代為極點。」這是客觀形勢所迫，而非主觀意願所致。若有條件，則「霸天下之主，以陰謀取天下，不得不以陰謀守之。故其開國之第一事，必以誅鋤民氣、閉塞民智為至急之務。」他們的另一方法，則是吸引偽儒以君學代替國學，以科舉等手段、利祿等目標誘使他們「遷就其生平之所學，以腴時君」。
愚民與誘儒，在鞏固專制、推行君學上是相輔相成的。在獨尊所謂的「儒術」之後，偽儒在術上「日習端整之書法干祿，蔓衍不急之文章以老其才」，在道上「閉門獨學，孤陋寡聞」。如此，則偽儒「評點講章咿唔墨卷而已」，民眾「出作入息，仰見光，俯見土」，真儒反而會被「攻之不已，至欲殺之，殺之非刀非兵，或殺之以言語，或殺之以文字」，眼睜睜地看著偽儒與民眾一同建造一個君主主導下的「純然一愚不肖所結成之社會」。
四、國家與國學
由上文俺們可以探知，鄧實反對君主專制及其所鼓吹的「君學」和「偽儒之學」，指出他們所引起的偽儒和愚民橫行的惡果，並將變革的希望寄托在隱世傳道的「真儒」身上。而鄧實上述主張，還是以光大國家與民族為旨歸。他說：「漢學、宋學，皆有其真，得其真而用之，皆可救今日之中國。夫漢學解釋理欲，則發明公理；掇拾遺經，則保存國學。公理明則壓制之禍免，而民權日伸；國學存則愛國之心，有以附屬，而神州或可再造。宋學嚴夷夏、內外之防，則有民族之思想，大死節復仇之義，則有尚武之風。民族主義立，尚武之風行，則中國或可不亡。雖亡而民心未死，終有復興之日。」為了救國，他倡導打通漢學與宋學等的界限，一同為保存國學、發揚民心而努力。
這樣一種「為國之學」的國學主張，並非因為有一個值得鄧節驕傲的國家，而恰恰是因為「不國不學」。依他的看法，「專制出，則學其所學，而非吾之所謂學矣；外族興，則國其所國，而非吾之所謂國也。非吾學，則謂之異學；非吾國，則謂之異國。異學異國，充塞吾神州之土。」這既體現了他反對專制的思想，也暗含著他夷夏之防的提法。比這些更重要、更迫切的，則是所謂的中西之爭，即「禦侮無人，憂時之士憤神州之不振、哀黃民之多艱，以謂中國之弱，弱於中國之學；中國之學必不足以強中國。於是而求西學，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聖」。筆者以為，正是因西學的衝擊使得「不國不學」的局面愈發難以應付，鄧實便祭出了保存國粹、弘揚國學的大旗。
自然，國學因有利於國家而應被發揚，因紮根於國家而得以發揚。它不僅是時間上的概念，也是空間上的概念，即「國學者何，一國所自有之學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國焉。有其國者有其學。學也者，學其一國之學，以為國用，而自治其一國者也。故既有國則必有先知先覺之聖人出焉，著書立說，以俟百世。」於是，鄧實否認了西學完全適用於中國的可能，將國學與國家緊密捆綁在一起，並將真儒視作「為國家立學，為生民立命」的先知先覺者和聖人。他還認為，「白人之地理便於商，白人之風俗原於武，白人之政體本於國家，故白人之教貴平等，而黃人之教尊倫常，此其不同之故，蓋成於其天然之所構造，而人治不與矣。」 因此「欲易吾學以為泰西之學，則必先易吾土地人種以為泰西之土地人種」。
雖然鄧實認為「西學入華，宿儒瞠目，而考其實際，多與諸子相符」，但他也沒有否認西學的價值，還試圖借鑒十五世紀「歐洲古學復興之世」的經驗實現二十世紀「亞洲古學復興之世」。他堅持的是，全盤西化不僅有難度，更有弊端。鄧實並不相信泰西之學能在中國的土壤上直接長出豐碩的果實，反而可能因為中國人民「不知道德之為何物」而變為「至劣極惡之品，反成為弊害之叢也」。鄧實的解決之道，則仍舊把光復舊道德置於發明新道德之前。這當然也是出於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利益的需要，無學則無國。在西學猖獗的情況下，「今之受侮於外族也，其禍必至於種族滅絕，神靈消喪，越千萬年而未能蘇」。更何況，西人對中國懷有著佔有利益和瓜分國土的野心，「皆挾其帝國主義之政策以集注於一隅」。
鄧實在康梁等人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君學」與「國學」之辨的重要議題，指出在君主專制的「據亂世」下「偽儒之學」佔據儒學主流、君學排除國學的「不國不學」的局面。鄧實也相信，真正的「國學」，也即被埋沒的「古學」，在那些在野「真儒」的手中得到傳承，形成國學之統。這其中蘊含的價值，尚未在中國得以實踐，但紮根於中國的大地，也必將服務於中國的復興，使中國和亞洲實現二十世紀的「古學復興」。這樣一種樸素的對君主專制的批判、對傳統文化的信心，可以總結為在建立近代民族文化過程中學術思想的資產階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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