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沒有人願意張揚的學術研討會，和一個日漸緊迫的話題

潘鳴嘯（Michel Bonnin）要來上海開一個研討會。

他是一名法國漢學家，說著一口流利的中文，目前是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客座教授。

1973 年，潘鳴嘯帶著對中國的好奇心來到香港，原本想研究當代儒學，沒想到卻在租屋處遇見「逃港知青」，這些知青的真實故事，讓潘鳴嘯找到了一個窺見神秘中國的途徑。

在潘鳴嘯之前，美國作者托馬斯·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的著作《上山下鄉——一個美國人眼中的中國知青運動》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先行定調外國人視角中的「中國知青」——一場 「解決城市人口膨脹和城市失業率日漸高漲的社會壓力」 的運動。

但潘鳴嘯認為問題不只於此。他開始進行長達 30 多年的研究，採訪無數名知青也拜訪許多研究知青的學者，為確保資料的真實性，交叉比對過眾多的文獻資料。2004 年潘鳴嘯出版法文版《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此後於 2009 年發行香港版、2010 年發行大陸版。

潘鳴嘯《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

在一段時間裡，潘鳴嘯是我的採訪對象，不過他已經確認要參加在復旦大學舉辦的研討會，既沒有公開的議程，也沒有發布詳細的消息。與此同時，復旦大學歷史系的官方網站上，也找不到相關的信息。

唯一可以確認的是，這個活動是一個學術研討會，研討對象是中國知青。

1968 年是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重要轉折點。這場運動從 1955 年在各地就已經陸續開展，但 1968 那一年因為毛澤東的 「一二·二一 指示 」 ，使得下鄉人數到達最高峰。

從 1968 年到 1979 年共 12 年間，約有 1650 萬知青被送到農村，加上之前的數量，總數將近 2000 萬人。而他們的子女家庭所覆蓋的人口數量，會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不同年度和種類的知青下放人數，資料參考自潘鳴嘯《上山下鄉運動再評價》。

從影響和覆蓋人群和歷史來講，這個人類近代史中最大規模的遷徙運動，本來應該也是一個大事。不過，這個研討會卻很低調。

「你是復旦的，直接來聽就是了」。活動開始前三天，為了確認活動是公開的，《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詢問會務方，他們說事前已經討論過，不把活動消息放上官網，也不刻意宣傳。

後來，研討會的其中一個組織者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金光耀說，去年九月開始籌備會議，並向海內外學者發出邀請信，共有四個單位主辦，包含復旦大學歷史系、國家社科重大項目課題組、上海知識青年管理幹部學院，以及上海知識青年歷史文化研究會。

看起來，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大事，但沒有人願意張揚。

金光耀和上海社科院金大陸研究員上一次組織這個活動是十年前的 2008 年。

同年的 12 月 21 日、22 日，復旦大學歷史系和上海社會科學院舉辦了一場 「2008 知青學術研討會」。時值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 40 周年，也是雲南西雙版納墾區知青發起的全國知青大返城 30 周年。

「 2008 年召開了第一次知青學術研討會。這個會的成果之一，我們編了文集，現在準備編第二個文集。」金大陸說明十年後再次召開會議的原因。

那一年的的研討會並沒有想像中的順利。「2008 年的會幾乎全是知青出身的學者，他們之間的經歷千差萬別，因此影響到他們的態度和觀點，吵得不可開交，所以這次限制了會議規模。」 一名會務人員告訴《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

2015 年，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成為國家社科基金會重大項目，這是中國第一個有關知青的國家級研究課題。金光耀與金大陸分別是課題組的首席專家與子課題負責人。

許多知名知青學者都參與了課題組，包含最早一批研究知青運動的中國社科院劉小萌研究員，中國社科院定宜庄研究員等人，他們認為課題組有助於當代史的研究，同時，也呼籲史料查證與公開的重要性。

根據課題組的規劃，前三年的工作重點將放在「知青史料」，尤其是檔案資料的收集和整理。成員們得做出與學術相關的研討與貢獻，比如說，在海內外舉辦學術研討會，或是出版研究書籍包含《上海知青在江西檔案資料選編》《從「活動」到「運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江西的歷史考察》《文革時期京滬知青階層化的個人閱讀》。

2018 年的研討會其實也是課題組的項目之一，算下來剛好滿三年，會議也命名為 「新史料與新視野：上山下鄉與知識青年學術研討會」。

1968 年 12 月《人民日報》接連幾天刊出毛澤東的 「一二·二一指示」，寫著：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6 月 22 日，會議如期進行。

學術研討會是一種相當密集的論壇形式，每二十分鐘一個發言，兩天的會議，共有多達 23 個報告。

研討會地點在復旦大學光華樓里的一間研討室，場地不大，活動當天才來了 40 多人，會場就已經塞滿了。與會人員包含 32 位學者、3 位研究生、10 位前來旁聽的老知青，以及少許的普通旁聽者。

老知青們大多坐在會場外圍，他們當中有些人積極記錄這場活動的過程，以拍照或是錄影的方式。

主辦方希望能加強學術討論的氛圍，所以留了不少時間給學者們討論，會議開始前他們向老知青們說明會議規則：盡量把時間留給與會學者。

這樣的提醒，引起部分老知青的不滿。

6 月 23 日上午 10 點半左右，研討會進行到第二天上半場，第一組討論結束後的茶歇時間，一位名為周公正的老知青從場邊的座位站了起來，他向金大陸表示自己要離開現場。

周公正一邊指著會議手冊上的「與會學者名單」，一邊從口袋拿出一百元說要歸還前一天所吃的便當餐費，他用上海話說：「我講句不好聽的，我們知青就是來充場面的」。

兩個人的爭執將近 20 分鐘，一路從會議室到電梯口。不過期間沒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大部分的人都在會議室里或者走廊上，跟其他學者討論上一場的主題。反倒是一名老知青經過兩人，淡淡地說了句：「我們已經習慣了」，接著走回會議室。

金大陸不停勸阻周公正，並強調活動後半段會給他們發言。最後周公正回到了研討室里，但待不到兩小時之後，又在中場的午餐時間離開會場。

知青上山下鄉通知書（圖 / 華夏知青網）

類似的會經常有這種衝突事件。

周公正離開會場前告訴《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我對金大陸沒有不滿。我就是一個老知青，只是很正常參加這個會議。整個社會把我們邊緣化。這個研究我很珍重，是唯一可以對知青做出公正評價的，但我們知青就是給人利用，需要的時候就用我們。」

「像病退的主題我最有發言權。」周公正補充說。

周公正口中的病退主題是第二天的一個討論主題：「疾病與製造疾病：上海知青病退政策的演變」，由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學朱文靜教師報告。

連續兩天的研討會，共有 7 場報告主題，每場分別有 3 - 4 名講者。這些主題包含後知青時代的問題討論、知青運動的動機與成因、知青與當地農村的關係、閩粵贛邊地區的知青研究、知青口述史、知青美學、知青婚姻等。

議程安排上，通常資深的學者與年輕的講者也被分在不同組別集中討論。

學術研究與個人經驗有著難以調和的矛盾。美國埃默里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徐彬，在會上提出記憶與歷史的問題：「現場很多人有自己的經歷，當然這也有好處，學術跟大眾的經歷模糊，可以使得學術研究傳的更快些，第二個就是把這一代人的定位，然後跟學術議題相重合之後，課題就會顯得很狹窄，就是變成一個小眾消費的東西。」

2015 年，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鄧曉芒接受 「共識網」 里一個欄目「我要問學者」的提問，其中對於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有個問題說到：「知識青年下鄉可以給廣大農村地區輸送科技文化知識，給農業的發展帶來生機與活力」。

鄧曉芒當時回應：「你還相信上山下鄉給農村帶來了文化知識，可見你只從官樣文章中了解這場運動。...你說的那些道理，都是當年騙我們下鄉的道理，我們已經醒悟了，想不到你們倒前仆後繼了，幸好現在我們還在，不然就死無對證了。」

儘管是學術研討會，這種「死無對證」的情緒如今依然強烈。

現年 60 歲的朱盛鐳，連續兩天都來參加研討會，每當他在現場聽到年輕研究者的報告，時不時就會轉頭對隔壁的人，補上幾句：「不是這樣的。」

朱盛鐳是一名上海人，1970 年下鄉到山西，共 7 年時間。由於知青身份，他平時就很積极參与相關的活動，「我不想多說，他們有些想法有些是錯的，幸虧我們還在，不然死無對證，年輕一代的研究者，就是有這個問題。他們都是看數據，不太好。」 朱盛鐳告訴《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

這依然是學術研究與個人經驗的差別。鑒於可公開資料有限，對資料匱乏的擔憂和質疑，往往會為歷史研究製造噪音。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在會上提起一段外人不太清楚的歷史事件，關於央務知青與廣西南寧 「四二二」 慘案。

「在央務成名時期，那個報告文學《根深葉茂》上是一個字都沒有的。如果我們不講這央務到底是怎麼回事，以後的人們就不會知道了」，秦暉進一步補充：「當年知青運動中有很多報導，對這些報導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一種是你相信他，就會認為那是個激情燃燒的歲月。如果你不相信這些宣傳，你就會覺得這些人就是為了想當官而不擇手段的那種，是所謂的政治紅人。但我覺得實際上的真實可能是在這兩者之外的。」

連續兩場的研討會當中，不少學者都會提及史料的問題。確實，一旦有了新史料，就很可能出現有別以往的發現，反之，也會陷入一些難以釐清的邏輯爭論當中。

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歷史系學院葉青教授表示：「我們在收集史料上很艱難，比我想像中的艱難，在我看來知青能夠成為重要課題應該還好，目前感覺知青還好，但碰到文革還是比較敏感的。」

由於材料缺失，一些關於知青運動的邏輯還沒有釐清，比如上山下鄉的動機，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鄧傑講師提問：「我們發現現在有個主流的解釋是意識形態說，就是說教育改革。但這無法解決一個邏輯的問題，為什麼要去農村而不是工廠？還有一種就是解決城市就業問題，那這樣至少有兩條路，就是至少有個是可以增加城市的就業。」

這個看法與潘鳴嘯有出入，他認為經濟動因不是主要原因：「這個議題還在辯論，之後也還會辯論，我的看法就是政治運動。」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的鄭謙研究員認為，必須掌握史料，才有助於分析知青運動，「知青的敘述將由老一代知青傳入年輕一代的手裡，他們沒有知青的經歷，他們面對的是史料、文學作品。他們不會有我們這種強烈的知青經歷，他們的研究可一定會跟我們有差。所以將來知青研究會出現多樣化。」

金大陸說起十年間，知青研究所出現的其中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 「文學作品變少了，出現文學往史學轉的跡象」。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定宜庄研究員說：「過去很多研究會喜歡用文學作品，但我覺得那隻能代表知青的一小部分。知青研究中，我們常把小說當作學術研究，其實這是很特殊的，其他運動很少出現這種現象。然而，我們搞知青研究的這種現象出現的特別多。」

面對知青研究，徐彬說：「這不是歷史課題，而是記憶課題。」

中國當代史研究的地方檔案開放，一直是專業研究的問題。這個問題同樣出現在潘鳴嘯研究知青的過程。他藉助許多已經公開的報刊文獻，地方志，統計年鑒，以及文學作品，最後搭配口述訪談資料交互論證，才得以進行一個相對全面的研究分析。

一位年輕研究者說自己在搜尋歷史檔案時，確實遇上檔案不公開的情況，但還是挖掘到不少新的材料，不過由於檔案不公開，他也不清楚具體會有哪些檔案可以使用。

另一名參與活動的年輕研究者在活動現場表示：「當今所有知青研究中文章被引用次數最高、最核心的成員都來了」，每到茶歇時間，她會把握時間與那些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進行交流。

十年前，同樣參與知青研討會的潘鳴嘯回憶起兩次經歷：「當時旁聽者比較多，而在我記憶里他們在問答時間談自己的經歷很多，也在他們之間有一些比較激烈的矛盾。這次，組織者成功地保護了學術討論的氣氛。」

2008 年，海內外有將近 80 位知青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學者們一同參與研討會，根據媒體報導，「 這是 40 年來在中國召開的影響力最大的關於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理論研討會」。

不過說起來，兩次會議的參與學者陣容並沒有太大差異。

2008 年 "知青學術研討會"

2018 年 「新史料與新視野：上山下鄉與知識青年學術研討會」

2018 年 6 月 23 日晚間 6 點，今年的研討會圓滿落幕的那一刻，會務人員才把活動的照片與記錄發在朋友圈中。不少人是從這一刻起才知道，原來複旦大學在周末有過這麼一場學術研討會。

製圖：馮秀霞、王愷曼

題圖來自知青上山下鄉宣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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