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張勳的升遷之道，個人之幸，國家之大不幸

原標題：小人物張勳的升遷之道，個人之幸，國家之大不幸

張勳（1854年12月14日—1923年9月11日），乳名順生者，字少軒、紹軒，號松壽老人，溥儀賜謚號忠武，江西省奉新縣人。

八歲，其祖父張坤一蒙太平天國之難，其母亦於是年暴病而死。張勳自述《松壽老人自敘》，特表其祖父之節行，頗可觀：

辛酉年，八歲，適粵寇（指太平軍）躪縣境，鄉人四竄。先父王昆一公獨不行，陷賊，賊逼指富室名，不告，臨以刃，則詈之，因遇害。

《松壽老人自敘》，是張勳晚年隱居天津松壽居，於1922年，應族人之邀而寫的自敘傳。其文文辭簡約，不重敘事，唯敘張勳官職、履歷及兒女情況。此處，特敘其祖之忠義節烈，或為自我期許。民國之後，太平天國起義，已為革命黨正名，政治上的評價與晚清截然相反，張勳仍書之為「賊」，以王朝價值觀論定起義者為反賊，既有切身家仇，更有遺民國恨。

張勳十一歲，其父張衍任病歿。同年，張衍任遺腹子系球生。孤兒寡母，家境困頓不堪。年十四，繼母溫氏亦病歿。張勳與其弟系球相依為命，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據《奉新文史資料第二輯·張勳史料》中多篇族人、相關人士的回憶性文章來看，張勳在此段時間失學、失養，靠在田間捉魚摸蝦為生。

年十五，經一位熊姓作頭（長工頭）的介紹，張勳受雇翰林許振禕家，先為僱工，後為其子童僕和伴讀。這在張勳的履歷中，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契機。

許振禕，清同治二年（1863年）進士，為曾國藩門生。許振禕在曾國藩幕府共16年，歷經太平天國戰爭的整個過程，交遊遍及湘淮軍系統。這是張勳後來得以進入軍界的因緣。

張勳在許家充當童僕的時間，長達十年之久。1879年，張勳二十六歲，在南昌府衙內當旗牌兵，也就是侍衛兵。張勳從軍，出於許家的推薦。

1883年，許振禕將張勳推薦給湖南巡撫潘鼎新，得六品軍功，為百總（相當於連長）。這一年，張勳已年近三十。張勳在軍界的資歷淺，並無戰功，而經許振禕推薦，即得六品軍功，這一破格之舉，殊非尋常。這一破格用人的舉動，也足見晚清軍紀之敗壞，用人權操縱於地方武人、督撫之手，湘淮系用人唯親、唯私、唯裙帶，全無人事考核提拔之規範。

晚清政局動蕩，權力下移，給武人的非常態化上升提供了機遇。袁世凱之投效淮軍吳長慶部，並迅速崛起，與張勳之在軍界發跡，可等同觀之。所不同者，張勳出身卑賤，無祖蔭可承，袁氏祖上袁甲三，為淮軍名將，在淮軍系統本就根深葉茂，不需要其他人烘托，袁世凱自動繼承了這些軍中的人脈關係。

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張勳隨潘鼎新部開赴中法邊界作戰，調蘇元春部。張身先士卒，數戰有功，由百總而千總，進而都司（正四品，相當於旅長）、游擊（師長），管帶廣武右軍各營，駐紮廣西邊防。後蘇元春受排擠退職賦閑，張勳亦遭遣散。值得一提的是，日後同為民國著名人物的陸榮廷，也出自蘇元春部，並因與張勳的這段共事關係，兩人保持了終生之友誼。

1893年，張勳經人介紹，投效毅軍宋慶部。張勳與毅軍的淵源始於此。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宋慶部消極避戰，張勳無所作為，「策據虎耳山，以扼鴨綠江，未果，和議成，乃西入京師」。隨後，張勳脫離毅軍，投到奉旨正在組建新防軍的岑春煊名下，並統領新防軍。岑春煊以甲午戰事赴援山東，山東巡撫李秉衡極力排斥新防軍，新防軍遂解散，張勳的差事再次落空。同年，淮軍老將、毅軍的領袖人物薑桂題將張勳介紹給了在小站練兵的袁世凱，袁委以頭等先鋒官一職。這是又一次契機，張勳在北洋系統中的元老地位，由此確定。1900年庚子事變之前，張勳之軍職，由任新建陸軍工程營管帶（營長）、行營中軍（督練處總務長），1899年升至總兵。

新建陸軍在晚清，取代八旗、綠營以及湘淮系，一躍而成為國家武力之基礎，這是清廷應對軍事現代化而不得不做出的回應。新建陸軍中，小站系尤以得到朝廷財政、人力支持最多，編製龐大，十餘年間，即成為北方中國最為核心的軍事力量。這個軍事系統在辛亥年革命後取得政權，一躍而成為覆蓋北中國的軍政系統。

經1913年南北一戰，北洋系勢力越過長江，除西南幾省之外，中國大部分省的督軍、省長，幾乎都出自北洋。張勳處北洋這一不斷上升的系統中，其個人之獲升遷，一如段祺瑞、馮國璋、王世珍、徐世昌等迅速上升，順理成章。

1901年，榮祿保薦張勳為副將（相當於今天的軍長），以提督總兵記名，賞壯勇巴圖魯。所謂「記名」者，官吏有功績，交吏部或軍機處記名，以備提升。也就是說，張勳在次年，已獲提升為提督的資格。

是年，辛丑條約簽訂，帝後回鸞，袁世凱委派張勳前往扈駕。張勳忠於職守，對西太后恭謹有加。後以扈駕殷勤，諭令「宿衛端門」。此後，張勳的升遷路徑，又直接與帝室掛鉤。

1910年，張勳出任總管江防各軍職務，會辦長江防務事宜。值得注意的是，張勳所領江防營，原為由毅軍分化出來、由薑桂題所領的十個營，張勳將這十營江防營擴充到了20個營。

張勳在前清的升遷，有湘淮軍、北洋的背景，也有皇室的器重。以童僕出身，十餘年間，在軍界一路上升，獲皇室之恩眷再四。由百總而封疆，這種升遷，不合於常規化人才上升模式，在晚清動蕩之際，大異常情。張勳身份的複雜性，使得張勳的行為方式、政治理念，在民初自成一體。以北洋論，張勳雖與段祺瑞、馮國璋稱兄道弟，但終究是北洋外圍之人物。因受清室提攜，張勳對皇室之情感，非同一般。由此，也就決定了張勳在袁世凱時代，成為夾縫中人。

1911年辛亥革命起，張勳率部與新軍在南京作戰。

「八月亂作（辛亥革命），請援武昌未允，而蘇州從亂，其時總督將軍方與勛籌戰守，而全城文武，怵於黨焰，欲有以說勛。勛直斥之曰：諸公今日吾同官，明日苟建白旗者，吾即以賊視之。眾悚然而散，夜悉遁去。翌日第九鎮叛，蹙之雨花台，殺傷殆盡。」

後以民軍大聚，張勳糧援不繼，退屯徐州。遜位詔下，袁世凱遣使勞問，並詢張勳意見，勛答曰：「袁公之知不可負，君臣之義不能忘。袁公不負朝廷，勛安敢負袁公？」

舊時代的小人物張勳，之所以能在晚清二十餘年間在軍界扶搖直上，走的不是承平之日的常規上升渠道，而是非常規路線。張勳入湘軍而為百總、經人引介而入新建陸軍、扈駕而為西太后賞識，這些反常因素，對晚清來說，正說明了國政日漸荒殆，而對張勳個人來說，沒有清王朝「皇恩浩蕩」，豈有個人之扶搖直上、飛黃騰達？

不難想見，張勳出自社會下層，對於原本遙不可及之皇室，其崇拜心理，更甚於官僚階層。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對張勳來說，這一結果能被接受的前提，是清帝下詔主動退位。袁世凱雖則成了中華民國大總統，但袁本人，也相應地依照退位條件，承擔了清廷的護衛者的角色，這是張勳所謂「袁公不負朝廷，勛安敢負袁公」。反過來說，袁世凱如果有負朝廷，則張勳亦可負袁世凱。

我們從張勳入民國之後的做派，也可以看出張勳本人對於皇權及其政治體系的膜拜。一位徐州的百姓，如是目睹了張勳在徐州的氣派，「（張勳）官場氣十足，排場極大，每逢外出，即使是大白天，街上的商店均得上門閉戶，停止營業，斷絕交通，禁止任何行人。他的辮子軍前呼後擁，鳴鑼開道；警衛人員，荷槍實彈，如臨大敵。每五步一崗，士兵亦須面對外提槍，子彈上膛，作備放之勢。張勳出轅門時，放炮九響，前邊是對子馬，雙排炮一連人。馬隊後跟步兵一連，步兵後頂馬官撐大紅傘，傘後八位轎夫抬著大轎（名八抬轎）。張勳端坐轎內，好像一尊活菩薩，頭帶花翎帽，帽子上鑲避塵珠一顆，背後拖著大辮子，身穿長袍馬褂，腳穿長統皂靴，頸系一串所謂的朝珠，當時我很小，躲在門縫中偷看過多次，真是威風凜凜，不可一世。」張勳的這套排場，乃是前清督撫、將軍出巡之氣派。

有志於復辟，而不得機會，這是民初的復辟派與張勳共同的困境。在1912—1916年袁世凱當政時代，袁世凱以軍事強力，有效地控制了國家機器，並且一度（1914—1915年）相對成功地整合了民初的分裂狀態。顯然，在鐵板一塊的袁世凱時代，復辟難以找到縫隙，但隨著洪憲帝制的失敗以及袁世凱死去，機會來臨了。

張勳是民國初年相當奇特的人物，所有的「奇」，歸根結底，在一個詞—「反潮流」。張勳以及定武軍，在民國之後，依舊保留前清的髮辮和裝具，特徵相當鮮明。張勳本人，長辮拖地，長袍加身，頂戴花翎，儼然前清督撫的架勢。非但本人如此，其麾下「全體官兵仍然拖著大辮子，穿著清朝式的黃色號衣，袖口鑲著三道紅邊，腳穿黑色皂鞋」。從形制上來看，定武軍仍像是前清的軍隊。

髮辮與服飾，僅僅是表象，還不足以引人注意。如果沒有1917年的丁巳復辟，作為北洋邊緣武力的定武軍，最終的歷史，可能亦將如倪嗣沖的安武軍一樣，在軍閥紛爭中煙消雲散。

公元1917年，中華民國六年。或許，在駐紮徐州的定武軍首領、長江巡閱使張勳看來，應當是宣統九年。張勳及定武軍入民國之後，受人矚目，不僅因其軍事力量，更因其行為與思想特徵。張勳之「怪」，集中了兩種符號化的內容，「莽撞的武夫」與「愚昧的怪人」。「莽撞的武夫」，與丁巳復辟相關，而「愚昧的怪人」，則是對其思想與行為方式的定見。

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後，曾令張勳剪去辮子，張勳答以「可死不可從」⑦。張勳本人的辮子，至死保留。辮子是清朝遺物，政治意味不言而喻，不僅是忠於前朝，更有反對「新朝」之意。民國肇造，斷髮令下，叫好者眾，但惋惜、反對剪辮者，也不在少數。辮子「維繫著家家戶戶同王朝和傳統之間的一種歷史聯繫，因此，剪辮斷髮不啻是一種嚴肅的政治選擇了」，甚至有兵士，秘存剪下的辮子，以避禍福。

張勳留髮辮的舉動，無疑是正面抗拒民國。不過，張勳的「愚忠」，也未必全然不得反對派的同情。1917年丁巳復辟失敗之後，孫中山致書廣西督軍陸榮廷，稱「張勳強求復逆，亦屬愚忠，叛國之罪當誅，戀主之情可憫。文對於真復辟者，雖以為敵，未嘗不敬也」。孫書並痛批在丁巳復辟中起兵討逆的段祺瑞為「以偽共和易真復辟」。

張勳死後，曾參與辛亥年江西獨立的歐陽武在挽張勳聯中稱：「戴發效孤忠，無言不仇，無德不報；丹心照千古，其生也榮，其死也哀。」⑩即便是在政見不和的反對派眼中，張勳「戴發」，效忠故主，誠然是「吾道一以貫之」的政治品格。

前朝遺民，很多只是表現出一種政治姿態，沒有威脅。對民國來說，真正成問題的是，張勳不是退隱租借地、吟詩作賦不仕新朝的滿清遺老，而是手握重兵，一心要搞復辟的赳赳武夫。這不是秘密，只不過民國六年之前，機會沒來罷了。一個共和國，非但對於一心要顛覆國體的持君主論的軍人聽之任之，更賞以高官厚祿，這樣奇詭的政治局面的出現，是不是更嚴重的問題？

要搞懂新時代的舊式人物，關鍵在於，既要了解舊時代的塑造，更要弄明白新時代之所以讓舊人物不得志的原因，這是我們了解張勳的途徑。

小人物張勳以軍功而非科舉升任督撫大員，在文官控御政局的傳統王朝，這是張勳個人之幸，國家之大不幸。張勳在晚清的升遷史，恰恰反映了王朝的衰敗史，兩者相互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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