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朱特最後的演講：社會民主主義的生與死
撰文：托尼·朱特
翻譯：陶小路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編者按：2009年10月，著名歷史學家托尼·朱特在紐約大學發表演講，這是朱特第一次坐在輪椅上發表演講，也是他最後一次公開講話，演講的內容令許多人感到震撼。在這場持續近兩個小時的演講里，朱特談到了自己長期關注的幾個主題：知識分子和思想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對於過去的20世紀，美國人和歐洲人既不理解，也沒有能從中吸取教訓。演講結束後，全場起立鼓掌，掌聲經久不息。歷史學家理查德·沃林稱，這是他見過的最令人感動的場面之一。
朱特在演講中提醒人們，「只考慮利潤和虧損，避免做道德上的考慮並不是一種人類的天然狀態，它是人們後天習得的」，偉大的古典經濟學家們從不缺乏對政治的思考，而如今的我們似乎已經失去了政治地思考問題的能力：「我們似乎已經失去了對當下提出質疑的能力，更不用說提供替代方案。」希望通過這篇演講，諸位讀者能夠了解如今這種「普遍訴諸經濟主義」的現實是怎麼形成的，從對歷史的了解中獲得精神解放，反思許多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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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希望生活能變得更好。據近幾年的民意調查顯示，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自出生之日便能獲得更好的改善生活的機會。他們希望他們的妻子或女兒能像其他先進國家的女性一樣安全生產。他們希望以較低的成本得到全面的醫療保險，他們希望自己有更長的壽命，希望有更好的公共服務，犯罪率更低一些。
當同樣的這一群美國人知道奧地利、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或者荷蘭擁有他們想要的東西，可是這些國家稅收得多一些，政府是「干預型」的，他們中許多人會有這樣的反應：「可這是社會主義啊！我們不希望國家干涉我們的事務。最重要的是，我們不希望繳更多的稅。」
這種奇怪的認知失調其來有自。一個世紀前，德國社會學家維爾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問過一個很有名的問題：為什麼在美國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可以有很多種回答。這與美國遼闊的國土有些關係：在這樣大的一個國家裡，很難組織和維持共同的目標。當然還有文化的因素，這其中包括美國人對中央政府特有的懷疑。
當然，社會民主制和福利制度在小的、同質化程度較高的國家取得最好效果並非偶然，在這樣的國家裡，不信任和互相猜疑的問題不會表現得過於劇烈。你願意為其他人的服務和福利掏錢，這是因為你知道他們也會為你和你的孩子需要的服務和福利掏錢：因為他們和你一樣，他們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與你一樣。
與之相反，在那些移民和少數族裔多到已經改變一國人口組成的國家，我們通常會發現那裡的人們對他人的猜疑比較大，對福利制度沒有那麼熱心。最後，不容置疑的是，社會民主制和福利制度目前所面臨的挑戰很真實，也很嚴重。它們繼續存在下去沒有問題，但現在它們表現得不再像以前那麼自信了。
但我今晚所想討論的問題是：當下美國社會所存在的運行問題和不平等讓我們非常為之苦惱，可為什麼我們連去想像一個不同的社會都如此困難？我們似乎已經失去了對當下提出質疑的能力，更不用說提供替代方案。為我們共同的利益去設計出一套不同的制度為何會如此超出我們的想像力呢？
我們的缺點存在於「話語」上（discursive）——原諒我用了這個學術辭彙。我們根本不知道如何談論這些事情。要理解為什麼會是這種情況，我們需要先了解一點歷史：正如凱恩斯曾經說過的，「研究觀念的歷史是思想解放的必要前提」。出於精神解放的目的，今晚我建議大家花點時間來研究有關下面這樣一個偏見的歷史：今天人們普遍訴諸「經濟主義」，在所有的公共事務的討論中都要求助於經濟學。
在過去的30年里，在大部分英語國家中（雖然在歐洲大陸和其他地方表現得不是那麼強烈），當我們被問到是否支持某個提案或倡議，我們不會去問這個提案是好是壞，我們只會問：它是否有效率？它是否有效果？我們的生產總值是否會受益？它是否能促進增長？只考慮利潤和虧損（最狹義的經濟問題），避免做道德上的考慮並不是一種人類天然的狀態，它是人們後天習得的。
我們曾經有過類似的處境。1905年，年輕的威廉·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他在1942年完成的報告為英國的福利制度奠定了基礎）在牛津做了一場講座，他在講座中問：為什麼在公開辯論中政治哲學會被古典經濟學所遮蔽。貝弗里奇的問題在今天同樣適用，但是，請注意，偉大的古典經濟學家們的著作里從來不缺乏對政治的思考。18世紀時，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在有關經濟學的討論中佔有至高無上的位置。
事實上，擔心人們可能在公共政策中只考慮經濟問題不是現在才有。孔多塞侯爵是在商業資本主義發展早期便對資本主義有著最敏銳認識的作家之一，他曾經預見了這樣一個令他厭惡的未來，「在一個狂熱的民族的眼裡，自由將不過是保證財政事務能夠運行的必要條件而已」。在孔多塞侯爵的時代，法國大革命讓人們把自由地掙錢與自由本身混為一談。但是我們怎麼會在如今這個時代只從純粹的經濟學角度考慮問題呢？人們對虛弱的經濟學辭彙著迷並非沒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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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不是沒有原因，恰恰相反，我們生活在一個辯論長長的影子之下，而這場辯論對大多數人而言已經是完全陌生的了。如果我們問誰對當代英語國家經濟思想的影響最大，五位出生在非英語國家的思想家則會浮現在我們的腦海中：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以及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前兩位是芝加哥學派自由市場宏觀經濟學傑出的「祖師爺」。熊彼得最為人所知的是他對資本主義所擁有的「創造性破壞」力量的熱情描述，波普爾因他對「開放社會」的辯護和他的極權主義理論而知名。在戰後經濟繁榮發展的數十年中，德魯克的管理學著作對商業的理論和實踐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他們之中有三人出生在維也納，米塞斯出生在奧地利的倫貝格（今天烏克蘭的利沃夫），熊彼得出生在奧匈帝國首都北幾十英里以外的摩拉維亞。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發生在他們的母國奧地利的災難讓他們五人都深受震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災難和維也納進行的短暫的社會主義實驗之後，1934年，奧地利發生了一場反動政變，四年後，納粹入侵併佔領了奧地利。
他們五人都因此被迫流亡，他們所有人（哈耶克尤甚）在自己的著作和教學中都在對他們一生的核心問題做出回應：為什麼自由社會會崩潰並且被法西斯主義所控制（至少在奧地利是如此）？他們的答案是：左派（馬克思主義）嘗試在1918年後的奧地利引入國家計劃經濟體制，由市政府所有的公共事業以及集體化的經濟活動失敗了，這些做法不僅已經被證明是荒謬的，而且直接導致了極右的反動。
因此，歐洲悲劇的發生乃是因為左派的失敗：先是沒有能夠實現其目標，再就是沒有守好自己及自由的遺產。他們五位中的每一個人都得到了相同的結論，儘管他們的語氣非常不同，那就是：捍衛自由主義，捍衛一個開放的社會以及隨之而來的自由，最好的辦法就是讓政府遠離經濟生活。如果能將政府擋在安全距離以外，如果不準政治家（無論他們怎麼用心良苦）規劃、操縱或指揮民眾的事務，那麼無論極左還是極右分子都將無法產生影響力。
凱恩斯也面臨著同樣的挑戰：如何理解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所發生的事情並防止其再次發生？這位偉大的英國經濟學家出生於1883年（與熊彼得出生於同一年），成長於一個穩定、自信、繁榮、強大的英國。後來，他在英國財政部任職，另外他還參加了在凡爾賽宮舉行的和平談判，他以自己這樣特殊的身份目睹了他的世界崩塌的過程，他的文化和階級所給他的一切令人安心的確定性都隨之而去。凱恩斯問自己的問題跟哈耶克和他的奧地利同事們提出的問題一樣，可是他對此給出的答案與哈耶克他們非常不同。
凱恩斯承認，經歷維多利亞時代後期歐洲的解體對他的一生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事實上，他對經濟理論的貢獻之實質就在於他對不確定性的堅持：與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許多自信的妙方大不相同，凱恩斯堅持認為人類事務在根本上不可預測。如果要從經濟蕭條、法西斯主義和戰爭中吸取教訓，那麼這個教訓便是：上升到不安全和集體恐慌水平的不確定性會形成一種腐蝕力量，這種腐蝕力量曾經威脅並可能會再次威脅自由世界。
因此，凱恩斯尋求的是讓國家的社會保障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包括但不限於運用「反周期政策」（countercyclical）進行經濟干預。哈耶克提出的觀點與凱恩斯正相反。他在自己出版於1944年的經典之作《通往奴役之路》中寫道：
目前英國的很多政治著作與那些摧毀了德國對西方文明信念的作品（正是這些作品創造了可以讓納粹主義獲得成功的心靈狀態）有許多相似之處，我們無法用一般的語言來描述這種相似之處，以便讓人對它有足夠的認識。
換句話說，哈耶克明確預測道，如果工黨贏得權力，英國將出現法西斯主義。後來工黨的確贏得了選舉，但它之後執行的許多政策都與凱恩斯提出的觀點一致。在接下來的30年里，英國（像許多西方國家一樣）都將一直受到凱恩斯關心的問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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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在那之後這些奧地利出生的思想家們報了仇。（指20世紀70年代，在撒切爾夫人領導下，英國政府拋棄了凱恩斯主義政策，轉而支持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主張——譯者注）至於這件事為什麼會發生以及它為何在這些地方發生是個有趣的問題，我們只能在其他場合進行討論了。但無論出於何種原因，我們今天就生活在這些絕大多數出生於19世紀末的人們在70年前進行的辯論的微弱迴響之中——就如同逐漸隱沒的星星所發出的光。我們現在被鼓勵從經濟學角度思考問題，可以肯定的是，這種經濟學角度習慣上與這些遙遠的政治上的分歧沒有關聯。然而，如果我們不能理解這種政治上的分歧，那就會像是我們在說著一種我們不能完全理解的語言一樣。
福利制度有值得稱道的地方，它曾經取得過顯著的成就。在一些國家，它是社會民主主義，其根基是宏大的社會主義性質的立法方案；在另外一些國家，比如英國，福利制度等同於一系列旨在減少人們生活中的不利條件以及緩解財富和貧困兩極化的務實政策。戰後信奉新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共同的主題和普遍的成就是，它們成功遏制了不平等現象。如果你比較歐洲大陸所有國家以及英國和美國的貧富差距（無論從收入還是從資產上算），你會看到，以上各國的貧富差距在1945年之後的一代人里極大地縮小了。
更大的平等帶來了其他好處。隨著時間的推移，對極端主義政治（絕望、嫉妒、沒有安全感的政治）的恐懼減弱了。西方工業化世界進入了一個繁榮、安全、幸福的時代，它也許是一個泡沫，但它也是個讓人獲得安慰的泡沫，在其中的大多數人的生活比他們過去希望的要好很多，他們有充分的理由去信心滿滿地憧憬未來。
福利國家的悖論，所有的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國家（以及基督教民主主義國家）的悖論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的成功會削弱其吸引力。很可以理解的是，稅收的機構和系統，社會服務以及公共產品供給最堅定的維護者是對20世紀30年代有記憶的一代人，在他們眼中這些制度設計能夠保證自己的國家不回到恐怖的過往。然而他們的後代人已經開始忘記自己為什麼要尋求這樣的安全了（甚至在瑞典也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社會民主制將中產階級與自由主義制度聯合在一起（我在這裡用的是歐洲意義上的「中產階級」）。在許多情況下，他們和窮人得到了相同的福利援助和服務：免費教育、廉價或免費的醫療、公共養老金等。結果，到了20世紀60年代，歐洲中產階級的可支配收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許多生活的必需品已經通過稅預先支付了。歐洲的中產階級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生活在極大的恐懼和不安全感之中，因為社會民主制的制度設計，他們也很緊密地融入戰後的民主共識之中。
然而，到了70年代後期，這樣的考慮越來越被忽視。首先是撒切爾-里根時代的稅收和就業改革，然後很快又是對財政部門放鬆管制，不平等再次成為西方社會的問題。從20世紀第一個10年到60年代這段時間中，不平等指數在明顯下降，然而在過去30年里不平等指數又在穩步增長中。
今天美國的「基尼係數」（判斷窮人與富人收入分配差異的指標）與中國的水平相當。考慮到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少數富人與多數窮人之間拉開巨大距離不可避免，而美國的不平等係數與中國相當這一事實足以說明，我們與先前願望的距離已經拉得很遠了。
來考慮一下1996年《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Act，很難想出一個比它更奧威爾式的標題了），這個柯林頓時代的法案旨在終結美國的福利供給。該法案的規定讓我們想起英國近兩個世紀前通過的法案：1834年的《新濟貧法》。查爾斯·狄更斯在《霧都孤兒》中對《新濟貧法》的運作有過描述，所以我們對《新濟貧法》的規定並不陌生。書中諾亞·克萊博（Noah Claypole）對小奧利弗的嘲笑非常有名，諾亞稱奧利弗為「Work』us」（「濟貧院」），生活在1838年的諾亞所要表達的正是當我們今天輕蔑地說出「福利皇后」（「welfare queens」）這個詞時所表達的意思。
《新濟貧法》非常可惡，它迫使窮人和失業者在無論什麼低工資的工作和濟貧院的恥辱之間做選擇。《新濟貧法》和19世紀大多數其他形式的公共援助（人們仍然認為這是一種「慈善」，並這樣去稱呼它）故意提供給人們低水準的救助和支持，以便讓其吸引力比其他最糟的選擇還要低。該系統借鑒了古典經濟理論，這種理論否定了在一個有效的市場里失業的可能性：如果工資降到足夠低，同時人們又找不到有吸引力的其他選擇，那麼每個人都會找到工作。
在接下來的150年里，改革者力圖取代這種有損人格的做法。《新濟貧法》及其他國家類似的法案適時地被公共援助（作為公民享有的一項正當權利）所替代。無業公民不再被認為不應該得到公共援助，他們也不會因為自己的處境而被不公正對待，他們作為社會成員的良好信譽也不再受到隱性的誹謗。更重要的是，到了20世紀中葉，許多福利國家確立了以下認知：認為只有參與經濟活動才能具備公民身份是極不妥當的。
在當下美國這個失業率上升的時期，一個失業的男人或女人不是社會的正式成員。為了能夠有資格獲得甚為稀少的福利金，他們必須首先去找工作，並在適當時接受一份工作，不管這份工作提供什麼水平的工資，無論工資有多麼低，工作多麼讓人反感。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獲得自己同胞提供的補貼與援助的資格。
為什麼我們中間沒有幾個人去譴責這些由民主黨的總統制定的「改革」？為什麼我們對改革的受害者所承受的恥辱如此無動於衷？我們不但不去質疑這種倒退到早期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做法，我們反而已經適應得非常好，大家都一致保持著沉默，與上一代人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正如托爾斯泰提醒我們的那樣，「對於一個人來說，沒有什麼生活條件是他所不能習慣的，尤其是當他看到他身邊的每一個人都已經接受了的時候」。
「人會傾向於佩服且幾近崇拜富人和有權勢之人，輕視或至少忽視窮人和生活條件一般的人，這種傾向乃是造成我們的道德情操腐敗最大和最普遍的原因。」這不是我的話，它的作者是亞當·斯密，他認為我們可能會讚賞財富，蔑視貧窮，欽佩成功，鄙視失敗，而這將會是我們在商業社會（他預測了商業社會的到來）面臨的最大風險。現在這樣的風險已經是我們面對的一個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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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中有一個最明顯的實例，這個例子可能會讓很多人覺得它只是一個技術性的細節：私有化進程。在過去的30年里，西方以及許多非西方國家的政府對私有化崇拜有加。為什麼呢？最簡短的回答是，在預算受到限制的時代，私有化似乎能夠幫政府省錢。如果國家擁有一個效率低下的公共項目或昂貴的公共服務，比如一個自來水廠，一家汽車製造廠，一家鐵路公司，那麼它可以將其出售給私人買家。
這筆買賣能為國家掙錢。與此同時，這個項目或服務進入私營企業以後，私營企業為了追求利潤會讓服務或操作變得更加高效。每個人都能受益：服務改善了，國家擺脫了管理不當、不善的責任，投資者獲利，另外公共部門可以從出售中獲得一次性的收益。
理論上是這樣的，但操作起來則非常不同。我們在過去的10年看到的是，將公共責任穩步轉移到私營部門並沒有顯示出明顯的優勢。首先，私有化很低效。多數在政府看來適合賣到私營部門的服務已經在虧本經營了：無論是鐵路公司、煤礦、郵政服務或能源公用事業，給它們提供的投入以及維護它們的成本高於它們所希望能夠獲得的收入。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對於這一類公共項目而言，除非給私人買家比較高的折扣，否則它們對這些買家就沒有吸引力。但是，國家如果以低廉價格出售，公眾便要承擔損失。據計算，在撒切爾時代的英國所進行的私有化過程中，英國政府故意以低價將長期的公共資產出售給私人部門，從納稅人手中到股東及其他投資者手中凈轉移額達140億英鎊。
這筆損失應該再加上另外30億英鎊，這筆錢是銀行處理私有化收取的交易費用。因此，英國政府為出售資產向私營部門支付了170億英鎊（300億美元），如果它不花這筆錢就不會有買家。這筆錢數額巨大，它大約與哈佛大學的捐贈基金數目相當，或者接近巴拉圭或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一年的國內生產總值。這自然不是對公共資源的有效利用。
第二，私有化會造成「道德風險」（moral hazard）。私人投資者願意購買效率明顯低下的公共項目的唯一原因是國家會幫他們消除或減少風險。以倫敦地鐵為例，政府保證購買倫敦地鐵的公司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都會得到保護，不會遭受重大損失；「私人企業為追求利潤會提高效率」，這個支持私有化的經典經濟學理由也因此沒那麼有說服力了。這裡的「風險」是，在政府這樣保護下的私營部門至少和公共部門一樣低效；另外，產出的利潤都被私營部門拿走，而損失卻都由國家來承擔。
反對私有化的第三個或許也是最強有力的理由是下面這個。毫無疑問，許多公共產品和服務運行不善，比如存在著管理不力、投資不足等問題。儘管如此，那些如郵政、鐵路系統、養老院、監獄以及其他政府希望進行私有化的機構，不管怎麼運行不善也仍然是政府的責任。甚至在被賣掉後也不能讓它們完全受制於市場的諸多難以預測的變化。這些機構先天就需要有人進行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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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這種從根本上說屬於集體責任所具有的半私人、半公開的特性，我們便真的回到一個非常古老的事情上來了。如果今天的美國政府要審計你的納稅申報單，雖然決定調查你的是政府，但來調查你的很可能是一家私營公司。這樣的私營公司已與國家簽訂合同，由它代表國家完成工作；一些私營機構也以大致相同的方式與美國政府簽訂合同，為其在伊拉克和其他地方提供在安全、交通和技術上的專業支持（它們以此獲利）。今天的英國政府也以類似的方式與私營企業主簽訂合同，由私營公司來為老人提供養護服務，而這原本是國家的責任。
總之，各國政府將自己的職責移交給了私營公司，這些私營公司聲稱能比國家做得更好，而且花費更少。這在18世紀被稱為包稅（tax farming）。早期的現代政府往往缺乏收稅的手段，因而它們在個人中間進行招標，由個人來承擔收稅的工作。出價最高者便可以得到這份工作，只要他向政府支付事先談好的價格，他便可以盡其所能地去收稅，然後留下收益。因此政府在預期的稅收上打了個折扣，以換取中標者預先支付的現金。
法國君主制垮台後，人們普遍承認包稅效率低下得離奇。首先，它讓國家失去人民的信任，在人們心中國家便是由貪婪的奸商來代表的。其次，政府通過包稅所得到的稅收比一個管理能力高效的政府稅收系統所能收上來的稅低很多——只算替政府收稅的個人所得到的越來越多的利潤便已經是如此了。第三，納稅人會因此心生不滿。
在當今美國，我們的政府不受信任，公共資源不足。可有趣的是，我們的納稅人卻沒有表示不滿，或者，至少可以說，讓他們感到不滿的原因經常是錯的。儘管如此，從本質上來看，我們為自己製造的問題可以與大革命前的法國舊政府所面臨的問題相提並論。
今天的做法和18世紀一樣，我們取消了國家的責任，損害了它的能力，它的社會地位因而降低。我們隨之得到的是一個個「封閉的群體」：社會的一個個小部分，每個部分都天真地認為自己擁有獨立於集體及其公務員的功能。如果我們只與私人機構打交道，或者絕大多數時候都與它們打交道，那麼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將淡化自己與公共部門的關係，因為這些公共部門對我們沒有明顯的用處。在做與公共部門同樣的事情上，私營部門是做得更好還是更壞，以及它在做這些事情所需要的成本是更高還是更低都沒有太大關係。無論是哪種情況，我們都減少了對國家的效忠，我們還失去了應該與我們的同胞分享的重要的東西——過去很多時候我們曾經一起分享這些東西。
撒切爾夫人是這種做法在現代影響最大的踐行者之一，她很好地描述了這個過程，據報道稱，她曾經說道：「社會這種東西並不存在，有的只是男男女女的個人和家庭。」但是，如果只有個人，沒有社會這樣的東西，國家僅僅作為「守夜人」遠遠地監督各種活動而不參與，那麼又有什麼東西可以讓我們聯結在一起呢？我們已經接受私人警察、私人郵政服務，接受了在戰爭中為國家提供所需物品的私人機構以及很多其他私人機構。這些被我們「私有化」的責任正是現代國家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艱難地承擔起來的責任。
那麼，什麼可以在公民與國家之間起到緩衝作用呢？當然不是「社會」了，公共領域被損毀讓它的生存都成為問題。然而國家不會即刻消亡，即使我們將其所有的服務屬性去除，它仍然會在我們身邊存在，哪怕只是作為控制和壓制的力量存在。國家和個人之間將不會有中間機構存在，人們對這些機構的奉獻自然也不會再有：一個互惠的服務與義務組成的網路通過所有人共同佔據的公共空間得以建立，這樣的網路可以將公民維繫在一起，然而在公共領域被損毀以後，這個網路將不復存在。私人和企業將會競相劫持國家為自己的利益服務。
這樣的後果在今天不比在現代國家出現之前更有吸引力。事實上，我們所知道的國家建設的推動力量來自這樣一個明確的認識，即個人組成的集體如果沒有共同的目標和機構將無法長久存在下去。對於批評新興工業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者而言，私人利益可以促進公共利益就已經是一個明顯荒謬的概念了。用約翰·穆勒的話說，「一個社會只能通過金錢利益所產生的關係和感情來維繫這個想法從根本上令人厭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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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們應該做什麼呢？我們不得不從國家這個集體利益、集體目標和集體財產的化身著手。如果我們不能再次學會對國家進行思考，我們將不會走得太遠。但是，國家應該做什麼呢？它最起碼不應去做那些不必要重複做的事情，正如凱恩斯所寫的，「對於政府來說，最重要的是不要去做個人已經在做的事情，不管政府做得好一點還是差一點，而是去做那些目前沒有做的事情」。我們從過去一個世紀的痛苦經歷中知道，有一些事情是國家一定不能做的。
20世紀的那種對國家的進步主義敘事之基礎乃是我們的自負，這個基礎非常不穩固。這種自負讓我們認為歷史站在「我們」這些社會主義者、激進分子一邊，用伯納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後來的話說，我們認為我們改造世界的方案「得到了宇宙的祝福」。今天，我們無法說出這種讓人聽上去心安的話了。20世紀有著各種各樣的教義，這些教義告訴人們國家應該做什麼，並且提醒個人國家知道什麼事情對他們是有利的——如果有必要的話國家應該強迫個人接受這點，它們的自信令人感到驚恐。剛剛從這個世紀倖存的我們不能再回到曾經的那一切之中。所以，如果我們要對國家進行思考，我們首先要知道它的限度在哪裡。
由於同樣的原因，恢復使用20世紀早期的社會民主主義的論調也是徒勞的。在那些年裡，民主左翼的出現是為了替代各種不妥協的革命社會主義以及它們後來的繼任者。於是社會民主主義天然就有一種奇怪的精神分裂症，它在自信地踏步邁向一個更美好的未來的同時會一直緊張地看著自己的左邊。它似乎像在說：我們不是專制主義者。我們支持自由，反對壓制。我們都是民主黨人，但我們也相信社會公正和受到監管的市場等。
只要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主要目標是為了說服選民自己是一個在自由政體中受人尊敬的不同於當前做法的選擇，那麼採取這種防禦姿態便是有道理的。但在今天，這樣的論調是不符合邏輯的。像默克爾這樣的基督教民主黨人能在德國大選中勝過她的對手社會民主黨（即便這是在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期）並非偶然，雖然她所提供的一套政策在所有重要方面都與社會民主黨的方案相似。
這種或那種形式的社會民主主義對於當代歐洲政治來說都是些平淡無奇的主張。很少有歐洲政治家會不同意社會民主主義對國家職責所做的核心假定——無論他們對國家職責範圍的假定可能會有什麼不同，在有影響力的政治家中間當然就更少有人會不同意了。因此，社會民主黨無法在今天的歐洲提出與眾不同的東西：以法國的社會民主黨為例，甚至連他們對國有制不假思索的擁護立場也很難跟奉行戴高樂主義的右派的柯爾貝爾主義（Colbertism，重商主義的變種）主張區分開來。社會民主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目標。
問題不在於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策，而在於這些政策的措辭。由於來自左派的威權主義挑戰已經消失，這時再去強調「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就顯得多餘了。今天我們都是民主派，但談「社會」仍然有意義，考慮到幾十年前各方對公共部門的作用都沒有爭議地給予承認，現在去談「社會」可以說比那時候更有意義。那麼，在社會民主的政治方案中「社會」的獨特之處在哪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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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願意，請試想一下一個火車站。試想一個真正的火車站，不是紐約的賓夕法尼亞車站，那是一個堆在煤窯上的20世紀60時代失敗的購物中心。我是指像倫敦的滑鐵盧車站、巴黎東站、孟買壯觀的維多利亞火車站，或者柏林宏偉的新中央火車站這一類的火車站。私營部門在這些引人注目的現代生活的教堂中運行得非常好：畢竟，沒有理由讓國家來經營報攤或咖啡館。只要是還能記得英國鐵路的咖啡館裡那些用塑料包裝的、乾巴巴的三明治，任何人都會承認在這個領域裡，競爭應當得到鼓勵。
但是你不能在鐵路里引入競爭。鐵路和農業或郵政一樣，它們是經濟活動，可同時也是重要的公共產品。此外，你無法通過在一條軌道上開兩列火車然後看哪個運行得更高效的方式來讓鐵路系統變得更高效。鐵路是一種天然的壟斷。讓人難以置信的是，英國實際上已經在公交服務里引入了這種競爭。但公共交通的矛盾當然就是：它的工作完成得越好，效率就可能越低。
如果一輛巴士只為那些能夠負擔得起的人提供快速交通服務，避免開到只會有老人偶爾乘車的偏遠村莊，那麼開巴士的人能賺更多錢。但必須有人（國家或當地政府）來提供無利可圖的、低效的本地服務。如果沒有這種服務，那麼雖然削減公共服務可以獲得短期的經濟利益，但這種經濟效益會被社會所承受的長期損害所抵消。因此，「相互競爭」的公交車所導致的可預見的結果就是：公共部門所需要承擔的成本增加，票價大幅度提高到市場能夠承受的水平，快速巴士公司能掙取豐厚利潤（除了倫敦，那裡的需求足夠多）。
火車跟公交車一樣首先是一種社會服務。如果是運行從倫敦到愛丁堡、巴黎到馬賽、波士頓到華盛頓這些線路的特別快車，任何人都能掙到錢。但那些人們只是偶爾搭乘的火車線路怎麼辦？個人不可能有足夠的錢來支付這種人們使用並不頻繁的服務所需要的經濟成本。只有集體，亦即國家、政府、地方政府能做到。在某一類經濟學家看來，運營這些鐵路線路需要的補助總歸是低效的，他們會問：把鐵軌拆除，讓大家開自己的車不是會更省錢一些嗎？
1996年是英國鐵路私有化的前一年，英國國鐵當時給鐵路的補助在全歐洲最低。這一年，法國人計劃給鐵路投資的金額為人均21英鎊，義大利是33英鎊，英國只有9英鎊。這種差別在各國的全國鐵路系統所提供的服務質量上能得到準確反映，它還能解釋為什麼對英國鐵路系統進行私有化會造成巨大損失，英國鐵路系統的基礎設施太薄弱了。
但這種投資上的差別說明了我的觀點。法國人和義大利人早就把自己國家的鐵路看成是一種社會提供的服務。在偏遠地區通火車雖然成本高、收效低，但這樣做讓這些地區的生活可以正常進行。鐵路的存在讓人們在公路運輸之外多了一個選擇，對環境的破壞因之減少。鐵路及其提供的服務是一個社會所擁有的共同願望的象徵和符號。
我在上文建議，在偏遠地區通火車有其社會意義，儘管從經濟上看它的「效率不高」。不過，這當然也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社會民主主義者們如果僅僅提出值得稱讚的社會目標，可與此同時也承認它們所需要花費的成本比其他目標要高，那麼他們也走不了很遠。我們最後會一面承認社會服務的美德，一面批評提供這些服務所要花費的成本，然後無所作為。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我們用來評估成本的方法，不管是社會的還是經濟的方法。
我舉個例子。給窮人仁慈的施捨要比確保他們擁有可獲得全方位社會服務的權利便宜。我所謂的「仁慈」是指基於信仰之上的慈善行為，以及私人或獨立機構的慈善行為，還有以食品券、住房補貼、服裝補貼等形式發放的援助（能否獲得此類援助取決於申請者的收入水平）等。但它對接受這類援助的人帶來的羞辱是惡名遠揚的。英國政府在20世紀30年代對大蕭條的受害者做了「家庭經濟狀況調查」（means test），老一輩人現在回憶起這個調查仍然感到厭惡甚至憤怒。
與之相反，如果接受援助是你的權利，你就不會有被侮辱的感覺。如果得到失業金、退休金、殘疾補助、公共住房或其他援助是你的正當權利，不會有人來調查你的情況，確定你的生活是不是糟糕到「有資格」得到幫助，那麼你就不會為接受幫助而感到尷尬。然而，要讓人們獲得這種普遍的權利以及這些他們有權得到的東西勢必代價不菲。
但是，如果我們把羞辱本身當作一個社會需要承擔的成本呢？人們在接受生活必需品之前受到了同胞的羞辱，如果我們決定「量化」這種蒙羞所帶來的危害如何？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在對生產力、效率或幸福感的估算中把羞辱性的施捨和有權得到的福利之間的區別考慮進來如何？我們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提供普遍的社會服務、公共醫療保險或者對公共交通進行補貼實際上是一個以低成本、高效率實現我們共同目標的方式。這種做法本身就會存在爭議：我們如何量化「羞辱」？不讓一些孤立的公民獲取都市資源所造成的損失可以衡量嗎？如果可以，那麼這樣的損失是多少？我們願意為一個良好的社會支付多少錢？這些問題的答案都還不清楚。但是，除非我們去問這些問題，否則我們又怎麼希望給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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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說「好社會」的時候我們究竟指的是什麼？從規範的角度看，首先我們可能要有一個道德的「敘事」，然後將我們的集體選擇置於其中。目前狹義的經濟術語制約著我們的對話，這種狹義的經濟術語之後將被這樣的道德敘事所取代。但是，用這種方式來定義我們的總體目標並非易事。
過去，社會民主主義無疑會關心對與錯的問題，因它繼承了馬克思主義以前的道德語彙（這種道德語彙中融入了基督教對貧富的兩極分化和物質主義崇拜的厭惡），所以更會如此。但這種關心經常會遭到意識形態的詰問。資本主義是否註定會滅亡？如果是，某個政策是會促進其滅亡還是可能推遲其滅亡？如果資本主義並非註定滅亡，那麼就必須從不同的角度去構想政策。無論在哪種情況下，相關問題通常考慮的是「整個體系」的未來而非某個舉措本身的優點或缺點。這些問題現在已經不再困擾我們，我們因而可以更直接地去面對我們的選擇在道德上可能帶來的後果。
金融資本主義或者「商業社會」（18世紀的稱呼）讓我們憎惡的東西是什麼？在目前的制度設計中，讓我們本能地覺得不對勁的地方在哪裡，我們又能做些什麼？什麼事情讓我們覺得不公平？在面對有錢人犧牲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不受控制地為自己的利益遊說時，是什麼冒犯了我們的合宜感（sense of propriety）？我們損失了什麼？
這些問題的答案應該以道德批判的形式出現：批判不受限制的市場的缺陷或不負責任的國家。我們要理解它們為什麼會冒犯我們的正義感或公平感。一句話，我們需要回到「目的王國」（the kingdom of ends）。社會民主主義在這個問題上面的作用有限，因為它對資本主義困境的回應僅僅是啟蒙運動的道德話語對「社會問題」姍姍來遲的一種表達。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非常不同。
我認為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的不安全時代。凱恩斯在他1919年出版的《凡爾賽合約的經濟後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書中對上一個不安全時代的分析讓人記憶猶新。然而在上一個不安全時代之前的幾十年里，經濟繁榮，社會進步，人們生活的國際化程度大幅度增加，「全球化」這個詞彼時尚未出現，但其過程已然開始。正如凱恩斯所描述的，商業經濟已傳播到世界各地。貿易和通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著。1914年以前，人們普遍確信和平的經濟交流的邏輯將戰勝各國的國家利益。誰也沒有料到這一切將戛然而止，然而這的確發生了。
我們也已經度過了一個穩定、確定的時代，認為經濟會無限期增長的錯覺我們曾經也有過，但這一切已成為過去。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在經濟上會沒有安全感，在文化上也面臨不確定性。我們確實比「二戰」以來任何時候都缺乏對我們的集體目標、我們的環境福祉或者人身安全的自信。我們不知道我們的孩子將繼承一個怎樣的世界，但我們不能再欺騙自己去假定我們的世界中令人寬慰的部分一定會在他們的世界延續。
我們必須重新審視我們祖父那一代人是如何應對類似的挑戰和威脅的。歐洲的社會民主制、美國的羅斯福新政（the New Deal）和「大社會計劃」（the Great Society）都是對那個時代的不安全感和不平等做出的明確回應。在現在的西方世界，知道世界在自己眼前崩塌意味著什麼的老人已經所剩無幾。我們很難想像自由制度會完全崩潰，也很難想像民主共識會徹底解體，但就是這次崩潰引發了凱恩斯和哈耶克之間進行的那場辯論，凱恩斯主義的共識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妥協便在這場辯論中應運而生：我們就是在這樣的共識和妥協中成長起來的，然而現在它們的吸引力卻被自己取得的成功所掩蓋。
如果社會民主主義能夠有未來，那麼它得是「帶著畏懼之心的社會民主主義」。我們不能去試圖恢復那種對進展感到樂觀的語言，而是應該重新認識不久的過去。今天這些完全不認同現狀的人首先要做的就是去提醒聽眾們自己在20世紀取得了什麼樣的成就，提醒他們如果冒冒失失地匆忙拆毀這些成就可能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直接地說，左派需要保守住一些東西。右派繼承了雄心勃勃的現代主義去破壞以及在實現普世性計劃的名義下革新的衝動。社會民主主義者的風格和志向一貫都比較溫和，然而他們需要更自信地多講自己過去取得的成就：社會服務國家的興起；花費百年時間建立的公共部門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促進了我們的集體認同和共同目標；作為權利的福利得以確立，提供福利成為一項社會責任。這些都不是普普通通的成就。
我們不應該因為這些成就不夠完美而感到不安。就算我們從20世紀什麼也沒學到，我們也至少應該能明白，答案越完美，後果越可怕。我們可以期望最好的結果便是在不理想的情況下做不完美的改進，或許這也是我們應該追求的。有些人在過去的30年里系統地去瓦解這些改進，動搖它們的根基，對此我們應該比現在更憤怒。他們的這種做法還應該引起我們的擔憂，哪怕只是出於審慎的理由：為什麼我們這樣急於推倒前人辛苦建起的堤防？我們能這麼肯定洪水不會來嗎？
「帶著畏懼之心的社會民主主義」值得我們為之奮鬥。放棄一個世紀的努力是對我們前人的背叛，也是對後人的背叛。說社會民主主義（或者類似的東西）代表著未來，代表我們為自己繪製的理想世界會讓人很快意，但是這種說法會誤導別人。它甚至不能代表理想的過去。但在我們現在所有的選擇之中，社會民主主義比其他的選擇都好。奧威爾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一書里反思自己剛剛經歷的巴塞羅那革命時說過這樣的話：
這裡面的很多事情我並不明白，從某些方面說，我甚至也不喜歡它，但我立刻認識到這是一件值得為之奮鬥的事業。
我認為，奧威爾的這句話也完全適用於我們所能夠從20世紀的社會民主主義的記憶中挽回的東西。
本文由托尼·朱特於2009年10月19日在紐約大學做的最後一次公開演講改編而成，收入《事實改變之後》。演講的視頻可以在雷馬克研究所的網站上找到：remarque.as.nyu.edu/object/io_1256242927496.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yNVz7MTS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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